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关于“无标题音乐”大批判的前前后后

[转贴]关于“无标题音乐”大批判的前前后后

40年前（196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深重的悲剧，是反革命“四人帮”制造的一场耍尽阴谋的闹剧。其中关于所谓的“无标题音乐的讨论”，就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手制造的闹剧之一。我作为事件的“肇事者”和受害者，亲身经历了全过程。30年前（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查阅和收集了相关的资料，撰写了这篇记述较为详尽的文章，曾经抄成大字报在中央音乐学院张贴过，后来还作为打印材料在小范围内散发过。现今，为了回顾历史，吸取教训，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档案资料，我愿将此文公开发表。30年前的文章，许多语言文字的表述与今天有别。为了真实起见，除了个别词句外，我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动，我想，让读者直接感受一下当时的文风和社会氛围也未尝不可。
　　
　　在1973年冬至1974年春，众所周知，在全国范围内突然掀起了一个所谓“无标题音乐的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反党“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次大规模讨伐性质的大批判。霎时间，乌云滚滚，铺天盖地而来。首当其冲的是音乐界、文艺界和外事口，也波及到其它部门。同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场“讨伐”的矛头所向究竟指向何处呢？
　　
　　一、 事前的有关背景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节节胜利，为这条路线服务的对外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忠实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周总理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有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把周总理视为实现他们阴谋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处处与周总理作对，千方百计反对周总理。他们想方设法把黑手伸向涉外部门，干扰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破坏文化交流，极力反对周总理对外事工作的领导。
　　1972年8月，广播电台为罗马尼亚国庆日可否播放一些该国民间音乐（如《云雀》等），请示中央。周总理亲自作了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反党分子江青针对周总理的批示，恶狠狠地批注：“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靡之音在我们电台广播。文化组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重对待。”
　　仍然是在1972年，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和美国安全助理基辛格先后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向李德伦同志提议为他们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并同意演奏李德伦提出的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但是江青知道后，就进行干扰。为谢尔的演出，于会泳根据江青旨意，借口时间紧，下令停演。为基辛格的演出，于会泳在江青面前胡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宣扬宿命论，于是江青就说宁可演第六《田园》交响曲，也别演第五，逼迫中央乐团改演第六交响曲。
　　1973年9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访，三套节目是经过双方多次商谈确定的。但是，在该团到达的前两天，江青像慈禧太后点戏那样，突然心血来潮点了一连串节目：《墨西哥沙龙》《卡门》组曲、《邀舞》《天方夜谭》《中亚细亚草原》《田园交响曲》等，硬是要该团改变节目。周总理知道后，立即作了指示：“不要强加于人，节目不能改。”与此同时，周总理为了顾全大局，照顾江青的面子，通过接待人员向美方暗示，达成了加演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协议。
　　通过上述几件事，不难看出，“四人帮”插手外交事务，反对周总理，是蓄谋已久的。
　　
　　二、 所谓“无标题音乐的讨论”是怎样掀起的
　　
　　1973年10月7日，对外友协给我来电话，要我为土耳其两位音乐家（小提琴家与钢琴家）访华演出曲目写说明。我当时回答说，那些无标题的室内乐作品，由于缺乏资料，内容不好写，只能注明快板、慢板之类，是否就写写作者的情况算了。友协说，除作者外，曲目如果一首首不好写，那就对总的曲目概括地写一下。友协是上午11时来的电话，下午两点派人来取说明。仓促之下，我和陈宗群同志立即分头写作曲家的介绍，而关于曲目的概括说明，我执笔写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
　　友协将上述文字基本上没有改动地印在了自己的请示报告中，事先没有来得及请李德伦同志过目。1973年10月17日，友协的报告经外交部和文化组负责人会签后报中央。总理和包括华国锋同志在内的其他在京政治局同志均圈阅，未提出异议。“四人帮”虽然也划了圈，但又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胡乱批注。其中，江青在自己名字下面拉出一个箭头写道：
　　“文元同志和我有注在后面。演奏中国音乐，最好是革命的。如（果）介绍古典或民间音乐，曲目应送审，不要再介绍《二泉映月》了”。
　　此作品，起先是江青自己提出可改编演出，但是费城乐团来时，《纽约时报》记者听了吴祖强同志改编的弦乐《二泉映月》，说情绪哀伤，江青立即下令停演。
　　在友协报告附件“曲目说明及作者简介”的开头，就是我起草的那段文字。针对这段话，姚文元、江青、张春桥分别作了如下批注：
　　“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
　　文元”
　　姚文元将原话“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篡改为“无社会内容”；把仅仅针对土耳其音乐家演出的那几部具体作品的看法，扩大为对整个无标题音乐的看法；同时，那段文字也不是在谈论什么理论问题。姚文元的批注完全是歪曲捏造，无中生有，借题发挥。
　　“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
　　江青 1973年10月”
　　此外，江青又加一段批注：
　　“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场，例如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罗马的松树》。李德伦同志应为中央提供正确的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

江青上述批注纯属一派胡言，对舒曼、勃拉姆斯的评价根本不值一驳，完全是她主观的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至于说到《罗马的松树》，是她自己没有听懂，还要大发议论。据李德伦同志说，在音乐会上听到这部作品的末乐章时，江青疑惑不解地说：“松树哪有那么大声音！”其实人家原作明明描写的是古罗马军队浩浩荡荡由远而近行进的场面。我们编写的详细曲目说明就在她手上，她听不懂，又不看说明，还要那样胡说八道，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四人帮”总是一人领唱，同伙帮腔。张春桥也道貌岸然地批注：
　　“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应向中央作正确的介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观众作正确介绍。
　　春桥1973年10月20日”
　　由于姚、江、张的批注，友协研究后，再次打了补充请示报告。这次报告经外交部姬鹏飞、韩念龙、符浩、王海蓉阅后，由外交部何英同志和国务院文化组吴德同志会签。报告送中央，先念同志阅后，送周总理。总理有下列批示：
　　“原土耳其两音乐家拟乘他们五十周年国庆来华访问演出，现土国庆已赶不上，十一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方商谈再定。
　　周恩来1973年10月29日”
　　总理这个批示表明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大国沙文主义，体现了我们对待中、小国家，特别是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同时，这个批示也揭露了姚、江、张干扰、破坏正常文化交流的伎俩。因为土方音乐家访华是土方主动提出，我方同意，商谈好在其驻华使馆庆祝土国庆时演出，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时间不得不推迟了。
　　　友协根据总理批示，向土方探询，土方仍愿意来访，并确定了来访日期。于是友协第三次打了报告。这份报告经外交部姬、韩、符传阅，文化组吴德同志会签，报到中央，周总理又批示：
　　“有关演出曲目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示审阅。本件拟同意，即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核阅。
　　退外交部
　　周恩来1973年11月16日”
　　上述名字除康生外，均划圈。接着江青又写了如下批注：
　　“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以上意见妥否供参考。
　　江青1973年11月18日”
　　江办附言：
　　“遵江青同志嘱，两件再送洪文、春桥、文元同志。最后呈总理。
　　江青同志处 1973年11月18日”
　　张、姚的名字划了圈，姚注明“已阅”。总理阅后，针对江青批注，再次作了批示：
　　“今后应尽可能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或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请友协予以注意。
　　请江青同志再阅。
　　周恩来1973年11月19日”
　　总理实际上批驳了江青“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文艺团体”的极左观点。
　　从1973年11月下旬开始，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把持的国务院文化组显然领受了“四人帮”的旨意，让以吕韧敏、张伯凡为头子的创作办公室（简称“创办”）着手筹办全国音乐座谈会。同时，文化组在北京、上海两地传达姚、江、张批示，加紧所谓“反击黑线回潮”的部署。他们通过上海文汇报召开了一次专门传达姚、江、张“批示”的座谈会，发了一份简报，一方面大肆吹捧姚、江、张批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问题无限上纲，还联系上海文艺界的状况，点了若干现象，把事情说得十分严重，认为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特点是“阶级敌人跳出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12月7日，文化组在北京民族宫剧场召开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于会泳主持会，责成李德伦同志传达姚、江、张“批示”，并结合自己谈谈认识。与会的群众都觉得是逼李德伦同志作当众检讨。针对友协报告中的曲目说明，于会泳在会上大放厥词，以下是他演说词的摘录：
　　“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讨论过程中一定要揭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说音乐没有社会内容，而是要大量输入这些东西，不要批判，他自己可以在那个王国中自由欣赏。那些爬墙、作假票的人，正是这种思潮。……这句话是正式写在给中央首长的报告上的。如果正式批下来，就又会有多少跳墙的。这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基础。”
　　根据中土双方协定，土耳其两音乐家按推迟的日期来访，演出曲目未变。由于“四人帮”发动了这场“讨论”，结果对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客人的友好访问演出，竟然没有发表任何一篇评论文章，使外宾遭遇到了不应有的冷遇。
　　12月23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分别刊登了署名“殷言实”和“东路”的三篇文章，揭开了报刊公开批判的序幕。12月25日至30日，国务院文化组特意安排在天津召开有全国各省市文化局长和音乐界人士一百余人参加的音乐座谈会（会议详情，可查阅有关文件和简报，此处从略）。
　　天津会议以后，1974年1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署名“朝华”的文章《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把问题说成是有人要“掩盖音乐的阶级性”。文章认为这是“关系到承认不承认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说“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此文很适合“四人帮”的口味，所以江、姚批给新华社全国报刊转载。
　　随后，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实际是文化组的“创办”写作班子）的第一篇文章《应当重视这场讨论》，基本内容与于会泳在音乐座谈会上的演说相同，同时，明确提出“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紧接着，1月1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文章《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揭穿否定音乐阶级性的修正主义谬论的实质》，文章也是以于会泳在天津会议的讲话为蓝本，同时也作了一些发挥，认为“无标题音乐上的谬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彻底背叛”。
　　奇怪的是，当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时，江青、姚文元突然在文化组关于天津会议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批语：
　　“文元、吴德、会泳、浩亮、庆棠、德伦、诚忠同志：这个会议内容我不清楚，只是会泳同志传达的不完整，欠妥。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提无标题音乐，而不提有标题音乐？原来你们传达的不完整而造成片面曲解。事实是文元同志批了无标题音乐，我批了有标题音乐也同样会乱奏一阵，都不可以脱离阶级立场，而去随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开这个会为何不让我们知道？请主持这次会议的同志回答我。
　　江青1974年1月24日”
　　“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这是一个音乐领域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无标题有标题音乐的创作、演奏中都有。德彪西的一些作品都是有标题的，问题在于立场、观点和方法。
　　姚文元1月24日”
　　明明于会泳在音乐座谈会的开幕词中说：“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决定在天津召开这个会议”，还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家济济一堂，开这样全国性的座谈会，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取得经验，以后有必要时，请示中央，还可以再开这样的会。”于会泳所说的“中央”就是“四人帮”的代名词。没有“四人帮”的指令，于、浩、刘把持的文化组自成立以来号称与地方无条条关系，只管几个团、厂、校，怎么一反常态，突然向全国发号施令了呢？！于、浩、刘只可能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以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干坏事，而绝不会背着“四人帮”自行其事。所以这里显然有鬼！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可以推断：很可能是“四人帮”搞阴谋的狐狸尾巴被毛主席、党中央抓住了，江、姚为了掩盖真相，因此故作姿态，一方面想溜走，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党进攻。江青出尔反尔，吓得狗腿子于会泳赶忙写了检讨，把问题兜起来。
　　此时“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掀起。1974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第二篇文章《抓住实质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文章完全是根据江青、姚文元1月24日的批语炮制的，把有关外国音乐的讨论看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在这之后，批判运动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报刊的公开批判，有目共睹，这里就不必赘述，仅举当时中央乐团内部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的发言为例。这次大会我亲自参加了，下面是我记录的一些“精华”：
　　“利用文艺搞复辟，孔老二、林彪都如此，有人说资产阶级古典音乐无社会内容，这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论调是一致的，写在报告中，是毒箭，是射向党中央的一支毒箭，是为了地主、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的专政”。
　　“当前音乐界的谬论和林彪、孔老二是一致的”。
　　“这个报告是卖国主义的意见书，关于音乐的谬论是为帝国主义文化渗透服务的，是为了克己复礼”。
“要害是为十七年文艺黑线反案”。
　　“谬论是修正主义黑线回潮的典型表现，是苏修音乐理论的翻版，和孔老二、林彪有联系，但直接来源是苏修”。
　　“音乐的谬论泛滥出孔老二、帝国主义尸体的臭味”。.
　　“起到了勃列日涅夫等起不了的作用，是卖国理论，汉..奸理论！”
　　“这个谬论是和乐团联系的，谬论是理论，乐团有实践！”
　　“谬论是为资产阶级鸣冤叫屈，是向帝国主义投降，是卖国主义”。
　　“谬论鼓吹者是帝国主义的掮客、吹鼓手”。
　　更有甚者，当时“四人帮”派驻中央乐团的军代表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康某人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听到有人把友协的报告同林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相提并论，觉得有水平，于是他第二天就在全团批判大会上公开宣称友协的报告“是又一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这种耸人听闻的无限上纲，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反感。会后不少人质问康某人：你那样说有何根据？《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纲领，而友协的报告是这样性质的文件吗?如果是那样，就应该立即破案，把坏人抓起来，总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吧？你只停留在口头上，却不采取行动，那你就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康某人经不住质问，自感理屈词穷，后来只好当众表示收回他的说法。
　　1974年4月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初澜”的第三篇文章，把题目作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上。从1973年12月至1974年4月，全国报刊共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批判”文章。这场“讨伐”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时间之长，是全国解放以来罕见的。
　　
　　三、 政治嗅觉敏感的外国报刊的反应
　　
　　这场在国内如火如荼开展的“批判运动”，在国际上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外国报刊登载了许多报道和文章，有种种猜测、分析和评论，显示了他们敏感的政治嗅觉。仅就我从新华社的大参考上看到的消息，举例若干如下：
　　路透社北京1月14日电：“中国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今天两次发动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进攻。……看来这篇文章意味着从去年以来开始明显的较容忍的态度后退。自1949年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来，西方管弦乐去年第一次在这里演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出版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刊登了毛主席夫人江青去年9月在费城交响乐团访问北京时同他们合影的一张照片。这一巧合可能表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看法说明最近政策有所变化。”
　　英国《泰晤士报》1月19日社论《贝多芬是资本家》（塔斯社全文转发此社论，题为《关于中国文化生活的倾向》）写道：“中国是否准备进行另一次文化革命？……无疑，对中国报刊上先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是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特别是，献身革命的纯粹主义者对西方的音乐展开了进攻，而西方音乐看来也许远非中国的真正用意所在。这种进攻在这场斗争中绝不是无关紧要的陪衬，可以认为这是新的抗议浪潮的信号，甚至可以认为这是矛头指向党内上层那些要受批判的人。……革命派和实用主义派之间的冲突是很明显的，这种冲突的余烬还远未熄灭……党内激进分子现在看来也并未居于优势地位。跟过去一样，意识形态可能掩盖了继续不断地对领导层中高级地位的争夺。”

法新社北京1月19日电：“中国报纸最近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主题是谴责西方音乐‘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观察家们认为这种谴责是由文化革命的捍卫者发动的一场含蓄而猛烈的攻击，其目标针对那些不指名的、直接被指责为梦想恢复文化革命已摧毁了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个人或集体。”
　　英国《泰晤士报》1月21日说：“对安东尼奥尼先生进行攻击的政治态度，似乎和最近对西方古典音乐进行谴责的背后的政治态度是一样的。”
　　美联社东京1月22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中国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圣哲孔子之后，现在又把矛头对准贝多芬和舒伯特，这显然是作为进一步阻止中国自由化的宣传运动的组成部分。……引起当前音乐界这场动乱的触发剂很可能是伦敦、费城交响乐团以及其他西方歌唱团访问。……自从文化革命混乱后已丢面子的中国左派分子进行了攻击，主要是通过对孔子的学术性批判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他们想要恢复他们在文化清洗期间由于使用极端暴力所失去的地盘的不断斗争的一部分。”
　　美国《纽约时报》2月5日社论《节日的调子》写道：“在中国的似乎小规模重搞的文化革命的受害者中，有两位奥地利人，一个是舒伯特，一个是莫扎特，还有一位德国人，名叫贝多芬，其罪名是，他们谱写的音乐蓄意地引导轻率的中国青年人滑到修正主义、崇拜西方甚至走向资本主义。”
　　日本《朝日新闻》刊载日本音乐评论家古田秀和的文章《中国和贝多芬——捉摸不定的批判的背景》，其中说：“读了论文就会明白，其重点不在批判贝多芬，……可以认为，这是政治性的事件，是高度的国内政治。……从去年春天开始，中国邀请了伦敦、维也纳和费城等市世界屈指可数的大交响乐团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举行演奏会，并都受到‘热烈欢迎’，在非常热烈的气氛中闭幕。这样的报道人们还记忆犹新，现在又进行批判，到底为什么？那时的节目不是贝多芬以后的资产阶级作曲家的作品吗？演奏获得很大的成功是真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3月15日题为《中国报界攻击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说：“一些观察家认为，提到国内一些不点名的‘同志’一事，攻击的真正目标不是古典音乐本身，而是国内舞台上被认为奉行右派路线的分子”。
　　美共《每日世界》发表署名汤姆·费利的文章《贝多芬有同盟者对付毛派的攻击》，其中写道：“毛分子开始攻击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这些攻击同贝多芬或孔夫子可能根本毫无关系，而仅仅是掩盖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的表现，这种斗争目前看来正在使毛派集团四分五裂。……我们的毛派朋友看来是不了解贝多芬正是列宁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在这方面，毛派分子又一次显得他们对革命运动的历史是极为无知的。……我还认为这是一个不仅仅是关系到古典音乐爱好者的重要问题，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人物中，对列宁的生平和著作，对沙皇俄国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发展，以及对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无知到无法形容的程度。……今天中国的趋势看来是越来越趋向于可恶的民族沙文主义，仇外，也就是说恐惧和憎恨任何外国的，任何‘非中国的’东西。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极为尖锐的矛盾。人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有句名言：‘任何有人情味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外国）的’。看来毛派分子把这句话改成了这样：‘任何陌生（外国）的东西对我说来都没有人情味’。”
　　路透社北京3月13日电：“对西方音乐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压制出席去年西方音乐家举行的音乐会的那些人的可能过分的热情”。
　　日共《赤旗报》5月5日刊登高津一郎的文章《对“批判贝多芬”的想法》，其中说：“简单地武断说没有标题就是为了掩盖作品阶级内容，完全是无视历史的非科学、非艺术的想法。”
　　综上所述，所谓“无标题音乐的讨论”，完全是“四人帮”借题发挥而掀起的一场反革命的闹剧，同时也是他们一系列阴谋计划的序曲。接下去他们掀起的批判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系列纪录影片《中国》，批判涉外宾馆里悬挂的绘画，其罪恶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特别是指向周总理。“四人帮”妄图从外事部门打开缺口，以求一步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现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已经被粉碎了，他们在“无标题音乐问题”后面包藏的阴谋终于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