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架史
（全文共33560字）
【写在前面】
这不是写传统风格的自传体小说，那可以任意虚构，想怎样塑造自己就怎样塑造自己。那种东西大家看得多了，谁也不会介意。这里写的是100%真实的故事。
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心态环境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你几乎很难被人欣赏，更可能的是你将被人视为愚妄，甚至令人可笑。是的，我们不优秀，不聪明，不卓越，可能仅仅是个平庸甚至愚笨之辈，然而，我们需要学会欣赏自己，因为你必有你的独特之处，必有你的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历。如果能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能领悟到一些生活的真谛，你就会在内心拥有自信和自尊。任何时候你当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你，而你也将只有一次生的机会！因此，让我们追求自己的梦想，留下自己的故事，阐述自己的理解。我们写下它不是为了要人欣赏，乃是珍视自我，因为那是你的自信和自尊的源泉，那是人性的真实体验，因而也是整个人类史的一部分！
打架，在男孩子间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在学校读书期间，你会遇到各色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中来的同伴，相互之间有矛盾便可能酝酿成冲突甚至打架斗殴。有时，即使你没有招惹任何人，那些生性调皮捣蛋的同学也可能会肆意向你挥舞拳头，践踏你的尊严。这一刻，你将面临选择：要么为了尊严而战斗！要么由于害怕而屈服！更有甚者转而当个帮凶。这几天里回忆往事，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从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打架一直打到读研究生期间。太不可思议了！不知道是由于我的个性使然，还是和别人之间的某种机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如此奇特的经历。我将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地如实记录下我的每一次打架事件。当我回首这些事情时，我也发现其中体现着某种个人的精神价值。我很庆幸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种不畏强权、捍卫个人尊严的反抗意志便深深地植入到我的灵魂之中。由于打架的经历伴随着我的完整的求学生涯，我也就顺便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叙述。
【导读】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个调皮的后邻。”
“到了四年级，两次激烈的斗殴让我的肉体受到了伤害，但却让那些好欺负人的人再也不敢随意冒犯我了。”
“然而，就在分班后不久，我和同桌的黄姓同学干了一架。”
“我被迫重返理科班复读。没想到，这一年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就和同学在教室里打了一架，差点逼得我转学洪湖一中。”
“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又和两位同学打了一架。”
“五年的大学里发生了三次暴力相向。”
“哈哈！真是没想到，人算就是不如天算啊！这样的命运竟然将我最后的一次打架机会还是留给了我的求学生涯。”
【正文】
1971年春节后满七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峰口镇小学（后更名为现今的峰口镇第一小学）开始了我的学生时代。第一任班主任是一位有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当年她应该有四十岁出头了。这是一位对我的家庭非常熟悉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我无数屈辱的老师，也是一位我永远记得的老师。
这所小学与二中紧紧相邻，两者间地理位置上的关系仿佛一个“田”字，小学就是其中右下角的那个小格子，如果这个田字是东西朝向的话。田字中的十字交叉点处是小学的食堂，它开有一个后门通向二中校园，以便到二中的蚵蚂蛉子塘取水。它向西正对着二中食堂的茶水供应窗口，两者之间就是二中南北走向的运动场的北端弧形跑道，而在它门前经过的南北直线上则与二中校园内夹在我们家所在的一排平房和运动场之间的两个东西走向的篮球场的东端平齐，而我的家就在田字上端边线上的那排平房的西端终点处，正对篮球场的西端边界外的几个水泥乒乓球桌。因此，越过两个篮球场和一片单双杠林立区，便到了这个食堂的后门口，直线距离约100米。然而，这个后门一般不会开，因此，好像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小学的我，通常要绕道向东出二中大门右转上大街向南步行不到100米，再右转进入小学大门前约30米的通道，便可以进入小学了。小学内部的建筑布局如下图所示：
小学校园朝东的一边就是大门及其院墙，除了东北角上南北走向的一排厕所外没有其它房屋建筑。进入大门后你面对的是一个椭圆形高台，其东部按南北走向建有两个水泥乒乓球桌，沿西边圆弧内则有四到五颗非常粗壮高大而又古老的合欢树，每棵树的主干粗到以四个小孩手牵手还围不拢。每年夏季“六·一”儿童节前后，树上会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地上也会落满凋谢下来但仍然色泽非常鲜艳的花朵，非常漂亮。这几棵树是上帝赐给这所小学和所有在其中求学的孩子们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原来，这所小学是共产党执政后推行无神论的后果之一。执政者以手中的行政权力驱逐了寺庙的僧侣，占用了镇民们数百年也许上千年来求神拜佛的庙宇建筑，将它转变成了为一所全日制小学。然而，我从那里毕业若干年后，不知道哪一年哪几个毫无人性的领导人竟然下令将它们连根拔除，甚至连高台也被铲平了。我记得后来当我再次重返小学校园，看到一片空荡荡的校园时，顿生一种痛心的感觉：惨不忍睹！一个极有历史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的奇特景观就此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那个图形的中央建筑是学校的灵魂所在，分为三段。中部是中央大厅，即教师办公区。北段则是音乐体育室，南段是行政办公室。与很多庙宇建筑类似，南北两端的建筑屋顶要低于中央屋顶，建筑物前有几根木柱支撑着庙宇的屋檐，构成一个宽约二米的外走廊，而木柱的底部则被固定在由大理石挖制的圆洞里。这些大理石底座已经被磨损得非常严重，可见这些庙宇类建筑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整个办公区坐落在一个高台上，正面有三处3 ~ 4级的台阶会帮助你登上高台来到教师办公室。图形的北边以办公建筑为界分前后两段，东段是五间教室，通常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在这一排的其中几间教室里。西段则是教师住房，其末端就是小学的职工食堂。南边则分三段，最东段是几间教师住的低矮平房，中段是与北边五间教室对称相望的另外五间教室。这两排教室和办公建筑一样也都建在高台上，也有木柱支撑屋檐并构成外走廊，木柱的底端也被固定在大理石的圆洞里。因此，一看就知道，它们也曾是庙宇整体建筑的组成部分。南边往西是它的第三段，是一排后来附加的砖墙建筑，通常作为高年级的教室。最后就是校园的西墙，那也是一排教室，共有四间。南端的角落上是另一个厕所和大垃圾堆，并有一个后门对着二中的大运动场中部，其北端则与食堂连在一起。沿这排教室的后面，是一排经年生的粗壮的垂柳树以及一条羊肠小道，这条小道是当我有能力翻越那个角落上的后门进入小学校园后的必经之路。在若干年里，沿途于小道与运动场跑道之间的空地上长期堆放着许多当地水泥预制板厂生产的预制板。
当年和我一同注册入学的有大约280个孩子，基本上按照峰口镇辖区1 ~ 6个居委会的顺序被编为五个班。我入学登记时以峰口镇第一街道居委会的辖区被编入一年级一班。和我同班的二中老师子弟只有彭新潮，他是彭本智老师的大儿子，也是我儿时常常一起玩的伙伴，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俩小时候从未玩得很亲密，但也未曾争吵过打斗过，只能说关系不亲不疏，正常状态。直到长大成人后我们才互相关心得比较多些。彭老师和太太都是湖南新化人，讲话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据说彭老师是从湖北省委党校下放到这里来的。他后来成为我高中时期的政治课老师，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的启蒙老师之一，因为那时只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坦诚地说，彭老师对我还是很欣赏的，因为那时我只需将两本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每本厚约60页）的每一章朗读三四遍就几乎可以全文背诵下来。记得高考前的复习备考阶段，我根本不复习政治考试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也从不背记模拟考题，结果两次高考的政治考试都在80/100分以上，这对理科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考分了。
开学第一天，新生来到学校后还没有分配座位，班主任老师让自己班上的学生在教室门前的场地上排队比高矮并分组，排好队进入教室便开始分配座位。该教室内共设四组七排座位，全部座位都分配满，因而全班有56个孩子。这55个孩子就是我整个小学生活的同伴。中途仅有个别转班、插班、退学和病故的。由于只有彭新潮和我是二中教师子弟，其他人都属于峰口镇上的街坊邻居，而我和彭始终不能走近对方而成为好朋友。随着年级的增长，注定了我将长时间处于孤独的境地。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第四组第六排靠墙边坐。正对我后面的一位男生与我同姓。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不过这里就不宣示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个调皮的后邻。
第一天的课间操时间到了。班主任将孩子们领出自己的教室，来到门前的场地上排队学做操。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前的高台走廊上指导学生们排队，好不容易才间隔开前后左右并排好队形，一件事情却突然发生了。我被人从后面狠狠地踢了一下屁股！我迅速转身向后望去，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身后，并得意地笑着，一排整齐雪白的牙齿露在外面更是增添了他的得意劲头。看着他满足的样子，我的心中骤然冒起一股怒火，随即也飞起一脚踢中了他的肚子。尽管也踢中了他，我心中的怒火仍然腾腾地燃烧着，踢过后还继续愤怒地盯了他好一会。我怎么也不明白，我惹他什么了。这下可好。站在高台上的班主任看见自己好不容易排好的队形一下子乱了，气冲冲地从高台上下来，径直走到我身边，就在我还没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把将我从队伍中拽（zhuai 4）了出来，一边拽一边恼怒地对我说：“你给我站到外边去！”。我手指着他大声地向班主任抗辩说：“是他先踢我的！”她不理睬我的抗辩，继续说道：“你给我站在这里。今天不准进教室！也不准离开这里！”那天直到中午放学，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站了将近二个小时。看着大家学做操；看着那个家伙更加得意地笑着；看着大家学完操后进入教室上课。我的心里好委屈：为什么只有我该接受这样的处罚！中午放学回到家，我没有告诉母亲我遭受的不公平，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诉。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遇到一系列更令人屈辱的事情。整个一年级的两个学期简直就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在班主任的语文课上，我常常会遭到后面来的袭击：那家伙总爱用脚踢我的屁股。尽管常常只有我遭到班主任的惩罚：或就地罚站，或被叫到黑板前罚站，我从没忍让过，总是要站起来转身用拳头回敬他。其它课程上，他没这么大胆，只要我在当班老师面前申辩，只有他会受到处罚。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午休。那时，我们的学制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周六天上课，每天早上八点开始，上午四节课，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午间休息约1 ~ 2.5个小时，下午再返回学校继续上完剩下的2 ~ 3节课。如果是在春冬季里，则午间吃饭休息共一个小时；如果是夏秋季，则午间吃饭休息共二个半小时。当时学校要求，夏秋季午间回家吃完饭后必须尽快返回学校在教室里趴在课桌上集体睡上一个半小时。就是这个午休制度、这个蛮横无理的班主任以及这位调皮的后邻，给我的本应是灿烂的一年级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几乎每天中午的午休时间里，我都会和他打一架。他总是趴在桌上装睡从后面踢我屁股，然后，我转过身来回敬他，接着就会被监守的班主任抓起来罚站，不仅如此，她还恶意加重惩罚：命令我下午放学后到她的办公室里，趴在她的办公桌上睡一个半小时，她称曰：“补午睡”。我也就真的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睡上一个多小时，直到她处理完她的家务才来到办公室叫醒我让我回家。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这样的处罚。那时我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只能说，尽管那时我很小，但我不愿忍让。这可能就是我当时的命运。最初我也曾听从她对所有人的教导：遇到任何事情要向老师报告。可是，当我向她举报受到攻击时，她却从不认真处理那个家伙，常常轻描淡写地劝一两句话了事，也从不考虑将我和他的座位分离得远一点。她似乎刻意让我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因为，后来我们同时从第四小组转到第三小组，我坐倒数第三排靠中心线，而她竟然仍然把他安置在我的正后方！！直到进入冬季期末考试前不久，我才被转到第四组的中间靠走廊边的座位上，从而远离了那些噩梦般的日子，那时也没有了午休。足见那个班主任的用心。在我的印象中，那家伙从未受到她的任何批评和处罚。
我每天回家很晚。母亲开始时并没在意，反正自己也要做家务，儿子回家晚，她也轻松。可是后来她好像感觉到事情不对劲，因为隔壁的薛老师早就从小学下班回了家，和我同班的彭新潮也早就回家了。终于有一天，母亲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我用老师的话回答母亲说补午睡。母亲也没深究，可能她认为，孩子多睡点觉没什么不好。那些年里，父亲被派往离家二十多里远的二中农场种地当看守睡草棚，往返只能靠步行，一年中难得回家一次。
我对老师的教导是如何认真对待的，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小时候的我。记得刚上学不久，老师要教导孩子们坐姿、看书姿势和握笔姿势，即通常所说的“三个一”：坐姿要端正，胸前离桌边一拳头、眼睛离桌上书本一尺距、右手拇指和食指指尖离笔尖一寸远。这几个姿势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标准。裸眼视力直到大学四年级时一直在1.5左右，仅在大学四年级末才有过短期的视力减退，两三个月里间或着戴过一付廉价的近视眼镜，不过，后来很快就恢复了，目前仍然在1.0左右。
事实上，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给过我的屈辱远不止这些。记得在她的手里，我仅被她点过一次名上黑板听写，但那次是每个同学轮流，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听写，结果只有我一人全对。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给我上黑板的机会了。再一个印象是最后的期末考试时，她监考巡视到我的座位处，发现我为一个字犯难，苦想好长时间没有答案，她就盯在我旁边不走了。我抬眼看了她几次，最后我还是想出来了，当我写下正确的答案后，她才苦着脸悻悻地离开。第三个深刻印象是，放寒假的（请记住，那是一年级结束的日子，因为我们那一届是春季入学的）那天，她在班上宣布：这一年中同学们在“拾八废”（所谓八废指的是废纸、废铁、废铜、废铝、废玻璃、废塑料、废橡胶等可被回收利用的材料）上都非常努力，因此每人可以从废物利用所挣的班费上获得一点奖励，最后却专门点了我的名说：“除了陈立功没有外！他最懒惰！”然而，事实上，当时我非常积极，还带过好几个小伙伴到二中来拾八废，因为二中学生多，有拾不完的废纸废铁废玻璃。我敢说，我奉献的即使不是最多，也不至于一点奖励也没有吧。
当然，那一年里也不是没有快乐。我有几个好伙伴，男孩女孩都有。我经常会带上一付扑克牌到学校，一下课就拿出来邀几个人打上15分钟的升级。那时，我的升级打得最好，打牌时我也最快乐。也有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玩，那都是非常愉快的时光。
在我们这届学生中，有一件与中国现代历史有关的事不得不提一下。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领到了新课本，翻看过程中发现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关于林彪在井冈山时期的活动，还配有简笔画。内容么，说那是搞革命什么的，当然不乏赞美之词啦。可是，还没等学到那篇课文，突然有一天老师叫大家把课本都交上去收走了，过了一天才返还给大家，而当我们再打开课本时，发现关于林彪的那篇课文已经没了。于是乎，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中间便传播开了说林彪是坏蛋！可是前几天的课本上还说他干革命很勇敢的呀。这真是一出可笑的历史剧！连孩子们也不得不被卷入其中。
一年级的两个学期结束后，原以为接着会在这里上二年级，但上面突然命令增加一个学期，称为第三学期，以便转为秋季进入二年级。不知道是学校管理人员还是那个可恶的班主任所为，这个新的学期我被调剂到一个校外的班级，和属于第四和第六居委会辖区的孩子们一起，在峰口镇粮食管理所内的一个库房改建的教室里上课，离家约一里半的路程。这里只有这一个班级，教室门前是水泥晾晒场，因为不怕雨水而成为我们玩耍的好地方，而小学校园的场地是泥土地面，一下雨就没法外出玩了。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第一居委会的居民。在这个临时班级里，我总是很孤独，没人和我玩，但也没人欺负过我。每天一大早，母亲会带上我到中心集市上买菜，顺便花五分钱给我买一小碗豆腐脑，加上一点红糖，我觉得吃的很香的。吃完后母亲就送我过那道闸，直到粮管所门口，让我自己进去找到自己的教室。下午放学后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回家，因为没有人和我同路。这个学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它让我远离了之前的噩梦，但却让我体验了第三次生死之间：与时间的第一次比赛。
第三学期结束后，二年级我返回到了原来的同学中，没有什么新的面孔。但令我感到比较宽慰的是，那个总爱踢我屁股的同学随家人迁往潜江的江汉油田了。打牌照样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快乐之源。不过，很快地，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开始读起了诗歌和小说。导致这个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年父亲被学校从农场调回来当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最初是因为母亲总让我到父亲那里喊他回家吃饭，我得以经常到父亲办公的图书室去，后来则是主动去。于是，父亲开始让我拿书看。第一本书是父亲推荐的杨啸写的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很长时间里我都记得作者的名字，可是后来终于忘记了，但最近在网上查到了）。我为其中的主人翁——小小的莫日根——所具有的反叛精神所感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带书到学校，还和同学交换着看。二年级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除了开始读课外书这一点外没什么值得书写的。
到了三年级，我开始在班上出众了，因为我遇到了一生中第一个最令我感动的好老师——李永秀老师。那时，我从未担任过班干部，也不是时髦的红小兵成员。我再普通不过了。然而，开学不久写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就被她拿到全班同学面前念给大家听。从此，我的每篇作文都得到这样的殊荣。三年级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她还特意奖励了我新作业本和铅笔。她留给我的总是一付慈祥的笑容，总是给我表扬和鼓励，最后还发展我当了一名红小兵。因此，三年级是我最感骄傲的一年。她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令我非常感动，终身难忘。无论我上高中、大学、研究生，结婚、工作等，一直到我出国前，我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事隔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对我的表扬和鼓励悄然地成为保护我免受调皮学生欺负的最佳手段，尽管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许并非如此。事实上，三年级的同学中性格、知识和能力等已经开始发生分野，几个最强悍、最调皮的同学经常聚集一帮跟屁虫互相打架斗殴。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有幸远离了这样的群体，没有哪一方将我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哪一方曾经欺负过我。由于受到李老师的多方鼓励，从三年级开始，我对读书和学校提倡的一切正当活动都比较感兴趣，除了经常跟班送肥到附近农村，每年双抢（农村地区的抢种抢收）期间到农村帮助插秧除草收割外，我还陪李老师到同学家走访，参加学校开办的美术班和演出剧组等，而对拉帮结伙打架斗殴则一点感觉都没有。虽然当时我的个头在班上是比较高的，座位总是在倒数第二、第三排之间变动，但我在班上却是最孤独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由她在三年级时为我树立的声誉成了我的保护伞，而且这一声誉对全班其他同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四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尽管四年级已经换了另一位老师当班主任，而李老师也不再担任我的任何课程教学了。
如果将一年级的那种打架看成是一次的话（因为对手总是那一个），那次打架没有让我受到任何肉体上的伤害，主要是感觉到尊严上被随意冒犯。到了四年级，两次激烈的斗殴让我的肉体受到了伤害，但却让那些好欺负人的人再也不会随意冒犯我了。
记得第一次激烈的斗殴发生在四年级第一学期即将结束前的74年冬季。那一年之前的一年多前，父亲又被学校管理当局发派到农场种地，母亲则在年初就去了湖南老家，她顾念着在湖南老家当“回乡知识青年”的大姐和大哥，他俩在老家过得也非常艰难。因此，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早已被迫退学进工厂作织工的19岁的二姐以及正上初中的14岁的二哥生活在一起，我们像三个孤儿一样无人看顾，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二哥比较幸运，被他的好同学的父母收养，经常在人家家里吃，在那里住，还跟着同学的父亲学习打拳。我则主要由二姐看顾，由于她上班是三班倒，刚满10岁的我有时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在二姐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缝衣服钉扣子，洗衣服刷鞋子，捏煤球生炉子，煮饭炒菜洗锅子，挑水扫地叠被子，当然还是要读书写字看报纸；我也常常跟着二哥到家后面的农田、水沟、河塘以及远处村子里摸鱼虾抓青蛙甚至偷鸡杀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同伴们到乡下去偷瓜摘桃打鼓泅（当地土语，即游泳），只是差一点又被淹死，……。这是一段我不敢提及的经历，一段不敢回忆的时期。
我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面目白净，身材瘦小而又性格懦弱的S老师。我从未见他开心地笑过，常见的倒是一种无法名状的苦笑。不知道从哪一年起，他被历届带班学生称为S屁个囊（发音：nang 1）子。凡是从那所小学毕业的学生都因此知道他大名鼎鼎，但谁也知道他在学生面前毫无威信。即使是当着他的面，调皮的学生也会肆无忌惮地直呼其S屁个囊子。然而，我从未对他有过任何不敬，所有的常常是深深的同情心，即使毕业很多年了，每次在家乡遇见他，我都会很尊敬地称呼他S老师。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老师竟然会受到如此多的学生无休止的羞辱。
由于这个老师性格极其懦弱，导致本来就班风不好的时期一些学生更加狂妄自大。那天课间休息时，我来到黑板前和大家顺黑板所在的墙面排成一行玩挤占墙角的游戏。游戏中我发现自己的鞋带被人踩散了，于是来到第四组的第一排座位前，弯下身子半蹲着系紧鞋带。我一边系鞋带一边和张祖斌（后来我们称他老四）说着话。正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后背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随即一块砖头从身上滚落到身边。尽管因为厚棉袄的保护身体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意识到自己无缘无故地被人用砖头砸了，便下意识地捡起那块砖头，起身看见第一排课桌上站着一位周姓同学在那里哈哈大笑。我举起砖头凶狠地朝他的腿上砍了过去。只见他也痛苦地“哎哟”了一声，随即用另一条腿开始踢我，我躲过了这一脚，转过来跳上第二张课桌和他打了起来，他的身材比我高大一点，但中间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我们一直打到第四组的后面。由于我被激怒，在强烈的冲动和意志力的帮助下我最终将他打下了课桌，看着他弓着身子倒在了最后两排课桌之间，并且由于羞辱而当众哭了起来。我以为他会认输也就放手了。没想到，在我转身离开后不久，他竟然哭哭啼啼地挥舞着一根皮带，从我身后用带金属的那一端重重地抽在我的头上，顿时，一股热血从我的头顶右侧边缘的中部头皮上涌了出来。我感到愤怒和痛苦，体内骤然升起的一股更加强烈的冲动驱使我不顾流血和疼痛冲上去继续和他打斗，但双方都被其他同学抱着拉开了，我激动得也开始哭了起来，在抱着我的同学的怀里拼命挣扎想摆脱束缚继续和他打斗。正在这时，上课铃声响了，S老师来了，见我受了伤，便要同学陪我去镇卫生所包扎，是周方达陪我去的。卫生所在一里多路开外，一路上流了很多血。从此我的头上留下了一个黄豆大小的伤疤，直到现在这个伤疤在阴雨天气还会隐隐作疼。
第二次是在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春夏之交）和班上最凶狠最霸道的黄姓同学打了一架。这位同学最好欺负人，谁让他看不顺眼，谁不服从他，他就要狠狠地揍你一顿。我不得不承认，他不仅个头瘦高，动作非常敏捷有力，个性也很暴虐，这是班上所有同学畏惧他的原因。这一天，是他试探我的时候了。一下课，我照例会邀几个同学打牌，那个时期我坐在第三组的第四排，也就是中间一排，他过来找我茬子让我们玩不成，于是我和他争吵起来，他掀了我们的牌，并随即动手打人。我从座位上跳出来到走廊上和他打了起来。我承认我打不过他，但我不怕和他打。一边打，我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喊（那是为自己壮胆）着：“你不要以为别人都好欺负。你以为老子怕你！！！”我们抱在了一起，但我被他抱着从走廊的中间段一直顶到了黑板旁边的墙上。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喊着后面那句话。在被他顶在墙上的那一刻，我腾出双手来照他的脸上打了过去，还用一个手指头戳到了他的眼睛。他受了伤，更加凶狠地朝我挥动着拳头。两个人都像斗红了眼的公猪，就这样打成一团。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解交。我承认我击中他的次数比他击中我的次数少，但我最终没有被他打倒。直到上课铃声响起，老师来了，我仍然站着和他打斗。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敢惹我。
到五年级时，学校教育开始注重学习成绩了，那些特别调皮的学生也慢慢开始变得本分起来。我得承认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甚至连是否处于第一集团都很难说。班上成绩最好的是郑国庆以及他的同桌彭新潮，向德福、朱德慧、周方达、赵世寿、耿玉桃、焉来斌和陈明秀等人的成绩也都比我好。那一年，我坐在第二组的倒数第二排，后面是焉来斌和陈明秀。他们俩也都是爱学习的人，因此我们三个成了好朋友。可惜不久陈明秀因为继母的压迫被迫提前退学了。从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和我同桌的女生却很难和我处好关系，常常由于我超过中线捶我的左肘关节。我得承认，她很漂亮，也很傲气。不过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她。她要捶就让她捶了，我从不计较。由于没人再故意欺负我了，我的五年级算是在平静和愉快的求学中度过的。
五年级结束后，上级通知说就地上六年级。于是从我们这一届起，继续留在这所小学接受第六年的教育，但我们被换到了另一间教室继续新的课程。那年刚入学不久，渴望万岁的老毛子逝世，“四人帮”被捕。听到卜告的同学中有人哭了起来，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掉过一滴泪。那些年里，国内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小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地开展批林批孔、批邓、批“四人帮”，孩子们也被卷入其中，被老师要求写政治性批判文章。喜欢读书看报的我的文章一直写得不错，也富有想象力，记得五年级时我被老师选上到全校批判性大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竟然说要把批林批孔与批邓反走资派结合起来！哈哈！！后来“四人帮”在高层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捕，学校照例要求大家积极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76年开春不久就被招工去了江汉油田工作的大姐寄给我一套政治漫画，我就照样子模仿了一套带到班上来，还被老师组织几个同学拉起线绳沿教室内挂了一整圈。
六年级结束后，我们转到了位于峰口镇东边当时称为新区的峰口镇初级中学开始初中学习。这所学校与凤凰桥（就是小时候出院时由父亲领着在回家的路上驻足的那座桥）遥遥相对，紧邻着现在的东区主干道的北边。当时这条主干道还只是一片泥泞的泥巴土路，几年里根本不能通车。记得我们在4 ~ 5年级时还亲自参与了这条土泥巴路的开挖修筑工程，二中、镇初中的老师和学生也都参与了。当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班负责挖一道笔直的水渠，并将挖出的泥土堆在这条未来的主干道上作为路基。1977年我转到这所中学时，土泥巴路的两旁除了这所初中外空空荡荡一无所有，一眼望去全是农田。初中的大门也没有朝向这条主干道，而是在与它垂直的方向上朝向凤凰桥所在的通往本地医院和武汉的老公路。从老车站门前往凤凰桥方向步行约60 ~ 80米，就有一个右转的下坡路通向150米开外的初中大门，坡下是一道小拱桥。从大河的一个支流经凤凰桥下过来的水又绕到这里来伴着前往县城的老公路向南流去。正是在这段长不过20米的下坡道上，刚入初中没几天的我经历了一场惊险，被失去控制高速下滑的满载砖头的两轮板车带倒并拖拉着在表面铺有碳渣的坡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导致双肘受伤并留下了疤痕。那车砖头是为学校建设拉的，也是学校分派给学生的学工学农活动的一部分。这样危险的工作没有老师或成年人跟随着指导我们如何处理负重车的下坡路滑行。
初中的编班一开始就打乱了小学时的习惯性群体，我被编进了五班，和周方达、张祖斌、谢邦娇等同学在一个班，有许许多多的新面孔，有些我还来不及熟悉就又分开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座位在第一组的倒数第二排靠后门边。班主任（忘记名字了）老师让我担任了劳动委员，这是我担任过的第一个班干部职位。由于我从小学四年级起成为校篮球队队员，初中的体育老师继续接受我加盟他指导的篮球队。记得刚开学不久，我们小组的五个人（还有另一位女生忘了名字）曾经一起给东南方向的什么村里送肥料，一路上非常快活，青春的心也骤然间开始了第一次萌动。我得承认自从那次送肥经历后，我突然感觉到心里非常喜欢活泼大方的她，每天都渴望和她说话，但真真有了机会在一起，例如收作业本、排值班打扫卫生、或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巧遇等，却又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一个月后，学校突然宣布要进行一个分班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五个班的学生被分为了两个快班、一个中班和两个慢班。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才知道我的数学仅仅得了4分！！但语文却考了99分，结果我进了中班，和张祖斌、陈银宏、马泽清以及另一位黄姓同学等一个班。郑国庆、周方达、谢邦娇、彭新潮、朱德慧、焉来斌、赵世寿、邓金波等都进了一班，即最快的班。分班的那一年，我父亲还在二中农场当看守搞什么试验田、热心所谓的蔬菜大豆水稻杂交呢，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关照我的学习。他似乎从未过问过我的学习，即使是大约半年后他终于返回了学校开始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直至1988年退休再加五年的返聘期间他一直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没见他去过我的学校争取让我转班，更没有和我讨论过我的学习以及我的学习环境。如果按照现在的学习竞争水平和力度，我这辈子肯定是完蛋了：考高中都没戏，更别谈上大学，连梦也别做了。
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杜子英（女），物理老师姓黄（男），但忘记名字了，化学老师姓卢（男），也忘记了名字，英语老师叫许仙美（女），体育老师也姓黄，其它还有历史、地理等老师，连姓什么都不记得了。整整一年里我的座位一直固定在第二组的最后一排，坐下就背靠墙。我的同桌是小学阶段和我一个班的，就是这个黄姓同学，而不是四年级时和我打过架的那位。陈银宏小学时是二班的，当时的个子比我矮一些，坐在第二组中间，他的家在沿河街的一个码头边上，那个码头是我从八岁起就经常来此为家里挑水的地方。马泽清原是三班的，家住在镇中心的老供销社后面的民房里，人很豪气，当时的个头和我差不多，也算大个子，张祖斌则是我们中个头最高的，不过他比较瘦，不爱运动，却非常喜欢唱歌，且唱得很好。我至今还记得他教我唱过的一首前苏联的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歌词是这样的：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颗高大的白杨。
这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彼得流拉凶恶的匪帮，
来到我可爱的家乡，
乌克兰的原野已变成了战场，
白杨树叶已飘落在地上。
年老的父亲忍着悲伤，
他把儿子送到战场。
宁死不做奴隶和牛马，
要和敌人血战一场。
我们都是战斗的青年，
我们不怕任何困难，
伟大的列宁指引着我们，
我们走向自由和光明。
歌词显得悲壮而有激情，其中包含的走向自由和光明的理想也是人人憧憬的。在当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环境下，这首歌在峰口镇当地的老百姓中悄悄地传唱着。走在空旷的泥巴路上，唱着旋律优美的歌曲，我们用自己纯贞的心灵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整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可惜，那时我们太年少无知，我们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理想”竟然导致了苏联时期比沙皇时代更加严酷的专制暴政，将俄罗斯民族推向了灾难深重的境地。
杜子英老师让我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是我担任的第二个班干部职位。我开始注重学习了。由于和陈银宏家挨得最近，我和他经常在一起做家庭作业，要么在我家，要么去他家。张祖斌、马泽清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由于上学放学同行很长一段路，我们经常相约一起回家。这样，我们四个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给我的友谊迅速抹去了我在整个小学期间的孤独感，更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声望也是最高的，因此性格开始变得开朗和稳健起来。
然而，就在分班后不久，我和同桌的黄姓同学干了一架。他身高和我差不多，但个头比我魁（当地土语发音：kuai 3）。我忘记了那天是什么明确的因素诱发了这场冲突。我承认作为同桌，我没有把他很放在心上，平时有点轻视与他加深关系增进感情。可能是因为我坐在里面，要进去出来都必须从他的座位前过，那天可能是不小心踩着他了。他以为我还像小学时代那样孤立无援，便突然发火朝我打了过来。我立即给以回击，俩人在座位上推搡起来，打得倒不是很激烈，我也没吃亏。可是我的几个好朋友立即围拢来，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了他的身上。我一看这个架势不好，立即大声地让他们停下别打。他们也就很快住手了。黄姓同学也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小学时代的那个孤立无援的我了。冲突停下来后，是我首先给他道的歉，还安慰黄希望他不要担心，今后我们不会有意欺负他。后来，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向我赔不是，事情便很快过去了。杜老师后来知道这件事后也表扬我处理得比较好，没有给任何参与者任何批评。我和黄也都没有要求调整座位，直到毕业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且平安相处。毕业多年后见面还是热情地打招呼。
可以说，杜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二位好老师，因为她给过我的除了鼓励还是鼓励。正是在她的手下，第一学期结束前，我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竟然得了第一名。记得那天杜老师非常兴奋地告诉了我获奖结果，她真真是喜笑颜开啊。其实她从未给过我额外的辅导。一年后毕业时参加全县统考，我的总成绩也是全年级第三名，获得进入县重点中学重点班的资格。然而，直到初中毕业，父亲才告诉我说杜子英是他文革前带班的学生。我从那里毕业两年后她被调到当年她丈夫任教的黄冈中学从而得以和分居多年的丈夫团聚，后来又和丈夫一起被调到武昌水果湖中学，并从那里退休。太太出国前，我带上她去水果湖中学拜见了她。
我的同龄伙伴们仅有两个快班以及中班的我得以进入洪湖二中继续高中阶段的教育，其中只有五位同学进入洪湖二中的县重点班，他们是崔春光（小学五班）、李汉香（小学五班）、余新文（初中阶段从与峰口镇一河之隔的万全乡转入，万全乡非峰口镇所辖）、田爱琼（小学二班）以及我（小学一班）。另外三位选择去了位于县城的洪湖一中，他们是郑国庆（小学一班）、武启刚（小学五班）和程立俊（小学五班）。
进入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园洪湖二中后，我所在的县重点班教室就在化学生物混合实验室的隔壁，是离我家最近的一间教室（直线距离仅15米），班级名称是高一（四）班，有56名学生。这个班当年有一个插班生，名叫黎洪洲（从外地新调来上任二中书记兼校长的儿子，也是我整个高中阶段极要好的朋友）。顺教学楼（其实那不能称为楼，因为只有一层）往南依次是高一（三）班，为二中自己开的重点班，学生来自包括西半个洪湖县的地区，其中有几个是我小学同校的，二中的几个校子弟包括纪昌玉（小学五班，二中老教导主任的儿子，他的家不在二中校园，而是在第五居委会）、彭新潮、向德福（小学一班，他的家在二中砖窑场，来往很少）、赵和平（赵和平原本比我们高一届）等也都在这个班，还有陈刚、郝文秀、陈金祥等也都是我熟悉的；高一（二）班，也就是我初中时的快二班，最后是高一（一）班，即初中的快一班。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就是我的隔壁邻居会拉提琴的罗福田老师，语文老师是刘兴诗，物理老师是肖福生，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武汉人，一口标准的汉腔，讲力学中的OC矢量时，常用武汉人的发音把O的发音ou 1发成wo 1，还逗我们说武汉人发音的OC指的是撒尿，弄得全班大笑不止（大约半年后，他被调往了武汉一中。在武汉读书工作期间我还专程去拜访过他），继任物理老师是周秀娟（广西人，不久也举家迁往南宁），化学老师是季成烈，生物老师是徐应祥（几年后全家搬往荆州的沙市市），英语老师是马昆明，地理老师是我父亲，历史老师是翟会琴，政治老师是黄毓奇，体育老师是李思引（广东人，几年后返籍广东，前几年因鼻咽癌去世）和吴丽娟（江苏人，不久和丈夫带着全家人回到扬州商学院）。这些老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的第一位同桌是杨元胜，就是在同济时要我为他借小提琴的那位80级校友，后来从同济医大协和医院博士毕业。我们俩的座位是第三组最后一排，我靠中线他靠与第四组间的走道。第二位同桌是皮少虎，我们俩的座位是第四组倒数第三排。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常常拿他开玩笑：a piece of chalk（一支粉笔：尔皮少虎巧克）。皮两年后理科班毕业没考上，第三年转到我父亲的文科班，一年后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现在湖北省检查院任职（他转对了，他是学文科的材料）。第三位同桌是梅家全，我们俩的座位是第三组倒数第三排。梅后来读的是生物系，现在是洪湖二中的副校长。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很不理想，全班倒数10名，但第二学期末，我的成绩位列第13名（好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当时班上有几个公认为最聪明的：第一是崔春光，第二或第三则分别由李行宽或卢新海分享。这三位的确是太出色了。如果他们有更好的学校和老师，相信北大清华对于他们三个都毫不在话下。崔春光高中一年级末就和79级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被海军工程学院录取，但他放弃了，第二年一举考取北京大学，成为二中历史上第一个上北大的。后来又拿到了研究生学位，现在是湖北省气象局暴雨研究中心的主任。李行宽被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录取，在武汉读书期间我经常到他那里串门，但可惜毕业后失去了来往。卢新海则进了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后来又到了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学问做得很好，经商也非常成功，有自己的独立法人公司。此外就是杨元胜和皮少虎等，两人也非常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自进入这届县重点班后，我就一直是校运动队的成员，跑步、跳远、打球、体操等各项训练很多，每天早上6:30就开始集训一个小时，下午4:30开始又集训一个小时。1978年教育部颁布《青少年体育运动达标》手册后不久，我就成为该校首批六名达标者之一。当时在运动队的还有现在湖北省财政厅任职的杨波。他的个头比我很大一点，但60米、100米和200米跑速度最快，跳得最高最远，不仅是运动队的田径全能之冠，而且乒乓球也无人匹敌，但800米、1500米和体操则是我的强项。杨波和我是重点班的同学，当时玩得也非常好。
由于父亲对我的学习状况很担忧，背着我和校领导商量让我重读一年级。因此，到了第二年级开学前，他告诉我说我得重读一个高一。我当时也感觉自己跟不上那些特别出色的同学，再加上自己在初中阶段的中班没有讲授几何学中的圆（这一缺憾我一直没能补上，最终成为我高考时的致命弱点，几乎所有与圆有关的数学大小题我都失分）。父亲的这个决策立刻影响到二中的其他校子弟，所以，后来他们都和我一起全部转到了新一届的高一（一）班。这一届的新生既没有所谓的县重点班，也没有校重点班，大家都一样。从这一届起，我就一直担任班长，又由于我是本班唯一的校运动队成员，因此班主任又让我兼任了文体委员。
我的新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胡振民。数学老师是张文焕。物理老师是78年高考时以物理满分被武汉大学录取的老三届二中学生肖大全（当时他因为家境极其贫困不得不中途退学来到二中当物理老师），是二中北边余家菜园子人。王树德老师也曾带过我一段时间的物理课。化学老师是彭鸿义，一个讲课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的老师，可以说他的课讲得非常好。英语老师是白厚红（男，后来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研究生）。生物老师还是徐应祥。体育老师还是李思引。政治课老师是彭本智，也就是彭新潮的父亲。但第二学期语文老师暨班主任换成了肖青山，物理老师换成了郭金祥（我毕业后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二中校长，竞选而非任命的）。那时，我们这个新年级里流传着一个消息，一（四）班有一位智力超群的学生，名字叫张仁涛。
半年后分文理兼快慢班，我和张仁涛同在了高二（一）班。肖青山继续任班主任，数学老师是张文焕，化学老师是彭鸿义，物理老师是唐训滔，英语老师是马昆明，政治老师还是彭本智，生物老师还是徐应祥。记得那年三月初，班主任肖青山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到二中后面的田野踏青，回来后他要求大家写一篇关于那次踏青的散文。几天后，他找到我问：“你的散文是否抄的别人的？”我回答说是我自己写的呀！他竟然摇着头嘿嘿地笑了笑。
果然，新班组成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遇到了真真的挑战者：他的确非常出色。从此，这届学生中，我和他成了交替领先的领头羊。但我觉得自己比不上他，因为我读了两个高一。他学习非常刻苦，自律性很强，智力也非常超常，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很受大家敬重。尽管我仍然是班长兼文体委员，但我住在自己家里，他则和同学们住在大宿舍里打成一片。一年后，他高考考了全年级最高分，被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录取，而我却仅够中专分数线。然而，在高考前一个月的毕业考试中，我还是全年级总分第一名。我无法接受这个痛苦的事实，但又不得不承认我的确很笨。记得高考前一个月的备考时间里，我常常六神无主，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那时，大姐刚生了小孩（81年6月），婴儿就放在我们家由我母亲照看，夜里孩子哭闹不止，可以说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这应该是导致我高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主要原因还是我的数学基础的严重欠缺，面对几道与圆有关的大考分题我束手无策，由于数学大面积丢分，导致物理考试时非常紧张，因而表现失常。尽管其它几门课程挽回了一些面子，但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我应该转而学文科。面对这样的成绩以及随后的志愿填写，考虑到自己在中专线的上限，无可奈何的我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要走就走最好的中专，否则再复读一年。于是我们仅填写了上海医疗仪器设备学校。结果，我没有被录取，只好再读一年。就在复读成为唯一选择的情况下，我和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转到他的文科班去。没想到父亲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我转文科班。他不愿承认现实：我的文科基础非常好，但理科基础严重欠缺。由于得不到父亲的认同，我被迫重返理科班复读。没想到，这一年的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就和同学在教室里打了一架，差点逼得我转学洪湖一中。
这一年二中只有一个复读生班，教室位于学校大门口进门右手边新改建的只有两层楼的教学楼二楼。此时我的小学同学中只有我、彭新潮、田爱琼、白帆以及施华艳（这一年他转到了一中）等五个人还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所在的班称高二（四）班，教室在二楼最东边。我的第四任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刘占先，数学老师是彭标桐，物理老师是郭金祥，化学老师是李祥生，英语老师是闵维容，生物老师换了另一个（没几年就离开了二中），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名字了，好像姓杨。复读的这一年我很苦闷。想到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我实在是有些懊恼。好在仁涛从武汉大学给我寄来一封信很是宽慰了我的心，我也就认了，埋下头好好学吧。母亲也鼓励我说：“你就什么心也别操了，就像鸡啄米一样埋头啄自己的学习好了。”于是，曾经令我感到自豪的运动队不去了，班干部也不愿当了。不过，喜欢运动的我有空还是爱到运动场去跑跑步、玩玩单双杠什么的。
一天上体育课，我和复读班的几个同学一起来到运动场边玩单双杠，我在单杠上做大单摆动作，几个来回后，越摆越高，就在我的一个前摆动作进行到中间时，我突然被人猛地推了一下后背，突然间失去平衡的我“扑通”一声，后背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感到周身非常疼痛，好长时间不能站立起来。当我环视四周，才发现是一位高个子同学下的手。我站起来后只说了一句：“怎么会这样？”。他感到不好意思，红着脸离开了。我并没有记恨，因为高考失败带来的心灵上的伤痛远胜过这点肉体的疼痛。
过了一段时间，课间休息时，我和同桌（忘记名字了）一起趴在二楼外走廊的护栏上聊着天。突然，一个人弯下他的身子抱起我的双腿将我猛地往护栏外掀去，好在我及时紧紧地抓住了护栏，并使尽气力挣脱了他的控制。我定眼一看，竟然又是他！恐怖！！我和他之间并无任何瓜葛，他为何这样对待我？我感到极度的纳闷！难道他要置我于死地？我仅仅责备了他两句，说你不知道这会要人的命吗？干吗开这样的玩笑？就在我的责备声中，他埋着头离开了。
复读班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学没几天，冲突终于发生。那天晚自习是物理老师郭金祥带班辅导物理。郭老师就在走廊间转来转去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我当时坐在第一组的第二排，他则坐在第二组的最后一排，因为他身高达 1米78，而且身材魁伟，我却只有 1米64，体重不到100斤。当郭老师来到我旁边的走廊上时，我有问题想请教，当我站起来时，郭已经走到了走廊的中间，于是我喊了一声“郭老师，我有问题要问。”郭老师在原地转过身来时，我也已经从座位上出来到了他的身边，手中拿着一套练习题和一支笔。就在我们交流问题的时候，他也来到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预告地突然猛推了我的前胸一把。顿时，热血猛地窜上我的脑门，我扔下手中的东西用拳头回敬了他一下，接着两人就抱在一起了，我先是被他抱着后背扑到了第二组倒数第三排的桌上，然而，我用臀部猛推课桌，这样我的身体就站直了，接着借后面桌子的支撑用头顶住他的前胸，两腿稍稍下蹲后用脚使劲一蹬，将他顶到了后墙上，然后伸出右拳狠狠地击中了他的下体，他当时痛苦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脸色惨白。时间之短，很多人几乎做不出任何反应，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的同学事后只知道陈立功把xxx打伤了。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班主任开始调查这件事，声称将要求学校处分我，因为我出手太狠，打伤了人。我感到愤怒，不可接受。
那天回到家里，父亲也说你把人打伤了，学校可能要处分你。我不理睬这些，只对父亲说如果学校要给处分我就转学去一中，并要父亲给我搭车和住宿的费用。父亲拒绝了。和父亲谈话后的当天晚上我没上晚自习，而是来到二姐家，向二姐说明了事情原委，并提出借钱去县城谈转学的事宜。反正一中有很多老师原来就是二中的，我都熟悉，他们也了解我的本性，我不担心没人帮我。二姐除了支持我的行动，还嘱咐我路上小心，并让我代她问候几位老熟人。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搭车去了县城，到一中后首先找到了多年来和我们家走得比较亲近的张钊勋和彭易生老师夫妇。他们很快帮我联系了一中的管理人员，并立刻回答我转学没有任何问题。彭老师还嘱咐我赶紧回家，不然没交通车了（那时只有上午和中午饭后各一班车）。但很久没来县城的我背着彭老师在一中和县城里我熟悉的新华书店等地转着玩了半天，晚上跑到车站对面的交通旅社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峰口。
回家吃中饭时，我先告诉父亲说一中接受我的转学申请，然后希望他说说自己的意见。父亲没有直接阻止我，而是开始劝导我说还是留在二中的好，而且，校领导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不会给我处分，但要求我们家长负担受伤同学的治疗费用。父亲同意了出这笔钱。随后父亲又开始拿出他当班主任的风格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心渐渐开始平静下来，也就不再坚持转学的主张了。
回到班上后，我们支付了治疗费用。好在问题并不严重，受伤同学也很快恢复了。然而，冲突的阴影长时间留在了双方的心中。高考后，他顺利过关，被华中农业大学录取。我则由于父亲独自跑到县招办武断地修改了我自己填的自愿，导致我的第一批录取失败，最终来到了我并不喜欢的医学院，而且当时还是个二类院校。上了两三个月的课，我就对父亲写信说想退学。父亲回信说，如果你要退学就别回家。我没有勇气坚持，只好在医学院里混到了毕业。
来到武汉后，由于多种原因，我没有去拜访过那位和我打过架的同学。可是，就在他毕业的那年，他来看我了，告诉我他将到武汉市人民政府蔬菜产销办公室工作，工作单位的地点就在万松园路，离我们同济非常近。我心里很为他高兴。从此，我们经常往来，终于成为在汉多年的好朋友。尤其是在我的人生由于1989年的事件经历更大挫折时，他的友谊成为支持我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都同意对自己当时状态的自我认识：残酷的竞争环境使我们处于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一种可能导致失控的因素潜伏在我们的下意识里，有时它需要发泄，那原本不是真实的我们自己。好在，我们战胜了它，走出了它的阴影。
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又和两位同学打了一架。那一年，洪湖县第一次要求所有考生一律到县城的考场参加高考，老师和学生也都要住旅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住一间房，其中之一还是我的同桌。考试时间是三天，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我在前两天里发挥得有好有坏，但比前一年感觉好多了，尽管数学仍然不能拿高分，但如果其它各门发挥正常，考上大学没问题。我的语文、化学、政治都考得不错，应当都在（80 ~ 90）/100分之间，数学和物理也都勉强可以及格。最后剩下一门英语和生物的合考，时间是第三天的下午。就在这天中午，两位毫无希望的室友不想继续考了，吃过中饭就在宿舍下起了象棋。我劝他们让我好好休息一下，他们不但不停止下棋，还讽刺挖苦人。我气恼至极，当即掀了他们的棋盘，将两人赶了出去。我强迫自己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我睡着了，而且睡得不错。因此，下午的考试发挥正常，没有任何心理因素的干扰，英语和生物也都在（70 ~ 80）/100分的比例之间。最后的总分超过一类院校录取分数线16分。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使命！那年，将近60人的复读班仅12人考上本专科大学。
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中，在一中求学的三人在随后的三年里先后考上了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武启刚，80）、荆州师专（郑国庆，80）和南京航空学院（程立俊，81）。最终留在二中重点班的4个人中，除了崔春光外，余新文考进了武汉轻工业学院（80），田爱琼被荆州卫校录取（80），毕业后回到峰口当地医院工作。李汉香原本是个非常聪明有潜力的女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进入重点班后成绩一路下滑，也没有兴趣继续复读，毕业后进了工厂作工，后来就不知道了。同年上学的峰口镇280名同学中，还有纪昌玉（五班，81）和彭新潮（一班，84）先后分别考上荆州师专；施华艳（男，小学二班，82）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陈刚（小学时先一班后二班又五班），后来进修于湖北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峰口当地医院任外科大夫；白帆（小学二班）后来是和我同年同班参加高考的，也被荆州卫校录取（82），毕业后也回到峰口当地医院工作。好像还有一位名叫郝文秀（小学五班）的女生，80年代中期也进入武汉大学进修并拿到了学位。来自原初中部两个快班的绝大多数同学最终被二中放弃作为高考对象培养，一时间在学生及其家长中引起很大的怨言。一小部分有才华的同学，包括周方达、陈金祥、焉来斌、赵世寿、邓金波、赵和平等最终只能就读于荆州地区的技工或轻工业学校，主要是学习粮食和棉花的采购、检验和管理等，其他绝大多数同学不能继续他们求学的梦想。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梦想在1984年随着彭新潮作最后一次挑战高考的努力并成功而结束。
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仅约2/5的同龄人能接受到高中教育，12/280（余新文不能算入）的人能继续他们高中后的专业教育，6/280的人有机会进入本科大学学习，2/280能获得研究生教育！几百个孩子的聪明和智慧被整个国家和社会极端稀缺的教育资源拒之门外。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教育体系！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高考制度！一个看似公平的战场，完全是精神、意志和肉体的折磨！它的全部使命就是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引导极其残酷的竞争，从而培养出极端冷漠的考试机器，而不是通过教育的手段增进智力的充分发展，从而推进人性的全面进步！
在同济的五年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兴趣，除了圆满完成医学和公共卫生课程的学习，顺利拿到医学学位外，业余时间自学了小提琴演奏，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人文等社会科学类书籍，走进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圣殿。大二第二学期时我还与同班好友张亚梁和李仁丰以及80级卫生系的高卫中（现在卫生部）、81级医疗二系的朱少纯（现在美国Boston）、曾奇峰等骨干组织了独立于团委的学生社团——“星期一”学社（其创建、运行和出版自己的刊物等完全没有受到团委的影响和干预，但半年后被校党团委强令解散）。
总的来说，我的五年大学是丰富多彩且充满独特和奇异之处的（见《我的多彩人生》一文）。然而，我的大学时代也远非平静如镜。三次暴力相向几乎导致了严重的斗殴，但为维护个人尊严的本能促使我必须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底线。
我所在的班级是八二级卫生系一小班。该小班入学时共有34名同学，分属四个小组。我所在的是第三小组，由六名男生和两名女生组成。我所住的学生宿舍是509栋327房间。房间的大门朝北开在其所在短边的正中央，与南墙正中的窗户遥相正对。进门后可见房间里沿两条长边各摆放了两张上下铺，因而共计有八张床位，其中的七张床位由七名男生分别占据。我入学时占据的床位是进门后左手边靠近门的上铺，不久又转到下铺，再后来转到了进门右手边的下铺，直到毕业。与我同宿舍的共有六位同学挤在了这间面积约为18平方米的矩形房间里。这六位同学中有五位是本小组的同学，其中两位是来自湖北荆门的解华山和鄂城的余伏安，另外四位是分别来自河南XX的YQX、安徽天长的陶开府、浙江绍兴的王明达以及四川涪陵的谭利民，而谭利民同学属于由八名男生组成的第四小组。论身高，陶开府最高，约一米八，解华山和余伏安都是一米七四，王明达是一米七零，YQX约一米六七，谭利民比我高一厘米，即一米六五；但若论五官长相，不是吹牛，我算得上是最俊美的一个；若论体育技能及其全面性，全大班也鲜有人能与我匹敌。
入学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大班的每个男女生的身上。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在欢声笑语的交谈中将全大班142人的来源、组别、宿舍甚至部分同学的部分家庭背景搞得一清二楚。早在第一天入学报到后一放下行李我就立即主动参与了接待比我晚到的新生的工作。这表明那时的我是一个相当开放、乐于助人和积极活跃地展现自我的新生。是的，那时的我心里充满了阳光或希望。
正当我在积极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独特的大学生活内涵的同时，本宿舍内部开始形成了小团体。河南人和安徽人可能自古就有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的传统风俗，而三个湖北人以及来自鲁迅故乡的王明达似乎比较自我独立，互不买帐，或做个随声应附的好好先生。谭利民是一位非常睿智的四川人，还会吹口琴，我因此而很钦佩他。自小独立性和自尊心强、不会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我当然不会卷入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自然被当成了一个另类，而我在全大班的活跃表现则开始受到宿舍内部喜欢拉帮结伙的人的冷嘲热讽，几句话不投机便有可能碰出火花。这不，和我个头差不多却成为了内部小团体的中心人物的YQX同学就将自己手中的钢笔猛力地朝我扔了过来，我偏过头躲过了这一击，钢笔在空中翻滚着飞向了我的床铺，并在翻滚中由于离心力导致墨汁飞出笔尖后在我的崭新而洁白的蚊帐上留下了一串成弧线排列的墨汁的点迹，我想当时的我应该是以严厉的眼神和语气对他还以了严正的警告。这更加激愤了他，仗着学过几套拳脚的他隔着桌子打了过来。我的体力不差，脾气也不是好惹的，架住了他的拳击，正准备还击时，他被其他同学抱住拉开了，我也就顺势收回了拳头并很快消了火。这就是第一次的暴力相向，发生在我刚入学后两个月左右。
第二次暴力相向也是发生在自己的宿舍。那是1985年的二月春节过后。度完寒假并享受了中国农历春节的欢乐返校后，室友们都拿出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年货聚餐，一边喝点儿小酒，一边享受着各地的美食，说说笑笑中开始了劝酒和闹腾。我不胜酒力，所以喝得很少，但豪气的谭利民等三人饮酒后在尚未醉酒的情形下试图架着我灌。我头脑非常的清醒，觉得这种行为已经太过份了。随即以猛烈的身体动作挣脱了两个架着我的胳膊的人的控制，并还以严厉的语气喝令他们停止。一场本来充满愉快气息的聚餐就此不欢而散。
本以为大学时代即将在没有大的风浪中顺利地度过了，然而，就在临近毕业前的1个月左右，因为在电教楼与人发生座位纠纷，与低年级的高个学弟发生了一场肉体加言语的冲突。那天，我、刘中韬和戴建荣三人相约去电教楼看外语录像，我们到得比较早，占了三个相连的座位，不久，不记得是刘中韬还是戴建荣去上厕所，一个84级的高个学弟硬是要抢占这个临时空位，我们之中留下的两个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同伴马上就来，他仗着自己个子高大（后来还知道他父母是本校某系的教授）不予理睬。不久，同伴来后发现自己的座位被抢占，要他起来让座，他傲慢地拒绝。于是冲突就此发生。与之发生动手的主要是戴建荣和刘中韬。我则跳到桌上大声地指斥其蛮横不讲道理，这一虚张声势的行为弄得他心虚不已，结果我的两位矮个同伴竟然将其打了出去。这场冲突表面上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在看完录像回宿舍的路上，刘中韬遭到了对方纠集的同伴在路边的突然袭击，脸部被打出血了。这次打架事件第二天传到了学院的学生办公室。当班辅导员找我们三个去了解了情况后，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处理。那时是1987年的六月，事件发生前不久我已经知道毕业后我将留校担任新生班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尽管那时我并非中共党员，却自愿选择了留校干这一行当，为此还参加过留校人员筛选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终这个愿望竟然实现了。
1989年三月，我参加了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兼行政管理专业的第二学位班考试（当时第二学位与硕士学位等同）。当时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为此我向办公室主任请了一个月的假，借住到当时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工作的卢新海的宿舍里。复习时间分配：英语3个星期，历史地理社会一个星期，其它0分钟。最终成绩是：英语60多分，写作89分（记述文和议论文各一篇，共计5000多字的作文我几乎没有留下修改的痕迹），历史地理社会综合70多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70多分，总分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是，当年突发的学生抗议运动以及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失败处理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形成了彻底的否定态度，并在随后的“两清”中为自己所带班级承担了大量责任，没有让任何一个被学校点名并要求我整理事实材料的学生受到任何追究，尽管我所带的班级在89年时是同济医大各班级中影响最大的两个班级之一。在清华大学招办要求我校出具关于我的政审结论时，校党委出具了政治态度不合格的结论，我当然也就丧失了去清华读书的机会。不过，89年的事件发生后，我也庆幸自己没有进入那个领域，否则，我将终生从事违心的工作：没有人性的自然，丧失心灵的自由。记得在参加清华入学考试的那几天，一位来自湖北医大的考生（其实是该大学的政工干部）问我既然我对这个工作持否定态度，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考试？我回答他说，我是为了终结它才来的，因为它原本就不需要，是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制度强加的。
按照某种无需申明的条款，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辅导员理应是中共党员。然而那年头，没有几个拥有专业背景的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研究领域专职从事政治辅导员工作，而党的组织部门又非常希望这样的人能够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我这个非党员最初被接受的历史背景。然而由于我的顽固，拒不向基层党组织作思想汇报，并明确拒绝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要求，学校党组织在无可奈何中观察和等待了大约一年多后，1991年一月终于停止了我的工作，将我撂（发音liao 4）了起来。尽管工资照发，但学校不安排我任何具体工作，我也没有办公室，没有合作同事，甚至面对着随时被遣送回洪湖老家的命运。一旦这一事件成真，我将重蹈父亲当年反右时的命运：被从任教的大学遣送到新成立不久的洪湖二中。
在停止我的工作前，校方同意了我申报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专业的国家研究生统考的申请。这可以被他们看成是一个顺水推舟减少麻烦的机会。然而，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复习备考，因为我的报考申请已经接近报名期中止，离考试时间只有1个月了。而临考前三个星期对我的工作突然停职的处理让我的内心遭遇了一场强烈的情绪风暴：我突然之间离开了我热爱的同学们！毕竟有着三年多的感情啊！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交接和情绪波动后，我还是努力开始复习，然而最终考试一塌糊涂：英语38分（复习了两周，占总复习时间的三分之二。当年录取分数线40分），马哲和政治等综合75分（复习时间0分钟。当年录取分数线45分），综合60分（根本没看书，也没做往年的试题），专业基础生物化学20分（根本没看书，也没做往年的试题）。由于自己知道专业基础考得非常糟糕，专业课劳动卫生（一个星期复习完全）干脆就不考了。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逃考。
考完后就放寒假，我照例会回一趟洪湖老家和家人一起欢度农历春节。那一次，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骑着自己的轻便赛车回洪湖的。128公里的路程我耗时八个小时，因为中途在仙桃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拜会了在市防疫站工作的、我大学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武身满和他的太太。
回家过年家人非常高兴，当然大家并不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其实非常糟糕。用我的老上级、同济医大时任党委宣传部长兼学工部长曾凡辉先生的话说，在你这个年龄、以这样的环境遭遇这样的事件非常罕见！事实上，他并不了解我！回家后我依然展示给家人自己的愉快心情，因为在几次生死线上闯过来的我，在童年时代经历了许多苦难和屈辱的我有着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畏惧感和丝毫恐惧感。
春节后返回了学校。由于没有办公室，我就呆在宿舍看书，一直到发工资的日子，我才去了公共卫生学院院办领工资，那是生活所需。我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还有一个我闲着没事干。当时，我大学时代的政治辅导员张述林老师此时已在这个院办的主任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了，无论怎样，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比较关心的。不久，他对院长提出让我到卫生统计教研室周有尚教授那里帮忙，因为周教授当时有一大堆死因登记资料（约一万五千份表格）要靠手工输入计算机。院长同意后我也就去了。此时大约是3月份。在陈子星老师和侯长荣老师的简单培训后，我开始了第一次和计算机打交道。当时她俩只要求我知道怎样识别登记表上的数字含义、在键盘上敲数字并保存就可以了。按理解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兼顾，这种工作初中生就可以承担。我没有怨言，我很喜欢和计算机打交道，会拉提琴、有时也好弹弹钢琴的我手指也很快就适应了键盘。我和侯长荣输同样的登记表，这是为了将两个同样的文件用编程的办法进行检查以便发现大量的不一致，从而对照原始登记表核对并纠正输入错误。最终，我的输错率不到1%。我很自豪。
大约一个多月完成数据输入工作后，便到了毕业生现场实习的阶段，因此随后的一个多月，周教授让我协助他的研究生杜勋明组织86级卫生统计专业学生的现场统计调查。调查现场是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新沟农场，杜勋明和我以及大约10个学生都住在农场卫生所提供的宿舍里。我们如期完成了调查工作。这个工作结束后就回到了学校。还在输数据的时候，我就抽空开始系统地看卫生统计学教材，毕竟丢了几年了，很多内容都开始模糊了。通过阅读教材，以前没有很好地理解的概念、思想和方法渐渐清晰起来，自己比较深厚的哲学功底也在此开始发挥出它的效用。我逐渐领悟到，统计学并非单纯的数学计算和公式构造，而是一门深刻的认知方法论，是一门数学化的认识论。它首先是认知方法论，其次才是在数学算法支持下的方法论的实现。它所处理的所谓的数据实际上是一大堆经验事实，它所计算出来的所谓的数字结果实际上是在描述事物本身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差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认识让我非常惊喜。我知道我有用武之地了。我将为此带来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带完学生专业实习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周教授不再继续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尽管我认为交给我的两件事情我做得非常好，但我也没有去问为什么。随后的一段时间公共卫生学院也没有进一步新的安排。因此，从五月下旬开始直到九月份新的学期开学，我没有办公室。不用报到，不用请假，白白地玩，自由地支配时间。暑假里我约好朋友吴立一起到洪湖游玩了几天。我们去参观了老镇衢家湾，到了洪湖市市府所在地新堤镇，走在那里的马路上的我们俩被人指着说来了两个老外！哈哈！说实话，要不是吴立在身边，我绝对不可能被人当成老外的。吴立看上去倒真像老外！我们俩除了都有一付满脸的络腮胡子外，吴立还有一双蓝色的大而深凹的眼睛以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简直就是外国人种！要不是因为他满口的中文，要是他在你面前讲着地道的英语，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中国人！
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我就生活在我位于同济医大校区内的综合楼单身宿舍里，每天靠阅读英语和听西方古典音乐度日。当时我买了一整套《循序渐进美国英语》（1 ~ 7册）。不久就看完了1 ~ 6册，剩下第7册没有看。这样，我的英语在那个期间有了很大的进步。每个月我照例会到院办取工资单，其它一概不问。说实在的，当时我偶尔也会感到很彷徨，内心有时也很痛苦：工作没有着落，爱情也只是一场令人心痛和疲惫的理想中的梦。(工作没有着落，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好好坏坏谈了两年半，好不容易开始有感情产生的女友在这一年她毕业前就提出分手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好在我保全了她。这值得我宽慰自己的良心。)即使这样，我也从未曾想到要找院校领导去认错、去忏悔、去求情，以求得他们给我一份工作。没有必要！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有时也曾动过念头想停薪留职去公司打工，但我没有勇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为人太简单太真诚太心软，不精明不滑头不手辣，不是经商做生意的材料，进门就会被人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发现了我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卫生统计学，或一般统计学。因此，我只能等待机会。
九月初开学后，张老师让人通知我去他办公室，我就去了。他告诉我说妇幼卫生系的主任刘筱娴教授可以接受我去她那里工作，我就来到了刘教授那里。第一天见面，刘教授就对我说她有一个大学同学，也就是同济卫生系的早期毕业生，从广东来探访她，她没时间接待，让我每天陪他吃饭陪他游览。我心想，就这事？不管怎么说，望着刘教授诚心诚意的样子，我就答应了。三天的接待陪游结束后，刘教授对我很满意，又分配给我一个工作，代表她去山东医科大学参加当年由王均乐教授主持召开的全国社会医学年会，并转告她对王均乐教授的问候。她还对我说，王均乐教授是社会医学界的老前辈，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极富幽默感，非常聪明，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见到后就知道了。
顺便介绍一下刘筱娴教授，广东人，原本是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卫生统计学和社会医学。8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家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医学院校中的第一个妇幼卫生专业。她的专业建设思想极富创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妇幼保健领域将不仅拥有公共卫生的宏观研究和管理能力，也将同时拥有完全的临床医学技能，也就是说，将公共卫生的系统知识和技能移植到临床医学的某一个专门领域。她无疑是成功了。这一实践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获得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物资资助。
于是，在九月中旬的12天里，我参加了那个会，顺便在泰山、曲阜、济南等地游玩并拜会了几位山东籍的大学同学。应当说，那时的我心情不错。当然啦！出差游玩，还尽情地享受了王教授的高深学识和幽默风采，能不高兴吗？再说，我毕业前也曾受我校的社会医学前辈、国内社会医学界最知名的梁浩材教授的影响很深，也曾试图有心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参加这一会议无疑给了我进一步了解该领域前沿的机会。但可惜的是，那时梁教授由于多种原因离开同济去了广东的中山医大，其亲自培养的一大批有才华的中青年骨干不是出国就是当官，我们这里的社会医学随着梁教授的离去也就在顷刻之间坍塌了，长时间里不是后继乏人，简直就是后继无人。只有一份系列国外医学文摘的《社会医学》版期刊还让人想起这里曾有过的辉煌。据说最近两年由于梁教授当年的弟子卢祖洵从美国回到母校后又开始有了较大的恢复。这值得庆幸。
会议结束返回同济后，刘教授便安排我加入她的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要在每年秋季农闲时节去现场采集数据：为农村地区使用我们研究的辅助营养食品喂养的0 ~ 3岁的幼儿称体重，以评价这一食品的营养价值。这一次，梅文华、张晋、胡美荣和我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现场是湖北麻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真真的农民家里，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称，一家一家地看，我的心中充满了苦痛，因为我看到了农村的真实状况：贫穷、辛劳、还是贫穷！人们的脸上并未因为我们长期提供着免费的营养食品而显露出喜悦、感激和祥和的表情，看到是只有麻木、冷漠和无奈的面孔，因为他们知道，这点微薄的食品远远不能带给他们生活的富足与自豪！
大约一个月后从农村回来，在汉口解放大道的循礼门一带，我竟然遭遇了我的第八次生死之间：下车的一瞬间差点被高速驶来并贴胸而过的公交车送到冥府！难道两个车的司机都想让我死？都想让旁观者看一场热闹的悲剧？不是，是我的司机和我自己由于长途跋涉的疲劳而犯了大错！要不是极其微小的时间差，我真的早已不在这里了。
稍事休整了一段时间，除胡美荣外的我们三人再次去了现场，这次是另外几个乡。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好在安全去安全回来了。
回来后和刘教授见了面并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刘教授很满意，主动对我说，只要我好好干，她会安排时间让我读研究生，并帮助我进入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然而，我却将自己的内心打算告诉了她，说希望今后能从事社会医学方面的研究（刘教授当然听出了我的话外音：我不想搞妇幼卫生）。刘教授只好顺从我的意愿，我很感激她没有强迫我服从她的安排。于是，在她那里工作了三个多月后，我的工作再度被停止了。
1992年二月，张述林老师和陈世荣院长商量后，建议我去新成立的预防医学教研室。在了解了该教研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工作后，我感觉不错就去了。新教研室当时只有三个人：从流行病教研室转来的黄绪镇教授、从劳动卫生教研室来的唐嗣斌（我大学同班，硕士毕业）以及1991年夏季卫生系本科毕业的陈咏梅（当年年底我和陈咏梅结为了夫妇）。由于张述林老师事先告诉我说，院里为这个新教研室配了一台全院最好的计算机：当时全院第一台386计算机，它还配有4兆内存和120MB容量的硬盘，价值23000元人民币。于是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去妇幼卫生系找梅祖国老师（梅祖国现在在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中心（即CDC）工作。当时妇幼卫生系有两个怪名：一个的谜语是到处流浪，另一个的谜语是文盲）借了一本《计算机磁盘操作系统》，对照着这本书，我第一次自学了计算机操作，仅仅四个小时，就一切搞定了。第二天下午，环境卫生教研室的潘小琴教授便来到我们教研室请求为她的课题输数据。我们的负责人黄绪镇教授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委托给我们三个年轻人干，没几天就完成了。她很满意。
92年那一年，常年出差在外，2 ~ 4月间先后两次去了湖北枣阳，整个五月随同教研室另外三位同事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转悠，7 ~ 8月份又带学生去汉川电厂和附近农村搞调查，9 ~ 11月则两次去了东西湖农场，每次都是三个星期。就是在这样的漂泊流离的生活中，由于黄教授年长，唐嗣斌有家有口，只有我和陈咏梅是两个未婚单身，于是，我主动承担起帮女士背包提行李的役差活，甚至出差在外时还帮这位女士缝补过衣服（有没有搞错啊！男做女工？此路不通！）。每次出门或回家，我都是两肩挎包，双手提兜，胸前背后挂满，活像个美国大兵的样子，只差一支枪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诚意，才感动了她。当年12月中，她不顾所有人的劝告决心嫁给了我。我们是在她生日的那天领的结婚证。记得结婚前她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希望她怎样？我说，我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共同创造属于我们俩共同拥有的生活。然而这些年来，她总是对我说，没人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这人怎么怎么地，……。一点都不好！我除了用哈哈的笑声回敬她，实在找不出任何话语。
就这样工作了近两年之后，我们的第一个baby将在03年11月出生，而与此同时04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启动了。我提出了报考研究生的申请，得到了院长的批准。这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了卫生统计教研室的余松林教授作为导师。记得考前曾去拜访过余教授，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指导，结果，余教授仅仅告诉我说，按照研究生处的出题要求，考试内容80%应在教材范围内，20%必须超出教材。我也就按这个比例开始了复习，结果，当年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的英语57分（录取线45分），政治85分（录取线45分。复习时间0分钟），综合61分，专业基础流行病学80分，专业课卫生统计学78分（其中专业课和总分均为当年最高分）。专业课中20%的教材外内容我一分未得。笔试后的面试小组由余松林教授、刘筱娴教授和董时富教授组成。我轻松过关。
哈哈！真是没想到，人算就是不如天算啊！这样的命运竟然将我最后的一次打架机会还是留给了我的求学生涯。
那是在1995年末的冬季。当时我正师从余松林教授读生物统计学的硕士学位。由于之前我已经是学校的职工，婚前和另外两位单身职工合住在综合楼三楼（顶层）的一间不到13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里面有三套上下铺，每人一套，上铺放东西下铺睡觉。我们的房间是在一个由两扇大门控制的入口里面的三间小屋中最东也是最大的一间。据说这三个房间是临时间隔出来的，每层楼的这个方位原本设计作为单身职工的娱乐活动室。但由于住房极度紧张，就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室，将它们全部改建成三个小鸽子笼。三楼的这三个小鸽子笼里，第一和第二个房间都只有10 ~ 11平方米，每间房依墙固定了两套钢制上下铺，其中第一间住着我的三位研究生毕业的大学同学应晨江、李开祥和YXX。YXX（现仍在同济公共卫生学院）不久就娶了一位武汉女子结婚并住到了岳父家，应晨江也嫌这里极其拥挤，就在他工作的环境卫生教研室的一个实验室隔出一个4平方米的空间放了一张床，在那里读英语考托福背GRE（现在在日本某大学）。因此，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李开祥（现在深圳宝安）一个人。位于中间的那间房住着公卫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的王爱国以及另外两位我从未见的人，他们仅有户头，但从未现过身。
我们都是在1990年暑假前住进这里的，之前我和另外六位同事在七区的一套三室一厅里住了整整三年。那里的条件比综合楼好很多。但综合楼建成后，学校就要求我们从套房搬到这里来。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们也分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是谁分配的结果，但我非常庆幸我拥有三位非常非常好的roomrates（室友），第一位是药学系的戴华成老师，我们喊他脑袋（老戴），老大一把年纪了，还让老婆孩子留在湖南医大；第二位是同济附小的王安烈老师，我们喊他阿烈，人非常随和，也很善良，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一人；第三位是妇幼卫生系极有才华的肖建国，他的家在东西湖同济职工小区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由于中午没去处才来这里睡个午觉，但没过半年就去了澳大利亚（Australia），不久又把太太和儿子接出去了，留下一些用品一直堆在脑袋和阿烈的上铺。他们三位以前在七区另一间套房住时就是室友。四人中我最小。大家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牌，不和……乱来。脑袋出国前和原配离婚并娶了我太太工作后在综合楼女单身宿舍的室友，现和夫人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工作。
我们的房间在东北两面墙上均有窗户，门则向西开，面对一个经过另外两个小房间门口宽约0.85米长约5米（我量过，也就是说这三个房间各宽不到2.5米）的小过道，它将我们带到大门处。大门向南开，正对一个依墙而建直达二楼卫生间的外楼梯，从这里再转向通往一楼地面的外楼梯。出这个大门右转是同层的另外约10间宿舍，最远端有一个内楼梯，通向二楼和一楼。左转就是一个转折处，经过两间宿舍便到了卫生洗漱间。其中和我隔壁的那间房住着王清敏，另一间紧邻卫生间，住着留学德国的博士、大龄未婚的曹雨广，他在环境医学系工作。王清敏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当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流行病学教研室，一年后去了劳动卫生教研室读博士，后来在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1996年来到美国，在弗罗里达（Florida）工作了近八年，04年转到马里兰州（Maryland）的洛克维尔（Rockville）和我做邻居，然而不到一年便找了一份更加理想的工作后举家迁往了费城（Philadelphia）。我们常来往。
92年底结婚后，我首先在二楼男单生宿舍向原来在套房一起住的伙伴们（他们都结婚了因而房间空了下来）借了一间房住了大约半年，后来因为有人要搬回来，我们只好退出来并各自住回到自己的单生宿舍，她的女单宿舍在二楼面朝南。三个多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9 ~ 10期间，我要出差两个星期到洛阳和西安一带，那时，太太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11月份就要生产，我和两位室友商量让他们想办法住到外面去，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太太就从自己的宿舍搬到了我这里，我母亲也在我临走前来这里帮助照顾她。不久，岳母也来了。那时的日子可真苦啊。二楼捡垃圾的老太太还占用了两间房：一间住一间堆垃圾。瞧！TMD我们连垃圾都不如！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那时，同济的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里流行打麻将斗地主并带彩，我的那几个同学也不例外，天天沉醉于此，夜夜声情并茂。自从综合楼启用后，一、二、三层楼除了我的房间以及我脚底下的二搂这个房间外，没有哪个房间不打麻将或斗地主。由于综合楼与职工食堂仅一路之隔，一些住在东西湖区宿舍楼的青年职工中午买了饭也没有去处，就来这里找个房间拉上几个人打上两个小时的麻将。而到了晚上和周末，整栋楼里更是麻将声混合着吵闹声喝彩声叫骂声，声声入耳音音不断。许多人在这里输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的轻便赛车也在某天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婚前我也曾被同学拉下水玩过几次，我牌技极差，手气更臭，3 ~ 5次下来就输了4、5百。那时一个月才三百多元工资啊。想赶本？算了，不玩了，从此只在旁边看大戏，欣赏欣赏那些精彩的表演。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综合楼循环着，人人乐此不疲。
从洛阳西安出差回来后，想想老婆孩子都有了，就差学位了。我也就开始忙着准备研究生考试。不过，报名前由于太太已经住到我这里了，而李开祥也开始恋爱并准备结婚（巧合的是他的女友也姓李，这样，我们两个家庭都是同姓家庭），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找乐子打拖拉机，那时，尽管我太太典着大肚子，还是不知疲倦兴高采烈地和大家一起玩到深夜转钟。结果，有一天下午李开祥和女友约我们打牌，我们反复问过他有没有课要上，他说肯定没有，于是大家开心地乐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中午回到宿舍，李开祥心情非常沮丧，他告诉我昨天他误了课！原来他用一根一次性筷子在课表上戳了一个洞，将筷子插在靠窗户旁墙上的一个小洞里，不知道哪一天风将课表吹掉了，那天由于心急想打牌，也懒得去找课表，纯粹靠习惯性记忆说没有。正是这个小小的疏忽，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两家原本玩得非常好，然而，大半年后李开祥最终受不了院里的冷眼和处理，悄然离开这里去了深圳。我们极其遗憾地感觉到身边失去了一对非常好的朋友。正是他的这一离去为后来我和他人的打架创造了机会。
李开祥离去后，94年年中YXX带着夫人和三岁（?）的女儿住进了这间房。早在我出差去洛阳前，我就在学校四处收集了一些木板和木方，自己动手在门前的小内过道的两头一头搭建了一个长约1.7米的阁楼，将李开祥、应晨江以及我们宿舍中几位室友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放在上面。这原本是大家都高兴的事情。但YXX携夫人孩子来到这里后，一直对我们“多占”的空间不满，其实我们并没占他的空间啊。他房间旁的那个阁楼是我动手搭建的，当时因为材料多，就顺便搭了一个，这样，他房间中的李开祥和应晨江的很多东西都放在上面。我们宿舍仅肖建国的一个箱子和一床毛毯放在上面，其他人的东西都放在我自己门前的阁楼上。
当时做饭是个大问题。不过我自己解决的比较好，我的家庭可以说是综合楼启用后成立的第一个家庭。因此，我就在与王清敏房间相交的拐角处放了一张方桌和一个长型支架，搭建了一个完全在外的“厨房”，尽管条件极其简陋，但由于它靠近卫生洗漱间，因而也很方便。除了墙壁因为油烟而弄得有些脏外，地面环境一直保持得比较好。也没有妨碍大家的通行。所以，整个综合楼从来没人和我过不去，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一家温馨和睦有些羡慕。
然而，Y夫人来到后，就在过道内自己的门前支起炉灶炒菜做饭，这样，她就可以省煤气了（我想可能是出于节省煤气的缘故）。由于我的房间在最里面，油烟几乎全灌进我的房间。几次之后，尽管心情很糟，我还是心平气和地找到YXX跟他讨论这件事，希望他给太太讲一下，能否将炉灶拿到大门口的外走廊上，以前李开祥就是在那里烧饭的。YXX当面答应这样做，然而，没有一次这样做过。可以说，这是一个丝毫不会为他人着想的家庭，一个极端自私的家庭。尽管后来我们多次善意地提醒他们为我们考虑一下，他们从来都是充耳不闻。为此，尽管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恶语争吵，我们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大约半年后，我的激光音响开始出故障了，读不出碟。这令我感到非常心疼。这辈子没几个爱好，就爱听音乐。结婚初期，我就不顾一切花了大笔钱买了这套SONY音响，然而，眼睁睁看着它二年半不到就寿终正寝。我心里非常恼恨。说实在的，那时我很穷，也很小气。但我并不在乎人家怎样看我。由于那时学习比较紧，还一年几个月出差去湖北松滋农村做课题，并住在农民家里。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95年冬季。那天从松滋研究现场回来后，太太跟我抱怨说他们怎么也不愿努力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我说行，我再跟YXX谈谈，算是作最后一次努力，心里则想着不行就干一架。这年头谁怕谁！
下午做饭的时间到了。Y夫人照例在那里开起了火准备炒菜，我对关着门留在屋里的YXX同学敲了门并喊道说，老Y，你出来管管你老婆。你不能这样不闻不问。我们再也受不了啦！一年多了，你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算什么男子汉！等了一会余并不出来，也不回话。我便对Y夫人说：“今天对不起。你不能在这里烧饭！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位子。”一边说，一边关了她的火以便搬动她的炉子。谁知，她竟然扔起锅铲朝我打过来。我用手臂挡住了她的攻击（这一挡还使锅铲从她手中飞了出去），并高声警告说你还想打人？这时，YXX突然开了门冲出来，看我对他太太怒目而视的样子，便挥起拳头攻击我并打在我的右肩膀上。正好，不是我主动出手。打就打！我伸出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将他拽到中间房屋的门口，伸出右手照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他当即口鼻出血。我并未轻易住手，而是继续拳击他，他几乎没有还手之机，直到将他打倒在那间屋的门口。这时，我太太从屋里冲了出来，一看我这架势，哭着说别打了，要出人命的。话还没说完，就伸出双手将我的上半身连同双臂紧紧地抱住。我正在气头上，几乎是怒吼着对老婆说放开我，让我教训教训这个所谓的男人。太太拼命抱着我不放，自由了的YXX从地上爬起来照我胸前打了两拳。我再次对老婆怒吼着要她放开我，说，你他妈傻瓜啊！让你老公被人打！她这才松手。然而，当我看着他满脸是血，心便突然间仁慈下来，也就没有还击他。恰在这时，邻居们都赶来了，劝开了我们。要不是老婆，我不会挨那两下子。
当一个人的衣领被对手纠住的时候，他的心理能量就会失去一大半。记得88（也许是89，记不清了）年初春节过后，罗福田老师的大儿子罗鸣（就是小时候在农田里拉提琴的那位）从武汉回北京农业部上班。晚上我送他到位于汉口车站路的老汉口火车站上火车，结果，我们赶到时，车上已经坐满了人。他有座位，但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已经堆满了行李，他问了几个人希望他们将行李挪动一下让出一点空间，但别人不让，还和其中一个吵了起来。一个身高1.75米左右（我相信他的身高是这个范围，因为罗鸣的身高是1.70米，他比罗鸣高）的大个子蛮不讲理，粗声粗语不说，还挥起拳头要打人（但没打）。我在车外看见这架势，立马冲上去，来到那人面前，一把纠住他的衣领说：“你还蛮凶呢！你跟我下来！”我纠着他的衣领不放直到将他拉下了车。至今我还记得那人被我纠住衣领时的狼狈样子。比我高了一大节不说，个子也比我魁伟得多，然而，他却顺从地跟着我下了车，还连忙说着道歉的话。也许他以为我是便衣警察什么的，我却怕他识出破绽趁人多几个小快步赶紧溜之大吉了。
【后记】 打架史终于写完了。下一个写什么呢？让我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