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24
許多人都以為，梵谷是個無神論者；
就連知名作家余光中所譯的《梵谷傳》，也傾向認為，
梵谷把他對神的信仰留在了礦坑。
但是，華府「三一論壇」資深院士，
牛津大學博士葛尼斯，
卻根據最新的梵谷研究指出，
梵谷自始至終，都沒遺棄他的信仰。
適逢梵谷畫作登台，
不妨也來讀讀葛尼斯的精彩作品，
且看葛尼斯如何為梵谷的信仰翻案，
期望提供您一個嶄新的眼光，
來欣賞梵谷美麗的畫作。
燃燒的信心---梵谷為何堅持信仰? Part I
作者：葛尼斯
「我的時候尚未來到；有的人是死後才出生。」這是尼采在發瘋之前的幾個月，對自己的大膽預言，這預言後來真的實現了。一八八○年代，他穿梭於法國尼斯的艾慈（Eze-sur-Nice），義大利的杜林（Torino）和波陀芬諾（Portofino），以及瑞士靠近聖模里茲（St. Moritz）的席爾斯瑪麗亞（Sils Maria）之間，在痛苦不斷地折磨下，他出版了大量革命性和影響深遠的著作，最終讓二十世紀被視為是尼采思想的註解與延伸。
同樣的「死後才出生」也可用在梵谷身上。每次當拍賣商的木槌敲下，他的另一幅畫作又創天價，舉世的眼光才再度對焦在他那短暫、孤寂、悲慘、失敗，以及完全被誤解的一生。
今日情況依舊。儘管梵谷的畫作名列世上最受歡迎的作品，他生平事蹟大半還矇蔽在無知和誤解中。畢竟，梵谷因苦於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而自殺，這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嗎？導致他自殺的憂鬱，不早已在一八九○年陰沉的畫作《群鴉飛過麥田》（Crows over the Wheatfield）中預告了嗎？而他的憂鬱不也是源於十年前，與家人關係破裂時，宗教信仰的崩潰嗎？他在脫離早年偏差、病態的狂熱信仰之後，不是重獲自然宗教的自由（即使還不到平和的程度）了嗎？
如果最近的研究正確，那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實過往與梵谷有關的種種學術研究，也受到「音障症」的影響，如果我們能嚴肅地看待梵谷的信仰，將可發現他作品所要呈現的，其實是另一種面貌。學術專題著作也許漠視他的信仰，但他的信件中充斥著聖經和禱詞、他的傳道工作與經歷，以及他對信仰的論辯。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圓頂上，有他自白式的宗教畫作－像《聖母慟子圖》（The Pieta′）和《拉撒路復活》（The Raising of Lazarus）－梵谷本人珍視這些作品，遠遠超過其他展出的畫作。
我們惟有認真看待宗教信仰在他生命中的地位，才能更加了解他著名的作品，諸如《繁星之夜》（Starry Night）以及《播種者》（The Sower）。
就像耶穌
根據近日傳記作家凱薩琳•愛立蓀（Kathleen Powers Erickson）的說法，梵谷終其一生信仰執著，而非只在一八七五年到一八八○年間他擔任傳道人時。
因此，要把他一生截然二分成「狂熱時期」和「自然宗教時期」，幾乎是不可能。況且，一八八○年他離開教會時，摒棄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那些偽善的神職人員。即使在離開教會的情形下，他的內心仍然堅持信仰－包括對耶穌的委身、對聖經的尊敬、對天國實現在人間的信念、對窮人的關懷，以及相信死後的永生，會賞賜給像他這樣在世飽受苦難的人。
但梵谷一生的確有個巨大的裂縫，終其一生影響深遠。梵谷出生在一個滿有宗教和藝術氣息的家庭，他深深尊敬那當牧師的父親，以及家族傳承的亞米紐派（Arminian1）。這種神祕的敬虔主義，在他待在倫敦和巴黎期間更加強化，他在那裡經歷了福音的歸信，並逐漸喜愛金碧士（Thomas a、 Kempis2）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本仁約翰的《天路歷程》，以及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3）的講道。
後來，梵谷盼望能追隨父親，除了牧養之外，他更希望能有更多傳道的機會。「在我們家，」他寫給他弟弟，西奧（Theo）的信中說，「一代傳一代，總會有人傳福音。」但他的努力功虧一簣。在比利時礦場擔任的試用傳道一職，只維持了十八個月，後來轉作家族藝術事業，仍是悲哀地一敗塗地。
梵谷被教會委員會辭退牧職的主要原因，是講道的口才不好，不是由於他缺乏信心。事實上，他們還相當推崇他「展現出對病人和傷患令人欽佩的關懷，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特質都證明他的忠貞不渝」。在被詢及為何要過著如此苦修的生活時，他答道：「我是窮人的朋友，就像耶穌。」
梵谷和教會關係的絕裂，最終是因為不再信任曾經最讓他景仰的兩位神職人員－叔叔史崔格（Stricker）和父親。他駁斥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偽善，他控訴所有的神職人員和教會機構是「法利賽主義」。但他本人並未離棄信仰。相反地，他寫信給他弟弟：「或許當我們唸著，摩爾塔圖里（Multatuli）在其《一個不信者的禱詞》一文中的結語：『哦，上帝啊！這裡沒有神！』時，上帝才要真正開始動工。對我而言，神職人員的神，像門上的裝飾釘子，是死的。難道我就得因此而成為無神論者嗎？」
梵谷強烈地堅持他仍然相信神。在寫給西奧的另一封信中，他說：「當你得冒險把我當作一名狂熱份子時，你不要太驚訝，我告訴你，為了愛，絕對需要相信神（那不是指你就得相信那些神職人員所傳的道）……一點也不是。對我來說，相信神是感覺到有位神存在，祂不是死了或被當作標本，祂是活的，激勵我們以頑強的愛，堅持去愛到底。」
此後，梵谷把宗教分成「好的」和「壞的」，「rayon blanc」和「rayon noir」（白光和黑光）。他在另一封信中寫著，「確實有些神職人員，尤其是他們的妻室，比世人更不信，更硬心，更世俗。」他覺得這些偽君子就像「粉飾的牆」。他論到教會時，說：「難怪在那裡，人心會變硬，像個石頭。」
徒步上天堂
梵谷的畫作《繁星之夜》中，刷白的教堂是惟一沒有反映出滿天繁星光彩的建築。只有教堂是暗的，而天空卻燃燒著星光與信心。他在評論這幅作品時談到，當時他「感到一種迫切的需要－我要說－是信仰。」於是，他走到戶外，在黑夜中畫下滿天繁星。一八八二年他寫給西奧的信中，談到朋友小孩的出生，「在這種時刻，人會感覺到祂的同在－也就是我所說的，也隨時準備要真誠地表白的：我相信神。」
他的朋友兼畫家夥伴高更描述梵谷時說到：「他的荷蘭頭腦充滿了聖經。」或許梵谷晚年信仰最有力和感人的見證，就表現在一八八二年的平版畫《在永恆之門》（At Eternity's Gate）。一八九○年他重新以油彩畫在帆布上，當時他在普羅旺斯的聖．瑞米（St. Re′my）一間療養院靜養。
畫中一位禿頭老人綣縮在椅子上，他緊握著拳頭摀住雙眼。我們以為那只是代表窮人悲慘、痛苦、無止境艱難的命運，但我們錯了，根據畫家的說法，那是個農夫－就像梵谷本人－緊緊抱著他的信仰：「一定有些高貴、偉大的事情，不該註定卑瑣……這超乎神學之外，是簡單的事實，連壁爐前、礦場內最貧窮渺小的農夫或礦工，也能感知這個時刻，感覺到永恆家鄉的召喚，感受到它的貼近。」
「我們都是客旅，」梵谷曾在他生前最後一次講道中說到，「人生是一段從地上到天上漫長的路途或旅程。」旅程的主題在他一生中反覆出現。「我總覺得自己像個旅人，要往某個地方，去某個目的地，」他從亞珥城（Arles）寄出的信中提到。「我對前程一無所知，但就是這種一無所知的心理，使得當下所過的現實生活，像是上了單程火車的旅程。」
因此，就連自殺，對他這種相信有「永恆家鄉」的人，也不是終點了。梵谷辯稱，我們無法活著上天摘星，亦如無法死時搭車去任何地方。「所以於我而言，霍亂、結核病、癌症等疾病，像似屬天的移動工具，正如汽船、公車，和火車是屬地的交通工具。年紀老邁而安靜死去就是徒步上天堂。」
悲哀的是，梵谷認為「徒步上天堂」太慢了。但當他的朋友以他剩下的油畫包住他身體，用大把他喜愛的黃花蓋上他棺木，並把他的《聖母慟子圖》（圖中紅髮、神似梵谷的耶穌，剛從死裡復活）掛在骨灰罈上時，他們表達出他那難以動搖的信心。「許多的艱辛需要掙扎，」他說，「許多的苦難需要忍受，許多的禱告需要祈求，接著末了才會寧靜安詳。」
梵谷一生悲慘的故事，就痛苦和孤寂方面，比起尼采一點也不遜色。但畫家那種無論如何的信心，卻與尼采的無神思想形成尖銳對比。儘管有許多具體的理由，足以動搖人的信心，梵谷仍然堅信不移，然而尼采卻從未稍究他所猛烈抨擊的基督教信仰的證據，他甚至坦承地說過，他對基督徒和教會沒什麼不好的經驗。「如果我對基督教宣戰，」他在《瞧，這個人》一書中提到，「我有權這麼做，因為我從未在那邊經歷到不愉快或挫敗的感覺－認真的基督徒一向對我很好。」
甚麼才能為尋道者帶來最為關鍵的問題：何種證據才能算是與信仰真正牴觸？為此，我們需要更詳盡地研究，來檢視兩種意識到的路障。其實它們並不是真正的障礙－兩個似乎無解的反對意見，在更深入的探索之後，我們卻發現，反倒打開了一扇可通往更深邃、更合理的信仰之門。
第一個路障，是由於所受舊傷而變成懷疑論的情況，主要是起源於心理問題。另一種路障，是由於對信徒有不好的經驗，而變成懷疑論者。我們能理解並同情這兩種障礙，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其實是在規避真理的問題。事實上，仔細的探究顯示，在這兩種情形下，哲學思想被化約成生平傳記，理性的對話被人身攻擊的論辯取代－不去探索信仰的證據，只一味攻擊代表證據的個人。
（本文摘自校園書房出版社《 交換明天》第十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