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是陕西韩城井溢村人，1925年参加胡景翼统率的国民二军，同年就被派往苏联的基辅联合军官学校学习。次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师哲入党后就和情报保卫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在苏联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工作，后转到莫斯科。直到1940年才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师哲回国后在中共领袖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先后担任过毛的俄文翻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职务，期间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因而他的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峰与谷》一向受到学界重视，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颇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在《师哲回忆录》中他也描述了不少接触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等。而中共党内的那位“人间阎王”康生，师哲与之也打过不少交道。由于在苏期间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工作，因而在师哲返回延安后，先后担任过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等职务，参与当时的锄奸保卫工作。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边区保安处长周兴，而其上领导保安处的则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社会部的部长就是康生，因为工作关系，师哲与康生接触不少。康生作恶多端，早已为人所共知。而师哲文革中被康生送入秦城，也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其回忆录中对康生毫不客气，将其恶行，一一照录。其回忆录《峰与谷》中更专门以“我所知道的康生”为题，揭露了康生在延安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时令人发指的罪行。
1．活体解剖：据师哲回忆：“1940─1941年间，有一次，我陪同陈郁同志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参观中师哲等人被带到“一间设分宽敞、明亮的大厅”他们看到大厅的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担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他们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连从事多年锄奸保卫工作的师哲都不由得毛骨悚然。他在回忆录中不禁问道：“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215页）
2.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们的革命史料常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来说明所谓反革命的残暴。但革命者自己又是如何呢？根据苏联的肃反理论，如果在100个人中有1个反革命，那为了消灭他，99个革命同志也应该心甘情愿的死去。
我们据说是吸取了教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事实如何呢，《师哲回忆录》中提到的几件事，可以为上述理论作个注脚。“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215页）。”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就因为这女孩子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有个当大汉奸的叔叔（王克敏），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做特务关押起来。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女孩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5个春秋。《师哲回忆录》记录了审讯中他与女孩的一段对话，问：“你和王克敏什么关系？”女孩回答：“我叫他叔叔。”又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答：“我来，他不知道。”再问：“为什么到延安来？”答：“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答曰：“不知道。”女孩的天真，让锄奸专家们也有些不忍，复查的结果认为女孩不可能是王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216页）于是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的释放，但这一建议始终未获康生的批准，女孩以后的命运如何，回忆录中没有交代，想到以后那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运动，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更离奇的是几个外国人的案子，“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和澳洲谋生的，”（217页）一旦他们落入康生手中，厄运就来了。先是一直被关押。胡宗南军攻延安，“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昧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全部尸体都塞进一口枯井里。”如此滥杀无辜，“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极为不利”。所以以后的几十年绝口不提，那几个外国人也就这么做了异乡的孤魂野鬼。
尽管康生如此作恶累累，但让师哲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此中奥秘，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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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
师哲对康生有着刻骨仇恨。
1926年10月，师哲在前苏联基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10月，转到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928年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兼任翻译及文化教员。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师哲被派到西伯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其间亲历了前苏联的肃反运动。1940年3月25日，师哲抵达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延安，师哲名义上是任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共和国建立后，师哲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多次访苏，商讨抗美援朝、朝鲜停战、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等问题。
1957年1月，师哲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生活小事，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康生抓住把柄，乘机以泄私愤，无限上纲，坚持将师哲开除党籍，并下放到陕西扶风。1959年至1962年，师哲在扶风农场“戴罪”劳动。
1962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组织部急电精神，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交代问题。从此师哲开始了长达13年的囚禁生活。1975年5月，师哲被释放出狱。虽然结束了铁窗生活，但他的“案子”并未结束，仍被下放到陕西扶风，在那里又度过三年。
1978年冬，师哲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中奉召回京。1979年春回大地的日子里，师哲在政治上终于获得了新生，中组部做出了“师哲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在王震的建议下，他不久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任顾问。1986年师哲因患脑血栓偏瘫离休。
1998年8月17日，师哲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