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神甫雷鸣远 他入了中国籍

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神甫雷鸣远 他入了中国籍(组图)

　　有这样一个人，他原籍比利时，20世纪初不远万里作为神甫来到中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各种救济团体，救济中国各地的平民百姓。他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雷鸣远神甫。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

　　11岁时阅读1840年在中国武昌殉教的董文学神父传记后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除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之外，还提倡身体力行地切实投入抗战之中。

　　在山西组建华北民众战地督导团，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先后出任宋哲元部队的残疾军人教养院长，傅作义部的前线救护队队长等职，参加作战。

　　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近六旬，他将教会的一些成员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抢救伤兵、进行救护工作。当行进到遵化时，有人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辞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

　　1935年绥远战争的时候，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在经理被杀害的情况下被迫停刊。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抗战中，报馆多次被炸，雷鸣远呼吁大家坚定信心，坚持把报纸办下去，为抗战在坚持《益世报》抗日宣传的同时，雷鸣远向自己的教会成员发出总动员令，亲率600多人组织救护队 、野战医院和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抢救伤兵、赈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他们还深入敌后、唤起民心，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他先后创办了《大家看》、《督导旬报》、《北原战报》等为抗战服务的小型报刊。接近雷鸣远的人，都为他的抗战热情所吸引，很多人在抗战时期，都曾被他的谈话所激励。在爱国抗日问题上，他不停地感化着别人。有一次他看见两人在争吵打架，人们围了一圈，却无法阻止他们，他伸出拳头，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时间群情激昂，人们纷纷跟着喊了起来。两个打架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起来，自然也就不打架了。还有一次他在西安日军俘虏营中演讲，竟使顽固的日本军人也认识到侵略中国是多么可耻的行为，纷纷转向，也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的思想一直深埋在雷鸣远的心中，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字就叫《救国》。

　　1939年6月，雷鸣远神甫又从华北赶到昆明，向民众宣传华北抗战，呼吁大家团结抗战。

　　1940年，雷鸣远服务的政府军鹿钟麟部与八路军发生冲突，3月9日，雷鸣远被八路军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40多天后，经中央政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

　　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当时在重庆还曾建有雷鸣远神甫的纪念碑，建国后被捣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