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有一天晚上，回家听到一个电话录音。一个自称杜克斯的人，在工会里工作。他那个公司的老板作出决定把部分工作机会外包到印度去，一旦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就意味着许多工人要失去工作。工会以保护工人的权益为使命，所以准备组织示威游行，反对老板的决策。为了让这场示威行动声势浩大，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他邀请我也去。我回忆了半天，终于记起了这个叫杜克斯的人。有次，白德文说他们政治系举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那天晚上不打工，加上我对西方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又真的感兴趣，所以就去参加了。这个叫杜克斯的人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发言的时候很是慷慨激昂，富有鼓动性，加上秃顶，留着络腮胡，让人容易联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列宁。那天的讨论活动结束后，杜克斯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之后我我并没有想到他会跟我联系，认为他之所以记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只是客套而已。
金羽看着我，笑道：“到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还寻到了社会主义的同志了。”我也笑道：“是啊，《共产党宣言》一开篇就说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她问：“你要去参加吗？”我答道：“当然要去参加。本来还想输出革命呢，想不到人家这里就有革命的意识。要是早些年出生，那当年就到缅甸加入国际支缅纵队了，去丛林闹革命去。说不定还可以在德钦巴登顶手下当个中委呢。”金羽一脸郑重起来，劝道：“得，别吹牛了。我看还是不要去参加吧，万一FBI把你记录在案，你可能要有麻烦的。”我一下被激将起来，拍拍胸脯，说道：“杀头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最多就是把我礼送出境而已。”金羽讥诮道：“还礼送出境呢。那叫遣返。得，我不管你，自己决定。”我说：“电视上都经常看到游行示威的，政府才不管这些事呢。都什么年代了，又不是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我得去看看，体验一下美国的工人运动，以后也有写东西的素材。”
就这样，我站到了由二十来个人组成的示威群众当中。一块蓝底白字的大牌子从我的头颈上悬挂下来，上面写着“反对外包”的口号，粗黑的字体看去很醒目，最后的惊叹号大而浑厚，像海港用来起吊集装箱的大钩，似乎要成心让老板看了心脏病发作。我们站在公司外面的公路上，路上每来一辆车，我就觉得被曝光了一次，头不由就要昂立起来，腰板挺得笔直，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顿时遍布我的全身。不久，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也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走了下来，男的扛着摄影机，女的拿着话筒。当摄影机对着我们的时候，杜克斯带着大家喊起了口号：“反对外包！”“我们需要工作！”…到了中午，杜克斯发给每个人一个汉堡包和一瓶可乐。大家就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示威。刚才见到杜克斯的时候，他热情地过来跟我握了手，说谢谢我来支持。这会儿，他又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连连表扬我：“干得好，干得好。”我问他：“这个示威行动会起作用吗？”他说：“给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至于他们会不会放弃这个决定，我们走着看。”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又说道：“即使他们不放弃决定，至少他们会作出某些妥协，对失业的工人会安置得好一些吧。”
那天，我站了五个小时，回到家里，马上打开电视就看。把电视上的所有频道都寻了个遍，都没有看到关于这场示威的报道。心里有些失望，认为这样一场正义的示威理应成为今天媒介关注的焦点。我把频道固定在CNN那里，然后开始做饭。中午只吃了一个汉堡包，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起来。我觉得今天我参加了如此有意义的活动，值得犒劳一下，就把香菇和木耳泡了一点，又把三文鱼拿出来解冻。正在切着肉片，金羽回来了。通常我们就吃一个菜的，所以她扫了一眼小桌上放着的几个盘子，问道：“今天又是庆祝什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没有重大节日。对不对？”我接道：“历史上的今天是没有重大节日，不过，就在今天，本大人到美国后第一次参加了工运活动。”她就问：“这么重大的事件，CNN没有报道吧？”我说：“现在不是正报告国际新闻吗！？等会儿也许会有报道呢。”她噗哧一声笑出来，说道：“你还真顺杆爬了，你呀。这个事算什么事啊，一天要发生一万多起呢。亏你还在新华社呆过呢，这能算新闻吗？”我说：“嘿嘿，当然算新闻，电视台还来人了呢。等会儿看印第安那的地方新闻。指不定就有。”
吃饭的时候，我们还争论着今天示威的事。金羽说：“其实这场示威是否正义就值得怀疑。不让老板外包业务到印度，倒是保护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不也伤害了印度工人的利益？”我说：“老板外包是追求更大的利润，所以反对外包，就是反对老板加大剥削。当然正义！”她想了一阵，又说：“老板是多得了利润，但印度的工人不也多得了钱。这是双赢的事嘛。”我说：“不用多论证，只要是跟老板的意愿对着干的事，八成就是正义的事。”她说：“得了，不管美国老板动机如何，客观上总是有利于印度人的。有本事，美国的工人应该要求增加工资，这才是真反对资本家呢。”我说：“听杜克斯的口气，他们示威的真正底线是要求比较好的辞退补偿。他们也许知道外包是不能逆转的事。也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劳动力在全球自由转移。”
饭吃了一半，印第安那地方新闻开始了，我们就目不转睛看电视。画面切换着，却始终不见关于这场示威的报道。接下去就是体育新闻，我失望地关了电视，自己安慰道：“我们安心吃饭，不管它报道不报道了。”金羽讥讽道“我说嘛，这场示威根本上不了台盘嘛。”我就有些气愤起来，说：“这不能说明这个示威是不是够份量，只能说明资本家连舆论都是可以封锁的。人都到了现场拍摄了示威场面的嘛，最后还是被封锁。”
第二天，我到满月红上班的时候，洗着洗着碗，就想起了前一天金羽说的话，有本事，要求增加工资。我就想，我何不就从我做起，要求老板增加工资呢。在满月红都干了快两个月了，也是到了增加工资的时候了吧。转念又一想，万一老板不高兴，干脆把我裁了，岂不是更让我难受。在心里不断地权衡着，最终还是下了决心要求提高工资。等了半天，终于看到董太太从外面餐厅里往厨房这边走过来。就招呼了她一声，她掉过脸来，我就说：“能找你谈一点事吗？”看她走进了洗碗间，我紧张起来。她问：“什么事？”我憋出话来：“我都干了好一阵了，可不可以把我的工资涨一点？”她看去并不意外，从容回答道：“你工作是很努力，要说是该给你涨工资。你看这样好不好？再等两三个月，就把你的工资涨到四块二角五一小时。”看她一脸的诚恳，又有了不久就可以兑现的承诺，我马上喜上眉梢，就说：“好，那太好了。多谢！多谢！”她又唉声叹气道：“哎，现在生意也不像原来好做了。你都看到的，最近又开了好几个中餐馆。竞争大啊！”
董太太倒也不是装穷卖苦。最近，布鲁明顿突然之间的确就出现了好多中餐馆。从自助餐型的，到快餐型的，以及豪华型的都有，有一家叫天天乐的居然就开到了满月红的街对面，一副针尖对麦芒的态势。小城里的人口并没有增长多少，到中餐馆吃饭的食客更没有多大增长，所以这些餐馆要立足，就只有把原来属于其他餐馆的市场份额抢夺过来。除了打价格战，把价钱压得不可思议的低，大家还妙计百出，聪明地利用各种广告资源。比如，有的主动赞助学生会的春节联欢活动，有的在地方各种出版物上刊登打折赠券，有的则在无线电台上播送广告。
好像自从董太太叫了苦，满月红的生意真的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每天晚上打烊时，就会听到董太太的叹息声，说今天只有八十个人。等到次日，又会再听到董太太再叹惜一声，说今天怎么只有75个人了。满月红就像患了怪病的人，一天一天憔悴下来。
原来我一直要干到十一点才能走人的，现在到了十点就实在混不下去了。以前我总是最后一个人走，现在，却可能跟其他人一起下班了。有天，我把垃圾倒了回来，桂花还在收拾灶台。我在工卡上写了时间，准备回家。她说：“我马上就完了，等我两分钟，你可以搭我的车，也免得你走路。”我就走过去帮着她干起来。到满月红以来，虽然一直享受着她的恩惠，觉得她很友好，大家却从来都在自己的领地里忙忙碌碌，彼此从来没有聊过天。今天第一次有了机会，却不知从何说起。她是个寡言的人，她的世界好像就是厨房，她的时间好像是以炒出的一盘一盘菜计量着的。一如我的大好时光正被洗碗机的水蒸汽淹没着，她的如花岁月正被油烟熏染着。我终于开了口，问她：“你是从印度尼西亚哪里来的？”她答道：“苏门答腊，就是郁达夫被害的地方。”我惊奇地问她：“你还知道郁达夫？！对了，你的中文很不错，在哪里学的？”她平静地说：“我从小就进中文学校的。读大学时副专业还是中国文学呢。”我更惊奇了，就问她在哪里上的大学。她说她在北卡大学上的。北卡可是一个名校，当然不仅仅是它的篮球，而且还因为它的学术和教育声誉。我对她有点侧目而视起来。
上了她的车，就闻到一股淡雅的香，若有若无的，像茉莉又像栀子，很撩拨人的神经。我侧过头去看她，街灯下映出她脸部的剪影，轮廓清晰而雅致。这样就想起了郁达夫著名的《迟桂花》，在那篇小说里，郁达夫到朋友家小住，其间跟朋友的小妹出去散心，在乡间小道上行走和山头上小憩时，他就是像我一样欣赏着小妹的侧影的。他以很多华美和激情的句子作为铺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述了一个健康少女的野性美和健康美。郁达夫在那个时刻甚至起了邪念，接着又在少女面前批判了自己的邪念。这时候的我也并不超然，一种异样的情绪也不期然地泛上心头。我扭过头去，接着问她：“你在哪里学会炒菜的手艺的？”，然后就理直气壮地欣赏着她的脸部轮廓。她说：“不瞒你说，来美国前还真的没有炒过菜，都是到了满月红才开始学的。”车开得很慢，后面的车灯紧逼过来，强光就罩住了我们的车。桂花却也不慌不忙，照样不紧不慢开着车。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等我先生毕业后，他在哪里找到了工作，我就到哪里。”我在心里想：“她真是个贤妻良母。”这时候，车已经快到我住的那栋公寓。她问：“你就住在附近吧。”我这才呐呐答道：“对，对，就是前面那栋三层楼。”
回到家，我坐着发了好一会儿呆。金羽诧异地看着我，用食指和中指做成一把剪刀的样子，在我的眼睛前一张一合晃了晃。我看了她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看你丢了魂似的。想什么呢？”我答：“没有想什么。”
有一天，我正在满月红埋头洗碗的时候，突然听到老马气急败坏地叫道：“客人发现了菜里有头发，怎么办？”我扭头看去，他正端着一盘菜往厨房柜台那里放下。董太太听了，就从工作间里疾步走出，到了柜台那里。老马就指着盘子里的头发给她看。不知怎么的，我居然为桂花着急起来，生怕她脱不了干系。只听董太太大发雷霆道：“是根短发，男人的。”大厨老张在那边听了着急起来，就洗刷道：“我一直都戴帽子的。”老马顺势开脱了自己，说道：“你的头发太多太长，帽子都盖不住的，最好再戴一个发套在里面。”老张听了，开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就敢肯定是我的头发，你头上从来什么也不戴，最值得怀疑的就是你。”老马脸红脖子粗起来，骂道：“是你先开口骂人的啊。你他妈的！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哪像你。经常看到你一边炒菜，一边用手挖鼻孔呢。”董太太在旁边急忙止住两个人，说道：“得了，都不要互相指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桂花，你再重新炒一个，我到前面向客人赔罪去。”
头发事件却没有就此平息。过了几天，地方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里，登出了这个食客的来信。满月红的菜里这根头发就像往空中膨胀的蘑菇云一样，小城里的食客顿时就一览无余了。满月红的生意马上一落千丈。星期五的晚餐本来是一星期中最忙的，通常都会有一百五六十个人就餐，但接下来的星期五之夜竟然寥落不堪，只有四五十个客人。那天晚上，到了十点，实在无碗可洗，我就被董太太遣散回家了。回到家里，金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额头上刺了字一样。她问我：“是不是又跟老板斗争，不干了。”我笑道：“哪里跟哪里啊。我可是劳动模范哈。今天回来早，是董太太开了恩。”金羽还是不解，问我：“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大咧咧地答道：“还能有什么？头发事件后遗症呗。生意那个清淡啊，简直创记录。”金羽就不再言语，专心看着电视上的节目。
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停在篮球场的中央，四周数百个参赛者折叠着纸飞机，瞄准车子飞去，按照规则，谁的飞机降落到车上，谁就赢了那辆车。换了平时，这个节目肯定吸引我。今晚，我的心思却一直围绕着满月红。最后，真的有一个参赛者的飞机降落到了宝马车的车顶，他高兴得忘情地跟旁边一个女参赛者拥抱，全场沸腾了，细密的纸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金羽也跟着叫好，我却漠然置之。金羽好像看破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膀，笑着劝慰道：“再找就是，布鲁明顿中餐馆的碗还没有洗遍嘛。”我哀怨地说道：“满月红就是中餐馆里的老大了，在那里干了，再到其他地方就没有劲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嘛。”她显然不以为然，满不在乎地说：“那就找美国餐馆呗。谈什么曾经沧海，除却巫山啊，又不是谈情说爱。”
沧海巫山一出口，我也觉得我太矫情了。然而这个矫情简直就像是一个口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弗洛伊德说过，口误笔误其实都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在我的下意识下，肯定埋藏得有什么被压抑的愿望。我喜欢满月红，但满月红的气息跟梨园、紫禁城和金殿的餐馆气息并无二致。就洗碗这个打工活动而言，在哪里都是洗碗。那么，满月红肯定就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动人之处了。
每一次，当我到满月红去洗碗的时候，有一种期待在我的心里悄悄爬出，这肯定不是为了小时工资多出了一点点，而是因为人。哪些人呢？当然不是董老板夫妇，我跟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无法融合。跟李黄浦、老马、郑圆圆还有崔云霞在一起，当然可以聊几句闲天，打几个哈哈，但离开了满月红，跟他们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也变得遥远而生分。至于比尔、白德文、贝蒂和琳达这些人，与他们在一起很新鲜，不过也就像是在长江上乘坐两艘客轮的客人，相遇了就起劲招招手打打招呼而已。也许，满月红真正吸引我的是桂花。
如果说，以前这种吸引还很模糊的话，那么自从满月红生意清淡起来，她对我的吸引却愈益分明。自从那天搭了她的便车后，我后来又搭了好几次。我发现她原来是个挺有内涵的女人，不管聊苏门答腊的风光和掌故，还是她离奇曲折的家族故事，她的口吻总是从容清晰，时而还挺有诗意。我中学时候的生物老师是一个印尼华侨，他的普通话总是含混而吃力，至今我还记得“十大功劳”那个草药名从他的嘴里吐出后的可笑情形，面部肌肉紧张，头颈强直。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十大功劳”还是像“十大空劳”。多年以后，我们中学的同学聚在一处，“十大功劳”总是经典笑话之一。桂花的普通话及其谈吐流畅而柔和，让我难以相信她竟然是印尼来的，反复问过她：“你真是从印尼来的吗？没有在其他地方呆过吗？”她既不生气，也不得意，只是笑道：“你的成见好固执。看来我只有说我在北京呆过两年，才能让你满意了。”
大概上天存心要我当英雄，把我跟桂花拉得更近。一天晚上，我倒了垃圾，擦了地下，就拿着桂花要我拿的卤鸡翅下楼回家。刚一出后门，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七八米开外，一个男人把桂花紧紧逼住，分明还听到了低沉的声音：“Give me money!”我意识到她遭到了抢劫，立刻不假思索地随手把手里那盒卤鸡翅往墙砸过去，弄出好大一声闷响。同时，我大吼一声：“啊！”那人像兔子一样，马上就在墙角那里一闪，就不见了踪影。我马上跑过去，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问道：“桂花，没有事吧。”她答道：“没有事，没有事，谢谢你把那人吓走了。不过，那个人也挺有意思，可能是第一次做坏事，我发现他还发抖呢。哎，早知道，应该跟你一道走。我急着要去买药，就没有等你。”我刚救了她于危难之中，现在更是豪气十足，对她说：“以后，一定等一下我。看来这里不是太安全，你还是需要保镖的。”
回去，我自然就把今晚的壮举给金羽有声有色地汇报了，她笑道：“看来英雄救美人并不只是书上的传说啊，你郑重山今天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幕。”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分辨道：“嘿嘿，别，别，俺们老实人可是听不懂呢。也就是见义勇为罢了，哪里就成了英雄救美人了。谁见了不救，见谁能不救啊？！”她又笑道：“看你是慌了。其实嘛，桂花是很好的人了。救美就救美，可别再上演私奔啊。”我顿时尴尬无比，语无伦次起来：“哎，看…你…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她却又话锋一转，说道：“逗你的，你却当真了。好玩。”女人的第六感觉太可怕，我在心里感叹着。同时，又对金羽不追穷寇心存感激。
私奔当然不会上演。在美丽的婚姻之外，觉得某个美丽的异性有点美感，何必要以摧毁既成的婚姻为结局。婚姻就像纽约的双子塔，若是摧毁了，就会引来一场血腥大战。人家本拉登对美国有血海深仇，所以才会如此痛下杀手；我跟金羽恩恩爱爱，干嘛要背叛了她跟其他人私奔？！话虽然这样说，意识却不听使唤，我的头脑里竟然涌出了另一种设想，要是真的跟桂花过日子，到了某个荒僻的地方，开一个鸡毛小店。她做大厨，我做管理兼洗碗，也不管什么主流社会不主流社会这些空泛的概念，不，干脆断了走向所谓主流社会的通道，日子过得肯定就不一样，人生也不一定就是晦暗的人生。传颂了两千多年的相如文君的故事不过如此而已。意识居然平川跑马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方，我有些羞愧，看着身旁睡得正酣的金羽，我觉得自己就是睡在她身旁的赫鲁晓夫了，狠狠揪了自己的耳朵两下。
过了不几天，桂花告诉我，她第二天不来上班了。满月红生意不好，她早就想走人，恰好附近印第安那波利斯一家中餐馆需要厨师，她一去申请，老板很满意，就把她录用了。听到她要走，我突然就有些失落，同时，人也烦燥起来，从洗碗机里把洗干净的盘子拿出来摞在一起的时候，使出的力道格外的大，把盘子碰得怦怦响。董太太在工作间里大声喊道：“郑先生，轻一点，会把盘子弄坏的。”那天晚上，桂花的丈夫来把她接走的，本来要跟她多说几句告别的话，却都只好把那些话浓缩成了一个平淡不过的“再见”。说是再见，其实也许是再也见不到了。茫茫人海，要因了某种偶然而邂逅，那是跟奇迹差不多的事。
满月红看来是走入了末途。头发事件就像一个导火索引来了大爆炸，大爆炸带来了灭顶之灾，地方卫生当局有天专门派了人来检查，是一高一矮两个男的。男的检查门框柜台顶等等高处，矮的则搜寻锅台柜子里面等等低处，配合得珠联璧合。两人的手都摸到了很多油腻和污垢，把董太太看得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的。走的时候，两个官员好像都有些得意。我断定，满月红的小辫子算是牢牢地被他们抓在手里了。其实，执法的人如果面临的都是遵纪守法，那他们将会觉得非常乏味。所以，存在着适度的违法现象非常必要，那样可以让执法人员保持兴奋，感受到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他们存在的价值。
果然，没有几天，一纸命令就下达到满月红：停业整顿卫生，直到检查合格。满月红顿时树倒狐狲散。董太太把最后的工资发给大家，大家就像得到一笔遣散费，揣到包里，就各走东西了。满月红曾经的宾客盈门成了一份零度空间的记忆，现在的满月红就像被查抄后的荣宁二府，秋风萧瑟。董太太本来还有些风韵犹存的，现在脸上的沟沟壑壑一道一道却一下格外清晰起来；董先生本来精神还矍铄的，现在却一下就佝偻了腰。我跟董先生说再见，他手心向内，抬手对我缓缓挥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反正桂花也不在了，我不再留恋满月红。推门出去，我跨下楼梯，楼道里就传出了颤动和响声。从此，我就没有再重新从这道走了千百回的楼梯上走上去。从此以后，每当我从近处经过，就会用打量废墟的眼神看看这栋房子，我对走入它已经没有一点兴趣，但那些如山的盘子、蒸腾的雾气、招待们悠长的吆喝、还有桂花卤的鸡翅和她的桃腮杏眼还是生动得仿佛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