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出版社出版了蒋经国与章亚若之子、原中国国民党秘书长蒋孝严的回忆录《蒋家门外的孩子》。因身世特殊，蒋孝严的成长过程向来受到社会的关注，传言纷纷。此书是蒋孝严亲自撰写，披露了他作为蒋家后人的不寻常的成长之路，以及认祖归宗的种种波折。记述详实，文字真切。这本回忆录是蒋孝严“为父亲而写”，但他第一次当面叫“爸爸”时，蒋经国已进入停尸间。
蒋孝严延续蒋家血脉。蒋孝严、黄美伦及儿女后代全家福。
是谁杀了章亚若
母亲从病发到命绝气断，前后只有五个小时。外婆惊悉女儿死讯，明知事出有因，但以章家绝对薄弱的家境以及社会现实来说，若要追究，全然无力。内心的冤屈，只有往肚里吞。
但是，眼泪还来不及擦干，父亲就指派王升由行政专员公署专程登府劝说，要她尽快举家搬离赣州前往四五百里之遥的穷乡僻壤——江西万安县，去和分头把我与孝慈连夜从桂林送到万安的亚梅阿姨等人会合。
外婆事后听到女儿惨死经过的叙述，内心的悲恸、矛盾、挣扎与打击，何其之重，但她选择坚强默然地承受一切。她有无比的痛楚与不甘，但为了女儿，无论如何要把这一对原本就不足月的早产儿带大。况且，这两个孩子的生父又是蒋经国，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她从不想要高攀什么名门世家，只祈求菩萨保佑，等这一对外孙稍微长大后，能够回到生父家，对死因离奇的女儿来说，才有交代，女儿也才死而瞑目。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著和文章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连指向四个方面:一、祖父；二、父亲经国先生；三、军统特务；四、父亲死忠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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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孝严和章孝慈 |
蒋中正:亲自取名孝严、孝慈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一九四二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祖父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涵义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另有不明就里的人宣称，祖父对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里，若果真如此，则更没有任何逻辑推论，他会以血腥手段杀害一个无辜弱女子了。
蒋经国:蒋章风云不离、情深意浓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一九八八年元月父亲辞世后，秦孝仪院长多次约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北故宫办公室，除了安慰我们，还说了些封尘多年、鲜为外界所悉之事。他说，父亲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在身旁负责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谁，又不敢问父亲，等过了一阵子，实在按捺不住，便面询秦孝仪，秦孝仪才就其所知的，把有关赣州与桂林的事告诉了孝勇。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亲怀有身孕后，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到台北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后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蛮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后，而愿以身相许等语。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昵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一九五八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经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笔很工整写好、摊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报告家里的近况，并且希望早日拨下生活费用等语。这封信一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当时我纳闷不解，数十多年后，才理解到“慧师”指的就是经国先生，这也证实了父母亲之间确曾以“慧风”、“慧云”互称。这是一段纯净而浓密的情感，母亲一定是后来也将此一私密告诉了外婆、舅舅和姨妈，所以到台湾后，二舅舅写信给经国先生时，才会用外界鲜为人知的别号“慧风”，并为示尊重，则以“师”称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和经国先生的父子关系，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后，有次遇到长期追随经国先生并担任机要秘书多年的王家骅，他告诉我，的确在办公室收到过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给经国先生类似的信件，除少数几封转交王升外，其他都很难处理。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于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后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有若干研究历史的人推演，举证父亲在铲除政治异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个弱女子，应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亲除了是个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着纯中国人血液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军统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全案是军统局介入，是蒋介石下令主动策划谋害。其中有位自称是情报头子戴笠手下的张建国老先生，长期住在加拿大，没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军阶，但人们都以“将军”称之，是歌星张琍敏的父亲，几年前九十多岁才过世。
十四年前张老先生写了封信给我，透露母亲被害的“秘密”，说了一大串，直指“军统局”是幕后杀手，且说自己就是电影中的“长江一号”，直接参与了军统局的“刺章行动”，要约我见面，以报告更多的“内情”。由于所述内容只是一种拼凑的“谍报故事”，与我早已掌握的资讯偏差太大，我就设词婉谢了。
我在“政府”里担任几项较重要的职务期间，因公务上有机会和“情治首长”接触，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听数十年前“军统”人员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长以负责任的口气断然回复说:“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宽恕，愿母亲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岁时就为母亲命运的不幸而不平，甚至于怨忿，血气方刚之年确曾兴起过寻凶复仇之念。随年事增长，阅历渐广，凡事均能从理性切入，报仇的冲动日淡，转而设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几年多次前去大陆，每一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露痕迹地打探并搜寻有关母亲死因的蛛丝马迹和佐证，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间接与母亲有过接触的人士一一接触，只要有关连的叙述都不放过，更收集到谈及父母的书籍达十七种之多。
有位好友听说我探究母亲死因心切，私下建议何不开棺验尸，一定会找到具体结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亲生前已经够苦，无论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于纯孝。事实上物换星移，事过境迁，就是查出元凶，也改变不了过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强调，母亲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但我和孝慈从未采信。王升后来还找了一位自称当年在桂林医院任职的医生，并要这位医生写了一份治疗母亲经过的报告给他，再转交给我及孝慈。我们对这份报告的内容没有兴趣，因为这位医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证明他确于一九四二年在省立桂林医院服务过。我们心中的疑云不仅未消，反而为之加深加重。
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三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后，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后，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妆，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后亦趋前见最后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我边流泪边低声地喊着“爸爸”，这竟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当着父亲的面声声喊“爸爸、爸爸”。有生以来面对父亲的第一声呼唤，竟是在这样的场景。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告诉父亲:“请您安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爸爸，请放心，请安息……”我看到泪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惨，莫此为甚了！孝勇亦流着泪再行跪拜。随后，我们三人一起缓缓地将冰床推上，前后约六分钟。
拭去泪水，孝勇陪我们退出灵堂，我向他称谢后告辞。孝勇另派车分别将我和孝慈送回家，这一切都是在隐秘下进行。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得以无憾矣。
父亲曾交代归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亲过世后的第四天上午九时正，我与孝慈到秦孝仪院长办公室。秦院长先安慰我们说，经国先生过世，发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们节哀。他说已经知道过去两三天来，孝武、孝勇和我们接触，并在深夜安排去荣总怀恩堂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情形。
另外，他很慎重地说，在经国先生过世后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亲自驾车与他一同来到头寮，勘察准备用来奉厝的那幢父亲生前不时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于车上只有他们两人，谈了许多往日从未触及的话题，在途中他曾亲口告诉孝勇说:“早就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现在经国先生已经不在，应当是时候了。经国先生生前曾面告，要孝严、孝慈两兄弟归宗。经国先生说这话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俞国华‘院长’。俞‘院长’听到此一嘱咐，表示了解，而且说，孝严、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后要协助他们。”秦孝仪安慰我们说，父子关系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将来如何归宗，就听其自然，事实终究是事实。
当天秦孝仪这一席谈话，让我可以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对我和孝慈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这个心愿一直到临终都未能落实。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我在想，或许等他卸任后，会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比较容易办理认养手续。那该是一个多么温馨的情景！但这，毕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晓得父亲生前有明确的交代，基于孝思，我自当不畏任何险阻，要尽心去完成它。不为别的，只因我爱父亲，生前虽然无法承欢，死后不要让他有任何牵挂。
不惜特权觅仕途
虽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蒋家特别照顾，但还是有人把孝慈日后在学术界的发展，从教授到东吴大学校长，以及我在“外交”领域里能相对地“一帆风顺”，完全说成是因为“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不会有人相信直到经国先生逝世前，从未以父子关系和我们私下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更未给过我们只字片语。
事实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长辈或长官告诉我，有哪一件事、哪一个职务，是因为经国先生的交代，而为我们进行的。
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台北，是仕途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五月在华盛顿知道“外交部”有意调我回部时，我曾犹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务？如这次回“外交部”担任科长，以后的路又该怎么走下去？是等几年后再外放？或就待在岛内发展？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断。
此刻我多么希望从父亲那里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见不到他。
虽然一九七四年外派华盛顿，最后是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调回岛内的事，他则完全不知情。钱复先生最清楚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访问华盛顿时，当面建议我回去接科长的，而且要快，他说，这个职位不能悬太久，是不等人的。经过深思，我毅然于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职场上真正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不是父亲，而是钱复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出任“北美司科长”，然后一路升到“司长”。不过，从“司长”要调升“常务次长”时，却因为是“蒋经国的儿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从美国华盛顿调回“外交部”任科长，熬到“北美司长”，也超过九年。这期间我全力投入对美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
在这一阶段，我之所以能比同侪有较快的发展，和钱复鼓励我于一九七八年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考”有关。该项考试过程激烈而冗长，包括著作审查和三小时的口试。同年同榜幸运过关的，还有宋楚瑜、黄秀日、胡为真等人。通过“甲特”，就得以从“荐任”改派“简任”，一下子缩短了在官僚体系里至少五到八年的时程。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两位“常务次长”中有一位出缺，当时的“部长”朱抚松和“政次”丁懋时，都有意把我从做了三年半并表现优异的“北美司司长”职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贸然向经国先生提这件事，只有旁敲侧击地向“外交部”老部长、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焕先生先试探一下，测一测水温。没想到沈昌焕当即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件事还是缓一缓，不要急。
过了几个月仍没有动静，我便设法透过秦孝仪去打听原委。过了几天，秦孝仪回复说，沈昌焕认为虽然我担任“北美司司长”多年，表现不恶，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间最近有不少关于我是蒋经国儿子的传闻，党外杂志也时有报道，连孝武、孝勇两兄弟都听说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会因工作需要而经常陪同重要外宾晋见经国先生，就无可避免地会时常出现两人同时在电视上的镜头和画面，引起坊间更多议论，对经国先生来说，恐有不妥云云。
听到秦孝仪转述沈昌焕的顾虑，乍听之下，不是全无道理，心中也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论，只要父亲在任一天，我就无法出任“次长”或担负更重的责任了。
这次出任“次长”的机会，被活生生地挡了下来。夜深时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长年以来，逢事无不先为蒋家的困难考量，学会了忍气吞声；可是，谁又同情过我们的遭遇？蒋家有谁曾为外婆考量？曾为先母考量？或曾为我的妻儿考量？在升任“次长”这件事上，我期盼和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靠自己的实力，想进一步为社会服务的机会。我不会轻易认命，我必须扭转情势。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于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后，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三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承诺在日后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会见蒋经国先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秦孝仪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炼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后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