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施雪英
——王亚法
施雪英是我妈妈的姑表姐，从小在一起长大，她俩的感情非常好。
我从小就经常听母亲讲，施姨妈人长得漂亮，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有才干，可惜没有子嗣，在关键时刻又走错一步棋，以致落得悲惨的境地。
施家是无锡的大地主，所以姨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记得我上学时练写字，母亲拿出施姨妈的的信，来给我当字帖。
施姨妈读过洋学堂，后来到上海认识了张善琨，进明星公司拍电影。抗战开始，她一腔热血，参加了军统。一次奉命在江苏浒墅关炸日本人的军用列车，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抗战胜利后受到表彰，被军统接往重庆，仍留军统工作，不久与军统的军官陶某结婚。
一九四九年共军即将进入重庆，国府作全面溃退，军统方面派船只去朝天门码头，将人员接往台湾，那时施姨妈已经上船，可是在这关键时刻，鬼使神差，突然一个念头，她又提着行李下了船。
这次致命性的错误，使她四九年后屡次坐牢，受尽折磨，这“错误的一举”，成了她历次政治运动中永远交待不清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因公去重庆出差。我妈关照我一定要去探望他几十年不见的表姐。
到重庆后，我先找到我的表哥张之先。他是张大千的侄孙。因为这层关系，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刚刚脱掉。他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与施姨妈是同样的亲戚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反革命，虽然住在一个地方也长期不敢联系，这几年由于政治气候松动，才敢有些来往，我和他说起施姨妈的事。他告诉我，施姨妈是历史反革命，已经几进几出监狱，吃尽了苦头，现在没有职业，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贫困，生活来源主要靠施姨妈帮人家洗衣服和照顾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个儿子，时有一点津贴。姨父的儿子在伐木场工作，前不久因在山坡上和人扛原木，不慎失足摔到，原木从头上压过，出工伤死了。就此两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庆又破又旧，我跟着他在贫民窟七转八弯，上坡下坝，走了好一阵，才来到一座吊脚楼里，穿过堆放脚盆、马桶、杂物的走廊，我终于来到施姨妈的家。
那时施姨妈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位反革命姑爹大约七十多岁。
一番寒暄后，我问她，当年为什么突然下船不去台湾了？她叹了口气说：“那时心情不好，和姓陶的斗了几声嘴，就下船了。”
“你当时没有考虑到后果吗？”我问。
“陶当时也叫我考虑后果，不要下船。但我想，我参加军统是为了抗日，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说罢，又叹了口气，补充道，“听信一位地下党的朋友的话，只要手上没有人民的血汗，新政权是不会难为我们这样的人的。”
我们在说话，姨父出门买菜去了。
我环视她的家，除了日常用具外，几乎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
说到家里的亲人，施姨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自来重庆后，当了几十年的下江人，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上次坟。可回去一次要花一百多元钱……今生恐怕去不成了。”
施姨妈告诉我，他已经记不清抄了多少次家，原先的房子给一位老干部住了，储蓄和金银首饰都给政府充公了。
由于我那时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听说胡耀邦正在平凡冤假错案。我说你把受审查的经过和政历问题写份材料，我帮你写信给胡耀邦，要求落实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翻出一叠档案，上面记录着她的简历和被充公的房产和细软。
吃饭时，他做了一碗回锅肉，里边的肉片尽是肉皮和肉筋。直到一年多后，她回故乡，与我母亲见面后，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姨父见有客人来，去肉摊上买肉，因为钱不够，用肉票向摊主换来剔下的肉边料请客，致使他俩心里一直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五十元钱，交给之先表哥，请他转交给施姨妈，作为回乡的川资，后来表哥告诉我，他也赞助了五十元。
我俩的赞助，促成了施姨妈最后一次返乡探亲，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回老家和亲人团聚。
回到家里，我把施姨妈给我的材料写了封信，寄给胡耀邦，但没有音信，后来我知道，耀邦同志拨乱反正，党内的事情一团麻，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军统的历史悬案。
前几天我在看电视剧《潜伏》，突然想到施姨妈，打电话问表哥，他说施姨妈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潜伏》告诉我，共产党是用这些“政策和策略”取得天下的，我除了由衷感叹伟大之外，禁不住为我们民族哭泣，感触之余写下这篇小文，同时纪念我的施姨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