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按：冀朝铸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他对毛泽东有近身的观察。）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