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以他的七绝《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影响最大。这首诗经过长期流传，以致于后来“杏花村”就成了“产美酒地方”的代名词，据说全国现有二十来个杏花村，杜牧所说的“杏花村”究竟是哪一个杏花村？于是就有好几个“杏花村”都说自己就是杜牧诗中所指。争得最厉害的是山西汾阳杏花村和安徽贵池杏花村，它们纷争不断，形成了一个“杏花村”之谜。改革开放以来，争论越演越烈，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驱使。
山西汾阳杏花村捷足先登，这个杏花村位于山西汾阳县城以北，以生产汾酒著名，早在1957年就在酒类产品中注册“杏花村”商标，一直沿用至今，1997年还成为驰名商标。历代文人墨客曾留许多诗文碑刻于此，咏其酒美景好，而杜牧的《清明》诗更是位列群碑之首，这似乎表明，《清明》中所写的是这个杏花村。经考证，有三点理由足以说明杜牧所写的决不会是它。第一，据年谱研究，杜牧一生从未来过山西，不可能在汾阳喝酒；第二，汾阳清明极少下雨，有时还要下雪，那里不可能有“清明时节雨纷纷”景象；第三，唐代只有酿造酒，杜牧不可能去寻找以蒸馏酒著称的现代汾酒。
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把杜牧请到扬州，对他很好，留下一生最风流的一段时光。那个时候朝廷中正值牛李党争激烈，杜牧自然被认为是牛党人物，因为李党得势时间长，所以杜牧仕途并不顺利。当时的官员大多希望留在两京（长安、洛阳），接近权力中心，容易升迁。其实，杜牧对这种党争毫无兴趣，反而要求外放地方官，以远离是非之地。武宗会昌二年（842）杜牧被任命为黄州刺史，开始了他连续的六年地方长官的任期。会昌四年（844）9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会昌六年9月再迁睦州刺史，在贵池呆了整两年。
历史上，池州“杏花村”也曾名满天下。古时的池州杏花村位于池州城西，山岗上杏花遍野，村子里酒垆数家，尤以“黄公酒垆”著名。宋代，贵池杏花村仍有“杏花飞作雨”的盛况，清光绪九年《贵池县志》还收录了宋人曹天佑游贵池杏花村的诗云：“久有看春约，今才出郭行。杏花飞作雨，烟笛远闻声。旧迹寻何处？东风暖忽生。酒垆仍得醉，倚待月华明”。清人朗遂所作《贵池县杏花村志》记载：“吾池杏花村，自晋开荒，于唐始著，贤刺史好游，特长吟歌。雨中所见以纪事，有行人取道，看遥指道村里，求沽于悬帘……酒垆茅舍，坐落于红杏丛中，竹篱柴扉，迎湖而启，乌桕树梢，酒旗高挑，猎猎生风，令人未饮先醉。酒垆院里有一口‘黄公井’，水似香泉，汲之不竭，用此水酿出的酒，为时人所争饮。”每当清明时节，春风醉雨，杏花盛开，杏花村“十里烟村一色红”、“村酒村花两共幽”。当时以井水酿酒，名为“杏花大曲”，香醇可口。《杏花村志》和其后的《江南通志》都把杜牧诗收入，并申明杜诗所指杏花村在贵池。池州杏花村那口黄公井至今犹存，井水清澈如故。杜牧曾在贵池为官两年，期间他爱喝酒、郊游，均有记载。这些好像都表明，这里就是杜牧诗中说的杏花村，所以，近年贵池旅游公司也在旅游服务类中成功注册了“杏花村”商标。然而有人质疑，从当年9月到次年清明，杜牧已经上任半年，他嗜酒如命，哪能不知杏花村去处而向牧童问路？而且作为当地最高长官难道还须亲自去买酒喝吗？上述池州“杏花村”的典籍，最早的是宋代的，大多是清代的，很难说可以由此追溯到杜牧那个时候也有这些典籍中描述的情况。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古人作诗填词时，贵含蓄、忌直白，尤其是在涉及村名、地名的时候，往往以自然景观、人文特色，甚至自己的某种意境来替代。所以，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应该是诗人看到或想像中的一个开满杏花的村庄。还是《四库全书》的“杏花村志”条中说得好：“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泛言风景之词，必以一村以实之，则话句反为滞相矣！”
最近有人却考证出这首《清明》不是杜牧的作品，称之为“伪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个副研究员施爱东博士，今年3月29日做客人民网时指出：“像我们现在所流行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首诗学界基本上肯定是一首伪诗。”施爱东说，第一，他很可能不是杜牧写的，第二，很可能不是为清明写的，因为这首诗词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在这以前编辑的杜牧的各种各样的集子，这首诗从来没出现过，研究杜牧的人也根本不知道有这首诗。后来突然冒出来，标明是杜牧写的，最早的时候不叫《清明》，叫《杏花村》，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清明时节找酒喝，并不是一个人去上坟，心里很悲悲泣泣，且不说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主要是他不是去上坟。在唐代，上坟要带着酒、肉，祭过祖先的肉叫做“胙肉”，就是沾上福气的肉，祖先喝过的酒，叫“胙酒”，这些酒肉是不能浪费的，一定要吃掉，所以唐代形成的习俗就是先去祭祖，然后把这些酒肉吃了。如果是去上坟，写这首诗的人应该自己拎着酒，不然是违背常理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即便是杜牧写的，也不是去上坟。
这位博士大言不惭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学界基本上肯定是一首伪诗。”可惜的是逻辑混乱的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的结论，只是说“第一，他很可能不是杜牧写的，第二，很可能不是为清明写的”。兜了一大圈最后又说“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即便是杜牧写的，也不是去上坟”，还是不敢否定这首诗是杜牧写的。其实唐代以前上坟祭祖在寒食，不在清明，唐代两个节日逐渐合二为一，而清明却一直有一个踏青游春的内容。如上所述，此诗比较有可能是杜牧作于池州刺史任上，在池州杜牧没有祖坟可上，自然是清明游春所作。从来没有人说这是一首上坟的诗，因此这位博士所说的“第二个很可能”完全可以否定。迄今为止已知《清明》诗最早出现在谢枋得所编《千家诗》，谢枋得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和文天祥并肩抗元，宋亡后隐居不仕，元代统治者把他押到大都，强迫他做官，绝食而死。由于这个原因（并非这位博士首先发现）这首诗是不是杜牧的作品，一直有研究者怀疑。对此展开研究，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但若把研究变成炒作，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做法令人恶心。中国“学界”充斥这类人物，真是件悲哀的事情。何况诗无真伪，只有好坏，说《清明》是首千古传唱的好诗，大概没有人不同意。既然是好诗，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这样的诗人似乎没有假托杜牧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