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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丁一夫


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如果知道有一个人叫达赖喇嘛的，那么对达赖喇嘛持有怎样的看法，基本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分成两类：在国境线以外的人，包括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得道高僧，是藏民族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具有生命智慧的智者，也是一个主张非暴力，为保存藏民族文明，为藏人谋求福利，为藏地现代化而毕生努力的人，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为世界各国领袖推崇的伟大政治人物；在国境线以内的十几亿人，扣除六百万藏人，如果问起达赖喇嘛是怎样的人，就会回答说是“分裂集团头子”，是“叛国分子”，是“披着袈裟的豺狼”。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毕生没有看到过达赖喇嘛的一张照片，没有读过达赖喇嘛几十本著作中的任何一本书，没有听过达赖喇嘛无数次讲经中的任何一句话，没有听说过达赖喇嘛那不平凡生平的一个故事，只读到听到官方人物表态和中国媒体对达赖喇嘛不断重复的抹黑。中国人固执地视达赖喇嘛为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中国人应该知道，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从亲政到出走





达赖喇嘛少年时期接受的是封闭式的严格僧侣教育。1950年底，解放军大军压境，封闭的西藏将被外力占领的前景指日可待，十四世达赖喇嘛被推到了执掌西藏政府的地位，那时他年仅16岁，还在紧张进行宗教学习。这时的西藏上下，对于解放军到来以后将发生什么，主要不是参照40年前清末驻藏大臣时期的记忆，而是参照蒙古在共产党掌权以后佛教遭到惨烈的毁灭性打击。拉萨僧俗的人心惶惶，可想而知。于是，在昌都战役藏军失利，解放军入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达赖喇嘛随西藏噶厦政府前往印度边境附近的亚东，以便必要时进入印度避难。





这时的达赖喇嘛虽然没有政治经验，他的僧侣教育却使得他具备一个民族领袖的责任感。他没有失去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希望。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很了解汉地和汉人，告诫他共产党到来后，情况将非常艰难。他仍然答应了中央政府指定的要求，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他给代表团的指令是，不带西藏政府的官方印鉴，只谈判不签约。可是，代表团在北京遭遇巨大压力，违反达赖喇嘛给他们的指令，签下了十七条协议。





这是达赖喇嘛亲政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打击。这时候，在亚东的他的家人，以及其他一些他可以信赖的官员，都强烈建议他前往印度寻求庇护，不要回拉萨，以免不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也通过非正式途径传递信息，表示如果他出走流亡，美国愿意负担他在国外的生活费用。但是，他却希望和中央政府达成谅解与合作，决定返回拉萨，等待解放军到来。而这个时候，中央派出的特使张经武正在经过印度赶往亚东的路上。达赖喇嘛在张经武到达亚东以前就做出了返回拉萨的决定。达赖喇嘛回拉萨的决定，让中央政府在国际上摆脱了“入侵西藏”的困境，对内可以宣传“和平解放”，对外则表明解放军进藏是得到西藏政府认可的。尽管解放军有武力进藏的实力，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和平解放”而不是“武力解放”，可以说是让中央政府如释重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对西藏政策持谨慎态度，中央政府需要西藏政府和上层僧俗阶层的合作。中央一再说，西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暂时不搞土改，不搞民主改革。当下面的地方官员土改心切的时候，中央下令把西藏问题上的一切决定权收归中央，防止共产党的基层官员走极端。（《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1949-1961》）





可是，大量解放军和内地官员来到拉萨以后，已经对拉萨藏人的供给造成困难，藏人中渐渐产生了对解放军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达赖喇嘛总是利用讲经和接见民众的机会，劝说藏人以和为贵。藏人的文化是十分讲究礼仪的，这和一些解放军与共产党官员的傲慢无礼恰成对比。面对一些汉族干部的粗暴干涉，达赖喇嘛一直采取一忍再忍的态度。解放军方面对反映藏人意愿的人民会议非常不满，达赖喇嘛为避免冲突，应他们的要求解散了人民会议。张经武对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极为不满，为了平息张经武的怒气，达赖喇嘛要求这两位他信任的主要官员辞职。（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由》）





1954年，19岁的达赖喇嘛应中央政府邀请访问了北京，并在内地其他地方参观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都和达赖喇嘛多次谈话。毛泽东一再承诺，共产党到西藏是来帮助藏人发展经济和社会，在西藏暂时不搞内地的土改，什么时候搞，要让藏人自己同意，自己愿意搞才搞。那个时代，西藏有自己的旗帜，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以后西藏可以保留这面旗帜。（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的谈话，见M. Goldstein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达赖喇嘛对科学昌明与物质进步一直抱着热情和好奇。他的前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力逼迫下，曾两次出走流亡，看到了外界的物质进步和技术强大，已经意识到西藏不可能继续封闭下去。现代化是藏文明生存下去的必由之路。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更是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也认识到藏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亲政以后就不顾贵族僧侣的反对，废除了藏地延续千年的债务继承制度，为负债而不能摆脱的穷人解除了终身负担。他还在西藏政府中成立了改革办公室，研究逐步进行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途径。





但是，达赖喇嘛心目中的改革理想，和共产党官员跃跃欲试在藏地实行的“民主改革”有一个巨大的不同：达赖喇嘛的改革建立在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佛教理念基础上，而共产党的改革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虽然在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中心地区，共产党官员受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土改，但是在超过一半藏人生活的周边四省藏区，地方官员不愿受中央对西藏采取克制政策的约束，纷纷开始了土改等“民主改革”，在藏区发动阶级斗争，一开始就祸及寺庙。





在藏人社会，藏人视为珍贵的佛法僧三宝集中体现在寺庙，寺庙集中了藏人的精英，通常拥有土地和大量珍宝。共产党的土改向大家族和寺庙开刀，用共产党在汉地搞革命的方式发动阶级斗争，和藏人社会产生强烈冲突。特别是四川，甘肃，和青海藏区，藏人反抗，共产党无情镇压。康定事件，巴塘事件，理塘事件，循化事件，用解放军正规军的大炮机枪镇压藏族平民，甚至出动飞机轰炸寺庙。惨绝人寰的镇压把藏人逼上梁山，藏人武装在受到军队清剿之下，只能携儿带女退往西藏中心地区。于是，把本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艰难问题放到了一直在争取和中央政府合作的年轻达赖喇嘛面前。





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内地，处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幻觉之中，左倾思潮占了上风。共产党将按照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这个国家，那时候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后来持续很多年的灾难。但是，对于藏人来说，立足于佛教和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他们和汉人不同，清楚地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对他们来说，事情非常简单，他们以前听说的，发生在共产党蒙古的灭佛运动，现在降临到他们头上了。





1956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摩尼诞辰2500年庆典，对于佛教僧侣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朝圣机会。从拉萨前往印度，有历史上的商道。但是，中央政府拒绝让达赖喇嘛前往印度。达赖喇嘛不愿和中央发生冲突，不得不决定放弃这次久盼的机会。后来，中央政府突然又同意达赖喇嘛前往访问，于是达赖喇嘛得以在印度朝圣和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就是在达赖喇嘛1954年访问北京和1956年访问印度的两年里，四川甘肃和青海等省对藏区的强行土改，把藏人逼到了生存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困境，达赖喇嘛再次产生了出走的念头。这是藏民族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候的应因方式：当藏民族的生活方式遭遇外界打击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出走就保住了藏人的佛教核心和精神，那就是藏民族的未来希望。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外敌大军压境的时候两次出走流亡，或许被不了解藏文化的外人视作怯弱，却被藏人视作理所当然的英明之举而拥护之。达赖喇嘛出走，不会因为权力真空而造成更多的冲突，对于藏人来说，保住了达赖喇嘛，就有了未来复兴的希望。





达赖喇嘛在印度对尼赫鲁表示，他想留在印度，因为作为一个佛教僧侣，他面对藏地土改而引发的暴力，已经非常困难。可是，尼赫鲁表示反对，劝他回西藏，继续和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合作。尼赫鲁还让出访在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来劝说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周恩来阐述了在四川等藏区发生的暴力土改事件，诉说藏人僧俗民众在共产党土改政策下的苦难状况。周恩来承认有些地方的官员犯下了错误，答应将这些情况报告中央，承诺改正错误。周恩来还再次保证，在西藏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如果六年不够，可以继续延后。





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周恩来在出访多国和归国途中两次停留印度，约见达赖喇嘛，劝说达赖喇嘛回西藏，一再保证纠正土改中的错误，不在西藏强行搞改革。中央政府仍然需要达赖喇嘛的合作，来保障西藏地区的稳定。达赖喇嘛再次决定回到拉萨。尽管这个时候的达赖喇嘛对于周恩来的承诺已经没有信心，他知道这种承诺很可能只是一个策略，目的只是要他回到西藏，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但是他还是决定再一次做出妥协，回到了拉萨。





可是，事实证明，中央政府只能在计划中的西藏自治区内暂缓民主改革，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来纠正周边四川甘肃和青海等省藏区的阶级斗争。这些藏区的康巴人和安多人和共产党土改政策的冲突愈演愈烈。著名的循化事件中，解放军正规部队用机枪扫射被包围的“叛乱分子”，一直到发现藏人根本没有还击能力才止手，被打死的五百多人都是没有武器的男女老少。 （降边嘉措《班禅大师》）





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以后，试图安抚藏民，再次和中央政府合作。那时，拉萨的汉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一方面是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和藏民的利益与文化冲突日益显示，藏人的风俗习惯，比如不狩猎不吃鱼，被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视为落后；另一方面，是四川等地大量康巴人反抗力量，在遭到解放军围剿的压力下，逃到拉萨和周边地区，形成了康巴人的难民潮。





此时的达赖喇嘛正在准备一生中最紧张最困难的佛教考试。他除了利用一些机会安抚藏民以外，多次向张经武等中央代表和共产党干部反映下面的问题，为藏民遭遇的不公正和暴力提出抗议。在达赖喇嘛的劝说下，拉萨的藏族上层僧俗还怀着和共产党相安处事的希望，指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全盘崩溃，但是，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藏民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底层藏民和解放军及共产党干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导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1959年3月事件





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的1959年3月拉萨事件，源于拉萨的底层藏民，即拉萨的市民和来到拉萨避难的康巴难民发起的抗议活动。





那时，拉萨藏人和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藏人和解放军之间互相完全不信任。藏人不再相信解放军来到拉萨是怀着好意，为了帮助藏人，而汉族干部也不敢相信藏人，不敢单独外出。3月初传言解放军邀请达赖喇嘛去军区观看演出，并有不能带武装卫士等异常规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藏人相信解放军要把达赖喇嘛挟持到北京去，于是日夜包围达赖喇嘛住的夏宫罗布林卡，打死了一个亲近解放军的藏人官员。底层藏民，噶厦政府和解放军，形成对峙局面。





这些底层藏民并没有严密组织和明确的长期目标。虽然他们集合在罗布林卡门口和围墙外的时候，也像世界各地的广场集会人群一样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负责分配任务，轮流守卫，但是他们只是要达到保护达赖喇嘛，阻止别人把达赖喇嘛带到军区去的目的。这些集会的藏民，和四水六岗等康巴反抗武装没有关系。事实上，四水六岗等反抗武装有自己的规矩，不在圣城拉萨发生武力冲突，他们远在拉萨之外的山南。





面对几年来拉萨藏民和解放军的紧张局面，达赖喇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作为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和佛教高僧，他不可能对黎民百姓的苦难困境无动于衷，可是他秉承慈悲和智慧的原则，深知藏人的武装反抗会引来更强烈的报复，导致更多无辜平民的死伤。他只能尽其所能在解放军和藏民之间斡旋调解。





他只要有机会就向解放军一方反映藏民所受的不公待遇，向他们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恪守十七条协议和中央的承诺，不要实施违背藏人自己意愿的政策。他写了两封亲笔信，通过在拉萨的中央代表呈交毛泽东，向他直接报告西藏的紧张局面，但始终没有收到回音。而面对藏人，他要求他们忍耐，不要放弃和汉人和解的希望，不要动用武力反抗和报复。他总是明确表示，他不会支持任何动武的做法。他要求藏人耐心等待等待他向中央反映，等待中央出手纠正地方官员的极端冒进政策，等待情况改善。





就在3月事件前，青海玉树结古地方的边倩寺活佛青美央东（Chime Youngdong）经过艰难长途跋涉来到拉萨，求见达赖喇嘛，目的是寻求帮助。青美央东仁波切是玉树地区的一个著名高僧，他率手下僧侣反抗土改，遭到镇压后，带领追随者退入西藏中心地区。1959年2月中旬他在拉萨见到了达赖喇嘛，向达赖喇嘛讲述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和受到的残酷对待。他认为，噶厦政府没有把下面的真实情况都告诉达赖喇嘛，他要让达赖喇嘛知道，底层藏民是这样想怎样说的。他要达赖喇嘛支持他们的反抗斗争。





达赖喇嘛听到藏民苦难，表情十分痛苦。他表示，他钦佩青美央东仁波切等的反抗，但是明确表示，他认为这样的反抗，会引来更剧烈的报复镇压，最终受伤害最多的，仍然是藏人。以暴制暴不是出路。达赖喇嘛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动用武器的做法”。这使青美央东仁波切很失望。青美央东仁波切提出，要在青海玉树地区组织一支地方武装，认为这支武装可以维持地方上的安定，防止冲突扩散，希望达赖喇嘛支持。达赖喇嘛当即予以拒绝，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大灾难。达赖喇嘛劝说，中央政府正在让解放军表现得更理智，这个时候去组织地方武装，增加敌意，是不明智的。青美央东告诉达赖喇嘛，有上万康巴人跟随他离开家乡，已经逃到西藏中心地区，当解放军在杀死我们的妇女儿童，在摧毁寺庙的时候，不可能指望康巴人无所作为。达赖喇嘛坚持反对动武，要求他们更耐心一些，更容忍一些。（Noel Barber, 《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 Dalai Lama’s fight for Tibet》）





事实上，一直到3月拉萨事件爆发，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一直想勉为其难地维持拉萨的和平局面。很多康巴人和拉萨市民希望噶厦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希望给他们发放西藏政府武器库里的枪支弹药，但是遭到了拒绝。





而与此同时，西藏和周边省份的解放军却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调兵遣将，部署平叛（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平息西藏叛乱》）。解放军部署平叛的对象，不是在山南的四水六岗等游击队，而是集合在罗布林卡门口的示威平民。最后，从解放军军区送来的阿沛阿旺晋美的信，要求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地图上标出自己居住的房子，以便解放军炮轰时避开这房子，预示着中央和解放军武力镇压的决心，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明确。达赖喇嘛看到，拉萨民众和解放军以及噶厦政府对峙的起因是民众不愿让达赖喇嘛前往军区，以免被挟持。如果这种对峙持续下去，流血冲突迫在眉睫。避免这种对峙持续下去的唯一可能是解除这一对峙的原因，那就是他离开罗布林卡，离开拉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希望和解放军合作达成拉萨安定局面的达赖喇嘛，不得不出走，踏上了前辈走过的流亡道路。达赖喇嘛一行渡过拉萨河以后，他还派出信使返回拉萨，要求留在拉萨的噶厦政府成员，尽量和解放军谈判，避免流血冲突。





在他秘密出走以后仅仅一天，外界对他的出走还一无所知，解放军和中央政府也不知道他已经出走的时候，解放军于3月19日凌晨炮轰罗布林卡，开始“平叛”。解放军的炮火一开始就击中了达赖喇嘛原来居住的房子。在解放军强大火力包围下的藏民，手里没有武器，到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冲进噶厦政府的仓库，拿到仓库里从来没有用过的枪支，然而已经无济于事。一些反抗的市民，怨恨噶厦政府长期来拒绝帮助武装群众，甚至气得要殴打留下来的噶厦政府官员。这些反抗者，没有死于镇压的，大多以后在监狱里度过将近二十年，包括那位返回拉萨以图和解放军谈判和平的信使和大多数官员。（《The Momo Gun: Tenpa Soepa’s Story》）





从1951年到1959年，达赖喇嘛忍辱负重，试图和中央政府和平相处的努力，历经八年，终于失败，被迫流亡。这八年，不是达赖喇嘛背弃了中央政府，而是中央政府背弃了达赖喇嘛。





流亡中的自由





中央政府在获悉达赖喇嘛出走后，宣布解散了西藏噶厦政府。达赖喇嘛进入印度以前，在靠近边境的隆子宗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废除十七条协议，争取西藏独立。这一转变，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前，十三世达赖喇嘛走过的同样的路。





上世纪初，当英国军队在荣赫鹏率领下入侵西藏的时候，晚清政府无力保护西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北流亡，驻藏大臣有泰反而一味指责藏人，向朝廷进言贬斥达赖喇嘛。以后，清廷又企图在藏地“收归政权”，令川军入藏，逼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南再次流亡，清廷还宣布剥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辛亥革命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政府要恢复达赖喇嘛名号的时候，遭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拒绝，被史家评为西藏的第一个独立宣言，开始了此后西藏“事实上”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四十年。而这种独立局面，就是由清廷无理的单边行为引出来的。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先生评“川军入藏为藏人离叛中土之根源”，可谓一语中的。（《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见《藏学研究论丛-吴丰培专辑》）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流亡印度，却呈现了比起十三世的流亡更为惨烈的景象，那就是随后有近十万藏民翻越喜马拉雅山，追随达赖喇嘛来到湿热的印度次大陆。十三世的两次出走并没有引起底层藏民的流亡，因为无论是英军的入侵还是川军入藏，都没有严重影响普通藏民百姓的生存。而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是在整个藏地底层藏民的生活和佛教寺庙已经“鸡犬不宁”的形势下发生的，随之而来的是土改推向西藏，紧接着是公社化和文革，藏地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二十年。藏传佛教各派幸存的高僧大德，几乎全部出走流亡。对于这些年里藏人的生活和遭遇，过来人发表了一些回忆录，但是相关的汉语出版物几乎是凤毛麟角。





而达赖喇嘛带领的流亡藏人，被迫和家乡藏人完全隔绝，他们在陌生而气候严酷的印度次大陆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很多人死于疾病和逃亡路上的磨难。年仅二十五岁的达赖喇嘛，肩负着十万同胞在异国他乡的存亡，还肩负着保护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重任。





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流亡藏人在印度次大陆的几十个地方定居下来，陆陆续续地盖起了寺庙，办起了学校，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组织良好的政治难民群体，也是最为和平，最受所在国人民和全世界尊重的难民群体。藏传佛教在流亡的困境下，打破了持续千年的神秘封闭状态，走向了世界。佛教提倡的慈悲和智慧，让西方世界耳目一新。同时，达赖喇嘛坚持说服流亡藏人，藏民族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流亡政府和社区要学习民主，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苏嘉宏著《流亡中的民主》）





文革结束后，中国引来了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11月，中国政府公开释放了34名西藏高级政治犯，他们大多是噶厦政府的官员，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20年。1979年，邓小平派出密使，通过私人渠道向达赖喇嘛传递对话信息，欢迎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回国看看”。于是，达赖喇嘛迎来了又一次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机会，以后派出了由他的哥哥，妹妹和其他人带领的四个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西藏及周边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地藏区考察。邓小平向达赖喇嘛发出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信息。





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怀着巨大的热情欢迎这次对话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和中央政府达成协议，能够结束流亡，回归故乡。而此时的中央政府，在文革中受尽冤屈，饱受磨难的老一代革命家重新执掌了政权，吃过了自己一手造成的极端政策的苦头，有些甚至家破人亡，此时将心比心，恻隐之心自然而生，在中国红色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氛围。胡耀邦等领导人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深知过去造成了多少人间冤屈和苦难。在考察藏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为藏人生活之贫困与艰苦而震惊。中央主动向达赖喇嘛示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代领导人，是亲自参与“解放西藏”和“平叛”的，回过头来看，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达赖喇嘛从16岁亲政起就没有干过对不起中央政府的事情，相反，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一再食言，背弃了达赖喇嘛，把达赖喇嘛逼上了流亡之路。这一代领导人也了解中央在50年代初进藏时的思路，“让藏人把自己的旗帜打起来”，达到让藏人治藏的自治局面。他们知道，中国政府如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问题，那就还需要达赖喇嘛的合作。





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在藏区受到底层藏民的欢迎，其狂热程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也让中国的藏区地方干部看到了藏民在他们统治几十年后积累的怨恨和悲情。而来自自由的流亡社区的代表团，被藏区所受到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几千所佛教寺庙的毁灭深深震惊，被藏民同胞承受的贫穷和不自由而深感悲哀。有一个由青年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见藏民群众的时候，情不自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这种表达，是当地干部不习惯不允许的。他们被命令提前结束考察，返回印度。





流亡藏人对藏区同胞困苦状态的反应，其实很好理解。那些年里藏人所受的苦难，尤其是公社化对藏人的人身约束和大饥荒，“斗争会”对藏民社会伦理的破坏，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能想象。从土改到文革，中国内地有什么地方能逃脱这种种灾难？在当代世界史上，只有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能够和这一时期的中国相比。但是，和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相比，藏人的苦难更深了一层。汉人的遭遇，以中国近代史近百年的演变为背景，共产党的政策植根于汉民族内部，是汉民族内部一点一点产生出来的，是汉人自己的选择。不管这一选择是不是“失算”，你只能怪自己民族的共产党，你不能怪其他民族的人。而藏民族的遭遇完全不同，是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一样的语言的外族人，把这一切从外部强行加到他们头上。如果说，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那么西藏的变迁，只是外界强迫他们革命，外来的主义和西藏社会一点没有关系。事实上，50年代以前屈指可数的藏族共产党人是在汉地和汉人一起搞革命。藏民族是完全被动地承受了外族给与他们的苦难。所以说，在那些年里，尽管汉藏人民都在受着极端路线造成的恶果，可不同的是，汉民族的遭遇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藏民族的遭遇还是民族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流亡藏人曾经对这次汉藏对话怀着极大的希望。当中央政府透露说，藏区发展教育缺乏藏语教师，欢迎境外藏人支援的时候，流亡社区立即响应，甚至拟定了回藏支援教育的教师名单。可惜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内部有关路线的政治斗争仍然在继续。八十年代后期，政治走向又一次转向保守。在汉藏关系上，中央政府又一次食言，对话中断。标志性的88，89年的拉萨事件，和天安门事件一起，开始了又一个20年的政治保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