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我们外事处三人（ 处长、我和王如 ）随东北行政委员会全体干部乘火车，由哈尔滨出发，经过吉林，绕道正在激战的四平，于11月4日抵达沈阳。我们在火车站也没休息，立即改乘汽车进城。
虽然火车站距离我们的住处----太原街2号大白楼不远，乘汽车很快就可到达，但由于东北早已入冬，这天虽然晴空万里，道路上却是一片结成冰块的白雪，致使汽车开得很慢。我在车上不仅看到了街道上悬挂的横幅和贴的标语，“欢迎解放沈阳的部队入城”，还看到了街上行人一副副欢快的笑脸，甚至还有行人不顾寒冷，伸出手来向我们车队招手致意，以表示欢迎。
当时，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涌上我的心头。顿时，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只不过是坐办公室的政府干部，何功之有？不该分享我军解放沈阳的光荣，不该分享为解放沈阳出过力而应该享受的那份光荣。
从多方观察，可以断言，许多市民的那些笑脸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这是由于：
首先是，市民们已于3日就看到了我军卫戍司令部的公告，心里都有了底，从而对我军有了好感。
公告内称：“本部奉命在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下卫戍沈阳（ 刚解放沈阳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在东北军区司令部领导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朱其文等人组成 ），维持社会治安，尽快建立民主秩序。
该公告共七条。特别是第七条规定：“驻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准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不许自由进出影院和剧场。”市民看到这一条，很受感动，很高兴，从而对我军有了好感，真的是自己的队伍来到了身边。
其次是，全市百姓、特别是那些中上层人士都十分坚信，“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一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东北有的城市，国民党要员及其军队几进几出，老百姓吃尽国民党反攻倒算的苦头。弄不好，今天对中共笑脸相迎，明天就会被国民党以对党国不忠论罪。这个顾虑已被国民党大员溃逃的景象和中共解放大军的纪律和气质荡涤一空。
再其次是，沈阳的解放，市民没受到大的战火惊吓。
国民党驻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曾接到张学思的一封劝降信，诚恳接受张的建议，“放弃指挥，以和平方式解放沈阳”。结果，国民党军失去指挥，失去战斗力；周的部下纷纷逃命，或纷纷投降。不到几十个小时，沈阳市面秩序基本上恢复正常。
市民基本上没受战火之苦，两天之后，在太原街上看到我们这批穿军装的车队，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向我们招手致意，以示对我友好和敬意。
我们在市民友好的感染下，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的车队带着车上车下军民鱼水之情和友好温馨的气氛，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太原街2号大白楼前院。
当我们走进这座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那些剿共将领、官兵为急忙逃命而留下的遗迹七零八落，不堪入目。
剿匪要员丢下了许多美式武器。美国最新式的卡宾枪散落在各屋里。面对这些武器，我们敬重的秘书处长说了一句比较精辟的话，他说：“我们的对手并不单单是南逃的国民党部队，而是支持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
古画古玩堆积如山。美国当局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不仅打不垮共产党，却给国民党反动派创造了一个发国难财的机会。
在一些办公室里，被丢在地上、柜子里的国画、古画以及石雕不计其数。在二楼大厅地上，裱糊好的历代字画和价格高昂的文物堆积如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这些稀有文物都是这些剿共的将领们以剿匪为名，从故宫、博物馆以及老百姓家里搜刮、掠夺、抢劫来的。
看来，这些剿共的将领们，在匆忙南逃时，该带走的，已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诸如这些不便携带的古画、古玩只好丢在大白楼里，先把小命保住，尽快开溜。仅就这件事，我们当即给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定了个性：“像这样专挖国家墙角的一些无能之辈所凑成的腐败政权，哪有不垮台的。”
在太原街2号住的那几天，我们面对上述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对马歇尔两年前在调停中给我们留下的那么一点不坏的印象，从此，从脑子里一笔勾销。并认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打内战，对抗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插手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是对历史发展的大抗拒，是对中国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必然会引起世人的义愤。
特别是，我军“关门打狗”之后，山海关以北即将全面解放的战争形势，已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派已难以抗拒势如破竹的解放形势，难以抵御所向披靡的解放大军。只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仍在踌躇满志地负隅顽抗。一些国民党要员仍然很乐观地宣扬说：“美国不会看着国民党垮台的。”尽管在这期间，美国当局也看到国民党那种腐败无能、不得人心的一面，从而对国民党的支援有时也有所收敛，但其反共的对外政策依然不变，支持国民党消灭中共的方针依然不变。
美国在中国想干什么？
当时，我们殷切希望美国尽快结束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结束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战后爱好和平人民的呼声。
但是，希望归希望，事态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究竟如何发展，当时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们在太原街2号大白楼没住几天，便随东北行政委员会迁移到北陵（北郊）东北大学旧址办公。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改为东北人民政府。林枫仍任政府副主席，栗又文仍为秘书长。我们的外事处随即升格为东北外事局，统辖东北地区的全部外事工作，仍归林枫直接领导。
不久，考虑到外事部门不宜距离城内太远，外事局便迁到与四个外国总领事馆较近的三经路二纬路一个红门大院里办公。
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在二纬路的小红门里，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大院。院里虽然不像苏州园林那样有山有水，也不像北京王府四合院那样古色古香、富丽堂皇，但全院布局之雅致，颜色搭配之协调，不论是春秋还是夏冬，都令人颇有赏心悦目之感。坐北的二层红砖小洋楼，粉刷一新，色调朴素、和谐。楼前有一片积雪很厚的草坪。在这片草坪中，铺有不甚规则的人行小路。草坪周围有一条正方形的柏油小路。小路外侧，立有一排小树，在这排小树中间还有几棵参天古树。在高大的树枝上悬挂着积雪和略有融化的冰溜，显得这些古树格外雄伟、粗壮。概括此院的景致，真可谓绒绣般的典雅，油画般的粗犷。
外事局迁入此地后，对外事务逐渐增多，机构编制也随之有所扩大，还有一个代管的附属机关。
这个附属部门的对外名称是“日本侨民事务管理处”和“朝日新闻社”。这两个部门都由外事局的赵安博主管。
赵安博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老中共党员，对日本情况很了解、也很有研究，由他主管日侨和日本新闻工作，确也人尽其才。赵的身边有一位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名叫王刚，由王主持这个附属机构的日常工作。
王刚其人很能干、很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单枪匹马在阵前敌后走南闯北，为招募士兵、筹集军款军粮，立过不少功劳，深受领导重视。他的文化底子不错，口才也好，善于做宣传工作。他会鼓动、会动员，肯动脑筋做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他所到之处，很容易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场面，颇受群众欢迎和赏识。抗日战争末期，他充分发挥略懂日语的一技之长，在收容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曾获得有关方面的好评。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之前，他单枪匹马，深入农村，根据党中央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发动农民进行土改。之后，他又号召贫农、雇农踊跃参军、保家卫国，为壮大解放军的队伍，立下了不小的功勋。据说，由于他所招募的士兵，数目之大，难计其数，地方上给他“封”了一个“王司令”的美称。而他本人自我感觉也不错，对众人给予的桂冠，也不推辞。在外事局期间，我们都叫他王司令，以示对他的尊重，他也欣然接受。
王司令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办事果断，能力很强。虽然他不注意请示，喜欢自己说了算，但经他所处理的一些事，都无可挑剔。有关领导对他也比较放心；第二个特点是，他心直口快，有话就说。不仅如此，他还能侃能吹，也敢侃敢吹，而且还会做到言之有物，引人入胜。这些也都是周围同志们一致公认的。有人说：“王司令能吹能侃，却不是玄吹神侃，胡说八道。他所讲的历史、讲的故事，从不离谱，近情近理，有根有据。”这是因为他碰到的故事多，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经历的弯路多，教训也多。特别是在他主管新闻社以来，他了解的情况多，资料来源多；他所跟踪的新闻方面多，他所掌握的论据和旁证也多。还有人说，王司令性格豪放，却又有些刚愎自用。这是因为他有一个无畏的个性，又有某些丰富的办事经验。因此，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才能够称得上有才华、有理想、有品位、敢挑重担的时代强人。正因为这样，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缺点。这也就是他的第三个特点。他目空一切，颇有出将入相的派头。
王司令的第三个特点就与国人当时不喜欢夸夸其谈、不喜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要求格格不入。他的缺点不改，是否能和国人长期合拍？我因工作调入北京，就不得而知了。
一天上午，王司令给我来电话，约我去东陵看看，然后去日侨事务管理处去改善一下生活，实际上是请我去吃一顿。东陵我没去过，想去。又有好饭吃，我求之不得。当时，我们的伙食很不好，一天三餐玉米?子或高粱米饭加咸菜，只有每周五，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算是改善一次生活。而王司令那里，虽然也都吃粗粮，但他们有不少食品存货。譬如从国民党败军那里缴获的食品罐头，就足够朋友们吃上几顿。不多时，王司令驾驶一辆美国吉普车来到外事局，把我接上，直奔东陵。
东陵位于沈阳东北部11公里的天柱山上，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此陵于1629年开始修建，22年后基本建成。后又经康熙、乾隆多次修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陵墓群。
东陵地势幽静，背山临水，又有古木参天，万松耸翠，致使风景优美，气势磅礴；大殿凌云，修筑独特，构成独具风格的山陵。陵墙之内，正中大门东西墙上嵌有雕着蟠龙的玻璃壁；门内甬道两侧排列着成对的、形象生动的石狮、石马、石骆驼；门前两侧有下马碑、石狮、华表和石牌坊。
从南向北登高向上，过石桥设有一个碑亭，内立康熙亲撰《 大清神功圣德碑 》。碑楼左右有祭祀用的茶果房、斋房等建筑。碑亭之后是陵寝方城，城堡式建筑，为陵园主体。
方城后面因有月牙形的“宝顶”，也叫月牙城，宝城之下埋葬着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
去东陵看看，不仅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还可以欣赏一番陵墓的宏伟建筑和川萦山拱的风光。
中午，随王司令到日本侨民事务管理处吃午饭。一起吃饭的还有“新闻社”的主编和王的一位老战友。
在饭桌上，王司令讲了一个去年在北京发生的美军强奸中国女生的涉外事件。
这类涉外事件，我很感兴趣，很想知道北京当局是如何处理这类事件的，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王司令快讲讲这事件的全部细节。
1946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正是滑冰、滑雪的极好时光。一对年轻恋人：姑娘叫兰峦，是个专修英语的高才生，长得娟好，窈窕的身材，洁白的面孔清秀美丽，一身普普通通的学生打扮，格外引人注目；小伙子叫张良，是兰峦中学同学，长得也是那么俊秀挺拔，仪表堂堂。两人相约一起到北海公园溜冰。两人在冰上慢悠悠地滑的时候，兰峦想出一个花样，两人要在冰上各划出一个英文小写体“K”字来，要看谁写得比较标准。张良欣然赞成这个比赛。两人正要起滑，一个打扮奇特，化装浓艳的外国女人，一声尖叫，摔倒在兰峦和张良中间，把兰峦吓了一跳。张良发现是位外国女人，正在踌躇时，兰峦一步上前，把这位女老外扶了起来，同时，脱口用英语说了一句：“对不起，快起来！”这位女老外立刻说：“不、不，是我自己不会滑冰造成的。”彼此沟通很快，双方很满意。兰峦满意的是，她自己酷爱英语，但她除了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英语之外，就从来也没和洋人直接对过话。特别是这位摔跤的女洋人，英语讲得那么清脆，那么动听。女洋人满意的是扶她的中国姑娘会讲英语，便立即对兰峦说：“非常感谢，今天真幸运，在冰场上碰上了你这位美丽而又善良、还会讲英语的中国姑娘。我叫娜丽丝，咱们交个朋友吧！我说的这些话你听懂了吗？”
“可以说我听懂了，不过，我的同学张良英语比我好。”兰峦说着便把张良介绍给这个洋女人。张良比较老练，立即搭腔说：
“很高兴认识你，请问，能告诉我们你是哪国人吗？”
“我是美国人。”娜丽丝进一步作自我介绍说：“我是陪丈夫到北京来的。我的丈夫在北京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是美国陆军上尉。今天他没有来。你们常来吗？”兰峦对娜丽丝的提问很感兴趣，忙说：“要看天气，只要是雪不大，冰层厚，我们都会来的。”
“我是初学滑冰，也没有人教，所以今天摔了一跤，又险些撞了你们，不好意思。”娜丽丝搭讪地讲着。
兰峦像在课堂上一样积极而热情地说：
“这和学英语一样，要有个艰苦过程。”
娜丽丝提议说：“请兰峦小姐教我滑冰好吗？”她的要求得到了满腔热忱的回答。
第二个星期日下午，张良陪兰峦又到北海公园去滑冰。在冰场上又看到娜丽丝。这次娜丽丝是由她丈夫陪同来的。张良拉着兰峦在冰场上一溜烟地滑到了西北角，那里人少，可以自由自在地滑。不多时，娜丽丝也滑了过来，并把她丈夫介绍给张良和兰峦。
“我叫依德兰，很愿意和你们做朋友。我对中国人的友善、肯帮助人的美德，十分钦佩。我的妻子娜丽丝曾得到你们的关照。我衷心感谢。”依德兰这几句渗有外交辞令的客套话，强烈地感染了热衷于学习英文的两个中国年轻人。
兰峦对依德兰的几句话似懂非懂，没好搭腔。站在旁边的张良却有一种逆反的看法，虽然他对偶尔相逢的洋人，及其一番恭维的话没有什么反感，但想起美军带着吉普女郎、驾车在北京胡同里横冲直撞，搅得人心惶惶，便对依德兰产生了警觉。张良用英语说：“娜丽丝太太的滑冰老师来了，我们分头滑吧。”他想甩开依德兰。娜丽丝在旁说：“既然你们都会讲英语，我们一起滑，一起玩好吗？”兰峦学英语心切，立刻表示同意。张良虽然有些不大愿意，但也无可奈何。
傍晚，兰峦和张良要离开北海公园时，娜丽丝夫妇过来提议，请兰峦、张良乘他们的汽车，先到军调部美军驻地一起吃晚饭，然后再送他们回家。
张良由于看过一些进步书籍和西方报刊，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略有了解，而且，初次相遇，就到美军驻地去吃饭，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他联想到北京的“吉普女郎”，已给中国人造成很坏的印象。于是，便很有礼貌地对依德兰说：“感谢美国朋友的好意，我们还有别的事，今天难以从命，以后找机会再去拜访。”
依德兰仍不让步，赔笑着对张良说：“今天我碰到像你们这样高雅可敬，谈吐不凡，一表人才的中国青年，这是我来中国的最大荣幸。你对我们如此友好，如此客气，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还可以断定，你不是一个高傲而不可接触的中国青年。一同走吧！请你们到我的住处吃饭，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友谊。我的妻子娜丽丝从来没有请过中国年轻人到我们驻地吃饭。为了纪念我们今天交朋友的美好时刻，我们一同走吧。”
兰峦曾和张良说过，为了学好英语，如果能交上一个美国朋友或英国朋友，能够听听人家的讲话，练练自己的口语，该多好。因此，兰峦对娜丽丝的邀请，丝毫也没表示出不愿应邀的意思。依德兰发现张良有些踌躇，不等张再作出什么表示，便又笑容可掬地，用慢而准的英语对兰峦说：“走吧！兰峦小姐，我很喜欢和中国年轻人交朋友，我的夫人娜丽丝对兰峦小姐很有好感。她会帮助你学英语的。她会帮助你的一切。你会满意的。走吧！”就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地依德兰夫妇把兰峦和张良和两辆自行车都推上了吉普车。
景山大街的几所漂亮的房子里，住的全是美国军官。依德兰夫妇住在院里一棵丁香树前面的房子里。
娜丽丝带领客人进入她的客厅。客厅虽小，却布置得雅致清爽，简单美观。在红绒地毯的周围，摆有一圈绿丝绒的沙发。沙发当中有几个小巧玲珑的玻璃茶几。客厅墙上挂有几个镶有照片的镜框儿。屋顶垂有玻璃吊灯。由于吊灯玻璃的透明感，令人感到小客厅并不小。娜丽丝请客人坐定后，从里屋拿出了一大盒巧克力和饮料招待兰峦。依德兰也走了进来，一面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招待张良，一面说：“今晚还有两个美国朋友和我们一同吃晚饭，他们二人都是军官。今晚我们一定要让中国朋友过得很愉快。”
张良听说还有两个美国军官同他们一起吃晚饭，觉得不妙，神态略有紧张，便脱口而出说：“事先并不知道依德兰先生还请了其他客人。我们贸然参加你们的晚宴，多有不便，况且我和兰峦确实有事，不能回去太晚。我们还是告辞，下次再来。”说着便站起来暗示兰峦快走。当兰峦还没作出反应时，两个美国军人已经走进了客厅。
两个美国军官先到兰峦面前，主动做自我介绍。一个叫戴维斯，一个叫马克尼。先进来的马克尼说：“依德兰上尉告诉我，今晚有两位高雅、庄重、漂亮的中国朋友和我们共进晚餐。这是我们的荣幸。”
“两位中国朋友不要推辞了。”依德兰接着说，“你们到我家来，就是我的客人。不是有句中国名言‘客随主便’嘛。按我们美国人的习惯，不勉强客人做他不愿做的事，讲好是请客人吃饭的，如果不吃就走，主人是会很难堪的。现在已有几个美国朋友请你们留下吃饭，你们不该再客气了。”这两句挽留客人的辞令，使张良很为难。留下吧，有些担心，可他担心些什么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走吧，又说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只怪自己最初不该带着兰峦走进这个外国军人的驻地。他无可奈何地看了看兰峦。她仍然是那样热衷于想学英语，没有要走的表示。张良也只好不再坚持要走，以免弄得太尴尬。
饭桌上的菜并不多，但主人的话却不少。特别是那个马克尼在饭桌上废话连篇，眉飞色舞，张开他那健谈的嘴，瞎吹了几句笑话和天南海北地胡说八道了一阵，这种说说笑笑的气氛，冲淡了客人萍水相逢的拘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尼得知兰峦喜欢学英语，便借此机会，投其所好，用美国腔调比较重的英语来吸引中国客人。当他发现兰峦听英语听得有些入迷，便趁机展开攻势，便说：“张先生和兰峦小姐，既然你们对英语感兴趣，我们愿意正式邀请你们俩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费用由我们美国负担，条件是你们都能为美中友谊作出一些贡献。”张良听后，打了个寒战，同时发现马克尼一直在贼眉鼠眼地盯着兰峦。就在这时，娜丽丝提议，请大家离开餐桌，坐到沙发上喝咖啡。宾主在沙发上又聊了一阵，只听娜丽丝对兰峦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练习英语会话，时间由你定。你随时到我这来学英语或者是做客，我们都十分欢迎。”依德兰也随声支持娜丽丝的提议。直到晚10时，张良和兰峦才离开了依德兰的驻地。
张良和兰峦推着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兰峦说：“美国人的生活真优越。今天，我是生来第一次和美国人谈话，第一次和美国人吃晚饭，也是第一次交上了这么多美国朋友。特别是娜丽丝，不仅人长得美，还很热情、很好客。唉，张良，如果咱们能到美国去学习该有多好。”张良总觉得马克尼这个人有些怪，整个晚上，他猴头猴脑地有些坐不住；一顿饭，只听他一个人在不停地讲，也拿不出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顽强地表现自己，真有些喧宾夺主。而兰峦却一味对马克尼免费留学的提议感兴趣。张良越想越觉得不是味，对兰峦那兴致勃勃的议论，也不搭腔。
府右街的夜晚像死一般的寂静。这对情侣推着自行车沿着大路向西走，好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什么。
“兰峦，今晚，那个叫马克尼的美国佬一直在盯着你，你发觉了没有？”张良终于开口了。
兰峦被张良这么一问，才恍然大悟，路上张良一直不吭声，原来是为了这个，便爽快地说：“今天我们是跟文明国家派出来的人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晚上，至少我们还锻炼了英语会话。我看，他们这几个男士都是些说话和举止非常随便的年轻人，不至于有什么坏心。第一，今晚我们是娜丽丝的客人。女主人热情、高尚，就足以使我们排除一切疑虑；第二，马克尼提出邀请我们去美国学习，也是一件正常的事，假如我们真想去美国，没有美国人的邀请，也去不了。况且这样的事，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如果马克尼要搞什么阴谋诡计，美国其他官员、包括娜丽丝也会制约他的；第三，马克尼主动提议让我们去美国学习，还提到了美国负担费用，看上去，好像他就是主办此事的，是主管中美文化交流的。我们不仅不该怀疑人家，而且还要把握住这个大好的机遇。张良，你太多心了。一件好事，被你看成是件不可捉磨的坏事，你别太神经过敏，不要显得中国人不大方、中国人小气。”张良被兰峦这么一说，虽觉得她的看法有些偏，但也不好再毫无根据地顶撞她。为了不伤感情，张良也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张良准备找兰峦好好谈谈，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他想提醒兰峦，在和不了解的美国人交朋友时，要留神，不要上当受骗；甚至想建议她，不要去美国军官驻地去学英语。
然而一见面两人就谈不到一起去，兰峦一心想着去美国，根本听不进张良的话，她说：“张良，你尽管放心，我已经大了。我总觉得人家都是身份高的军官，又是军调部的成员，是和我们官方办外交的使者，不必过分地去怀疑人家……如果我们这样毫无根据地去猜疑人家，这样优柔寡断，会白白失掉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会使我们后悔终生。”
张良也是个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很容易被兰峦说服。他只好说：“你真是个办外事的料子，但我就是对那个马克尼不放心。第一次见面，他还不了解我们，就夸下了海口，竟可以代表美国接受我们去美国留学，真有些离谱。你一定要跟娜丽丝学英语，我也拉不住，但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到外国人家里，特别是到美国军官家里，可要格外当心。”就这样，两个恋人在没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张良回家了。
不幸终于出现了。
这是在1947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张良接到一个电话，是兰峦爸爸打来的。
“张良，兰峦这两天没回家，是不是在你那里？”
“兰峦没有来过。怎么回事？叔叔我马上来。”张良放下电话，就一直在责备自己，似乎这个不敢想的结局，是由于他的软弱造成的。他后悔自己无能、不坚强。
张良骑车到了兰峦家。兰峦母亲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见到张良忙说：
两天前，兰峦午饭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至今已过了两天两夜，没有回来。这是兰峦第一次在外过夜，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学校、亲友、同学都去问过了，都说没见到兰峦。
“美国女人娜丽丝家去问过没有？”张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兰峦母亲说：“她爸去问过了。娜丽丝说，从头几天兰峦就没到她家去。”此时，兰峦父亲回来了。兰母立即问：“打听到什么头绪来没有？”
“到处打听，都说不知道，我只好到警察局去报了案。其实，警察局的一些人都是混饭吃的，能管什么事。唉，都怪我自己没把孩子管好，兵荒马乱的年月，学什么英语，还跑到美国军调部去学英语，真糊涂。这个世道还有什么好人噢！”
兰峦父亲看到张良来了，略感宽慰，忙问：“张良，你看怎么办好？该问的地方都问过了，该怎么办好呀？”
“咱们都别着急，事到如今，急也没用。不管怎样，大叔大婶还得保重身体。你们在家等着，我再到娜丽丝家去一趟。”张良强打精神安慰二位老人，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一个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的青年学生，女朋友失踪，确也有些难以承受。说罢，他便离开了兰峦家。
张良来到了景山大街娜丽丝家。娜丽丝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友好，对张的到来，既不表示欢迎，也不拒之门外。张良进了会客室，很有礼貌地、慢慢地用英语问：“娜丽丝小姐，我和兰峦都是你的朋友，交往虽说不是很深，但互相还很尊重。我们把你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兰峦每周来三个晚上向你学英语，我们也都放心。可是就在两天前，兰峦在你这里学英语后，就没回家。你知道，兰峦的失踪，造成许多人的痛苦。娜丽丝小姐在美国也是有父母的女性，难道你面对这样一种悲惨事件会无动于衷吗？我很诚恳地希望你告诉我，兰峦现在哪里？”
娜丽丝被张良这么一说，举止有些不安，喝了口水，又沉下了脸说：“我已经答复兰峦的父亲了。两天前兰峦没到我这里来。再确切一点说，兰峦已经好久没来学英语了。”张良绝望地又问：“可否请娜丽丝小姐问一下依德兰或马克尼二位先生是否见过兰峦？”娜丽丝急了，赶忙说：“这太荒唐了，依德兰是我的丈夫，如果他知道兰峦小姐的去向，我自然也会知道的。”
这时，依德兰进来了。他也不与张良打招呼，便问娜丽丝：“他来干什么？”
“找兰峦小姐，我告诉他，兰峦已经不来了，他不信，他要问问你或马克尼。”娜丽丝向依德兰介绍得很全。依德兰斜视了一下张良，很粗暴地说；“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小姐。这里是军调处美国军官驻地，不欢迎外人到这里进进出出找人。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你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十天过去了。兰峦仍无下落。兰峦父亲到处贴寻人启事，作用不大；到处送礼求人，也无济于事。一种不幸的阴影，压得兰峦父母和张良透不过气来，都有些精疲力竭。
一天下午，张良妈妈接到兰峦爸爸打来的电话，说兰峦已经有消息了，说他要乘火车去天津接兰峦，并说告知张良快去他家等着。
张良得知这一喜讯，激动得要哭，他赶紧跑到兰峦家，拉着兰峦母亲的手说：“这可好了，兰峦终于找到了。”兰峦母亲拿出一个小纸条，递给张良说：“这是兰峦的来信，快看看吧。”
小纸条写得很草，只有一句话：
“爸、妈、良：我受骗，被美国人劫持到天津，已病。幸遇好人，快拿钱来，到桂花院接我。详情见面再谈。兰 1月14日”
张良哭了，哭得很惨，还捶胸顿足地骂自己：“是我害了兰峦。当初如果不是我提议去北海公园滑冰，也不会碰上娜丽丝；如果我坚持不让兰峦到美国军调处去学英语，也不会让兰峦遭到陷害。我怎么这样糊涂，这都是我的过错。是由于我的无知、幼稚、简单而害了兰峦。我对不起兰峦呀！”兰峦母亲听了也跟着心酸，忙说：“是兰峦这孩子不听你劝告，才出的事。和你没关系，快别这样，兰峦就回来了。”
张良恍然大悟，站起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兰峦。”
“也不知他们坐哪趟火车来？”
“不管它，我一直在火车站等着他们。”张良说着走出了兰峦家。
兰峦的父亲到了天津，找到了桂花院。恭恭敬敬地向老鸨说明来意。老鸨说：“我也很可怜这孩子，受骗上当，而且她已经病得不轻。当然你们也不必担心，这病是可以治好的。但只是我们是靠吃这碗饭的，不赚钱可也别让我们赔钱。送这孩子来的时候，来人从我这里拿走了不少金子。这可怎么办？我想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吃剩饭的人再挨饿吧！”兰峦父亲一听就明白，立刻说：“我带来了十多件金首饰。”说着兰父打开一个小布包，拿出了一小部分，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然后将一小布包金子递给老鸨说：“请收下，你能通知我来接，就已经说明你是个大慈大悲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的。”兰峦父亲见老鸨已将金子收下，便说：“能不能现在我就把女儿带走？”
“可以。”老鸨听到这几句动听的话，又拿到了钱，便继续说：“你们回家之后，不要声张，先给孩子看病，让孩子把这档事儿忘掉吧。”说罢带兰峦父亲去领兰峦。
兰峦躺在一个小屋里的床上。小门一开，兰峦一头栽到爸爸的怀里，嚎啕大哭。爸爸见女儿骨瘦如柴，苍白而发青的小脸上沾满了泪水。他心如刀绞，老泪横流，双手把女儿搂在怀里，颤颤抖抖地说：“孩子别哭，找到你就好。这是菩萨保佑你，终算碰上了个好人。张良这几天跑遍了北京城找你。都急坏了。现在你妈妈他们都在等你回家。孩子咱们快走吧！”
兰峦本来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女孩子，又遭此难，身体像散了架子似的难以支撑。在火车上，她靠在爸爸的身旁，还能坚持。火车到达北京时，兰峦已经难以起步。爸爸只好背着女儿，走出站台。
张良一见兰峦父女，赶紧上前把兰峦背了起来。兰峦在张良背上紧闭双眼，一言不发，听到张良说，“兰峦，我找得你好苦。今天回家了就好。咱们再也不能分开了”。兰峦的眼角流出了一珠珠泪水。
兰峦母亲见到女儿又是一场大哭。
兰峦在全家陪同下，到了医院。
医生经初步检查，认为兰峦下部受伤很重，便责怪家属为什么不早些来治。当医生得知患者是被坏人所害，则深表同情地说：“受伤处已经溃烂，应立即住院。我将和其他医生商量，不论采取什么治疗方案，我们都要努力把这姑娘治好，让她健健康康地出院。”
家人包括张良为了让兰峦静心养伤治病，使她在精神上不受外界任何影响，探视时，都和兰峦谈些开心的事，对她的遭遇只字不提。兰峦在妈妈昼夜陪同下，像似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靠在妈妈身边，一动也不动，终于很自然地排除了她难以忍受、难以摆脱的恐惧感和自卑感。
几天之后，在家人和医生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下，兰峦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复原了。
兰峦出院后的一天晚上，她慢慢地、断断续续地向家人叙述她惨遭陷害的经过。
阳历年那天，张良劝我不要再去娜丽丝家。当时，我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我是听进去了。我决心在过阳历年的第四天，到娜丽丝家去说清楚，我不再去学英语了。我还带上了一个新买的布娃娃，作为礼物送给娜丽丝，以表感谢，留作纪念。
1月4日，我到娜丽丝家，向她说明来意。娜丽丝一个人在屋里。她对我不再来其住处学英语，既不惊奇，也不挽留，却倍加热情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多聊一会儿吧。”她还拿出糖果和饮料招待我。依德兰这时进来了，娜丽丝忙迎上去，把他拉在院子一旁，咕哝了一阵。然后，依德兰没有进屋，走了。娜丽丝进屋后，仍然是陪着我又说又笑，一如既往。我不愿在她家再磨蹭时间，就向她表示，以后再来看她。这时，她立刻站起来说：“兰峦小姐不再来学英语了，我们的见面机会也就不多了。为了纪念我们之间的友好相识，我也送你一个小礼物，请稍等。”
娜丽丝离开屋子后，我也不好立刻不辞而去。等了一会儿，马克尼和戴维斯从门外闯了进来，后面还跟了一个美军模样的人，却不见依德兰和娜丽丝。当时，我有些怕，有些紧张，忙说：“我正要回家，请各位转告娜丽丝小姐，以后再来看她，告辞了。”当我快步走到门前时，马克尼立刻跑到我前面，用左手挡着我的去路，右手摇晃着酒瓶说：“亲爱的兰峦小姐，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今天请你留下，和我们坐坐，喝点轻度酒，谈谈英语，让你好好领略一下美国朋友的好客精神。”另外两个美国佬发出叫人恶心的淫笑。我这时被吓傻了，推开马克尼就往外跑，那个叫戴维斯的美国佬双手从后腰把我抱住，把我拖到另外一间屋子里。我急了，用劲挣扎，已无济于事，大喊救命，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把我丢在床上，三个人全进来，关上了门，只听马克尼说：“兰峦小姐，你不要怕。我们都爱上你了。你不要回去了，跟着我们，会比在你家里舒服得多。”听了一些下流话，我急哭了。我一面大叫娜丽丝，一面尽力推开他们。当时哪里会有娜丽丝的回声，哪里还有力抵抗三个美国佬。我就这样上了他们的圈套……
第二天，我要他们放我回家，他们不理。约在上午8点钟左右，马克尼和另外一个美国军人架着我的双臂，堵上我的嘴，用卡车把我载到了天津。几天后，戴维斯和另外两个军人也到了天津。他们几个人像野兽一样糟蹋了我十多天。在天津我苦苦哀求让他们放我回家。他们包括马克尼在内根本不理我，整天饮酒作乐，一句人话也没有。当时，我的伤势已经很重了，已经不能动了。我感到已经绝望了，曾几次找机会自杀，由于他们轮流看得紧，都没死成。
我偶尔听到马克尼和戴维斯说，他们就要由天津乘军舰回国。这时，我自己暗暗在想，他们不肯放我，无非是怕我回北京闹事，为此他们在回国前，有可能偷偷把我打死，杀人灭口。如果他们要打死我，正合我意。我已经被他们弄得半死，已经没脸再活在人世，不如一死了之。然而，这几个野兽般的美国兵不仅不杀我，也不让我自己死。他们要在回国前灭绝人性地折磨我。等调防时间一到，他们便登上军舰，一走了之。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天，在我不知身在何地，又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马克尼等人登船离开了天津。他们临行前，和往常一样，把我反锁在屋里。
第二天，小屋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国人，估计是房屋管理人员。他发现我躺在墙角下，以为我已经死了，便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心甘情愿地让人家糟蹋。这好！人家走了，你也被弄死了。这就是当吉普女郎和妓女的下场。”说着，他走到墙角踢了我一脚，才发现我还活着。
我挣扎起来，忙说：“这位好人快救救我！我是被美国人马克尼绑架来的。我是好人。”
“还活着，在这里跟美国兵鬼混的不是妓女是什么？真丢人！还说是好人呢！一个姑娘家堕落到这步田地。”
“不是的，我是北京的女学生。好心人，求你救救我吧！放我回家。”
“凡是跟美国兵鬼混的女人都这么说。我怎么救你？我还是把你送到桂花院，让他们去救你吧！”他接着又说，“这样的事也不止你这一起。我只能这么办。哪里来，就往哪里去。这是给你找个出路。否则，你死在这里也没有人管。”
就这样，我被此人推推拉拉地送到了桂花院。
桂花院掌柜的还算有良心，对美国兵糟蹋中国姑娘就很有气。当我被推进桂花院时，老鸨就已经猜出了我的遭遇。老鸨发现我的病很重，还破口大骂了几句美国佬。当我跪在地下、求她给我爸爸发封信，并告诉她，我家会有黄金给她。这老鸨发现我已病得很重，又听说可以获得黄金，便发了善心，才把我写的那个小纸条邮寄了出来。
* * *
这个事件就讲到这里。
王司令看大家还没有什么大反应，便接着说：这是一件比沈崇事件还要惨的惨案。有人会问，案情如此悲惨，为什么不告发？
回答很简单，告谁？谁告？像这样一个无头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受理吗？靠美国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敢向美国提出交涉吗？政府不为民做主，作案人又逃之夭夭，告发又有什么用？
全国还没解放，人民还没翻身，能怎么办。我看，先把这个天变了再说吧！我们这些搞新闻、搞外事的，只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或许将来能有用。
王司令讲完这个故事后，在座的各位还是目瞪口呆地等王继续讲，似乎这个事件还没有完。
王司令又发话了，他说：“没听够？等吃完午饭，下午我带你们去见一位沈阳老住户许先生，让他给你们讲一个在沈阳发生的涉外事件。”
这时，我争先表态：“今天的聚会收获不小。王司令讲的涉外事件，我很感兴趣。我将把这类涉外事件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说不定以后会有用。下午我一定去。”
当天下午没找到许先生。王司令决定先把事件的梗概向我介绍一下，他说：“许先生跟我讲的这个涉外事件，就发生在他身边。”
许说：1945年冬天，我住在沈阳小南门里的一个筒子楼的楼下，左邻右舍全是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百姓。没过多久，隔壁搬进来一家新户，是母女两人。母亲约有50多岁，沉默寡言，对人和善；姑娘约有20岁左右，是个正在读书的女学生。这姑娘长得很美，也很活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有礼貌地点头打招呼，走起路来总是蹦蹦跳跳，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可能是我们要做新邻居，彼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一种信任感。当天晚上，这姑娘还主动到我家来，和我妻子聊了很久。从此以后，我妻子也到她家看看她母亲。她母亲虽然情绪很低沉，寡言少语，但对我妻子的关怀，十分感激。就这样，我们两家一开始就相处得很融洽。
从接触和交谈中，我得知，她叫风琴，原籍山东。她父亲在1945年东北光复前几个月，经商赔了本得大病死了。母女二人靠原有的一点积蓄维持生活。
风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姑娘，每次学期考试中，她都是名列前茅。从日常接触看来，她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姑娘。
风琴年纪不大，很懂事，她为人和善，心地善良，对邻居一向和睦，友好热情。
我们两家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处，关系较为密切。她母亲也不时到我家来串门。逢年过节，甚至遇到偶尔的需要，两家还相互送一送好饭菜；有时还一块去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有时还聚在一起聊聊天。
当时中国，外患刚去，内战又起。社会状况混乱不堪；经济局面更是一言难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一捆钞票买不上一包火柴；工厂停工，失业倍增。
一天，风琴非常伤心地告诉我，她们母女的生活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为了养活妈妈，她决心放弃升学计划。
风琴的苦衷、我很理解。当时，全城的百姓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叫苦的何止风琴母女二人。我对她只能说几句同情的话和感慨的话，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
没过几天，风琴一个亲戚把她介绍到美国人大院（ 院内有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美孚石油公司等美国驻沈阳常驻机构 ）去当事务员。这份工作虽然紧张一些，但月薪还不算少。因此，升学深造一事只好以后再说。
从那时起，我发现她母女的生活状况略有稳定，风琴的情绪也略有好转。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已过去了五个多月。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风琴不知为什么，直到深夜还没回家，她母亲有些着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趟一趟地到大门口，看看路头上有没有女儿的影子。
大约在夜里1点左右，我们都被楼外的车声和捶门声惊醒了。我很奇怪，我们那个小陋巷，从来就没进过什么车。没多久，就听到楼下开门的铁链声和皮鞋声。我们一听到皮鞋声，都吓坏了，好像鬼子又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当过亡国奴，当年，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下，一听到日本鬼子的皮鞋声，就吓得心惊胆战。此刻，听到皮鞋声，谁都不敢出门。我们立在自己的屋门旁，只听到一个男人的重脚步跨进了风琴屋门，还听到风琴母亲的惊叫声和风琴的呻吟声，接着就是那个男人离开风琴家、走出楼门的皮鞋声。我已按捺不住，想出去看个究竟。我妻子拉住我不放。我妻子当时说，风琴有灾你去也救不了，无灾你去也没有用，究竟是否有灾也还难说，先不要匆忙行事。我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
第二天，风琴病了，没去上班。早晨，我们去看她时，她还没起床。我们从她母亲那里也没了解到风琴生了什么病，估计是工作太多，把她累坏了。既然她妈妈不愿多说，我们也就不便多问。看到风琴已平安无事睡在家里，我和妻子也就放心上班去了。
晚上，我去看风琴，使我大吃一惊。她的面孔显得很憔悴，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完全消失了过去的健康活泼。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坐在旁边的她母亲，不多说话，一双眼睛也哭红了。在这情况下，我对风琴的病情和昨夜发生的事，也没敢问，仅对她身体不适，说了几句关心的话。从此，风琴的清脆响亮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再也看不到了。
风琴因病已经十多天没上班了。她母亲为女儿的病整天哭哭啼啼、很伤心。风琴得的是什么病？谁也弄不清。我作为邻居，除了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别的什么忙也帮不上。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风琴母女两人已经搬走了，还给我留下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道：“许先生，承蒙关照，不胜感激，小女病重，须迁居治疗。走得匆忙，恕我不辞而去。我们为邻，相处和睦，从此离去，却非所愿，能否再逢，不此之图。如有来寻，告他已去。也劝许先生，不必寻找。切望鉴谅。”
这张小纸条使我既惊奇、又担忧。惊奇的是，这小纸条写得如此之好。我原以为风琴母亲仅是位寡言少语、操持家务的妇女，万万没想到，她的文笔功底如此之深。小纸条写得楷书清秀、文字精炼、面面俱到、流畅得体。从这张小纸条，可以大胆地看出，这位母亲显然是位内秀不露的奇女子，而我糊里糊涂地和她相处这么久，却没有丝毫发现；担忧的是，风琴母女经济情况很不好，能到哪里去安生呢？
第二年的春天，是1948年，国内形势十分严峻。辽沈战役前夕，沈阳市内，政治气氛紧张，贫困逼人，怨声载道。老百姓在表面上不敢多说，都吃过伪满时代“莫谈国事”的苦头，但背地里，很多人在诅咒腐败的当局政府，希望解放军早日进城。我和几个老朋友、老同事也没有心思做什么事，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偷偷地议论有关国内的发展形势。
有一天，我和两位老同学，为了减轻一下内心的苦闷，一同到街上去散散心。三人信步走进了太原街“海星餐厅”。
三个人在餐厅就座，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以喝茶为名，利用这方雅座聊聊天。说来，实在让人惊奇，前来送茶的侍女不是别人，出人意外的竟是她----风琴。
我知道，当时在这里的侍女是个不受尊重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的“女招待”。我对风琴干这一行十分惊讶，为她十分惋惜。这个天真的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幻想的女孩子，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这是为什么？一年多来，我一直没放弃寻找她们母女的念头，仍然想帮助她们解除一下困惑，至少是想关照她们一下。万万没想到，今天相遇，她已落入到如此惨境。这不让人心疼吗？当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风琴见状，什么也没说，斟上茶就走开了，再找就没有人影了。
我也没有心思久坐，喝完茶便与朋友起身离开了“海星餐厅”。当我正走出餐厅正门时，风琴从旁走过来，什么也没说，却偷偷地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这纸条不大，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也比较潦草。纸条上写道：“许先生，你好！看到你思绪万千，明朝有空，请到民族街77号一叙。风琴”
我们三人分手时，我把这件怪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都很感慨。
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去民族街拜访老邻居。找到77号时，风琴还没起床，似乎她昨夜睡得很晚。她惺忪着睡眼，一张瘦小的脸，显得越发苍白了。
我随风琴进屋。房间很小，没有什么家具，一张单人床靠在墙边。我立刻联想到她母亲，便脱口而出，我问：“我们有一年多没见了，你母亲身体好吗？”我边问边自动地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刚才提问的事，没听到风琴有什么反应。抬头刚要再问，看到风琴呆呆地靠在门框边，一言不发，两颗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转来转去。我感到奇怪，有些尴尬，也不敢多问，便用略有安慰的语气说：“风琴，好久不见，我真有些想你们。你们匆匆走后，我和我老婆很着急，很担心，也不敢到处去找你们。从昨天相遇，我就想找你好好谈谈。我决心要帮助你摆脱困境。希望你也别把我当外人，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这时，风琴才凄然地说：“许先生，我们做邻居的时候，多蒙你们关照。你们为我母女所做的一切，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的。当今的社会如此的可怕，就没有好人，如此的黑暗，竟看不到什么希望。能够遇上像你这样仗义执言的好人，我才敢讲真话，讲心里话，才敢把心里的苦水全倒出来。”
“你就大胆地说吧！我一定要帮你！”我很想快些知道她母亲的情况。
风琴很激动地说：
“许先生，我要向你诉诉冤啊！我有杀母之仇要报，有被人污辱的冤要伸！”这时，她已经不再克制自己，放声哭了起来。
风琴这么一说，让我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所说的仇和冤，从何而来。当我走近她，劝她不要激动时，她放声大哭地说：
“我娘已经死了。”
我听后又吃一惊。风琴一面哭，一面对着她母亲的照片，双腿跪下，连声叫道：“娘，您死得惨呀！死得冤呀！我相信许先生会帮我，为您伸冤，为您报仇的。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瞑目吧！”
风琴哽咽得发不出声来了。我劝她不要过于悲伤，仇要报、冤要雪，但必须从长计议，把眼光放远些。风琴说：“我明白，在这个美国佬是太上皇的年月里，也许是没有什么希望报仇了。至少，我请许先生把我母女的冤情、不幸的遭遇写下来，一旦需要，就公诸于法庭或民众，能让人人都知道美国佬在中国留下的这些罪恶。”
（编辑网文，原作者：程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