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写到了故事发生的地方、女主人公以前生活的地方以及她的丈夫去做生意的地方，这些地方現在何处？当时情况如何？弄明白可能对加深理解这首千古名诗会有些许帮助。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27岁的白居易中进士后，仕途开始十分顺利。从九品秘书省校书郎、盩厔县尉（今陕西周至县，《长恨歌》就在当盩厔县尉时写的），到八品门下省左拾遗，再到七品京兆府户曹参军。在户曹参军任上母亲去世，回去守制二十七个月。宪宗元和九年（814）服喪期满，回朝授太子府机构左春坊的左善赞大夫，正五品上。品级高升不少，可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第二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称白居易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死亡，借此指责白居易居丧期间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把他贬为江州司马。此事经后来任宰相的裴休调查证实完全是诬陷。
江州是晋惠帝元年（290）设置的行政区划，开始很大，包括今天江西省大部和浙江省的一部分。“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 汉时，先置寻阳县，后又置寻阳郡，至晋时寻阳郡治的所在地为柴桑城，即诸葛亮到江东吊周瑜的柴桑口。这座古城，從江州设置起到唐初，不仅是柴桑县的县城和寻阳郡的郡城，还曾是江州的州城。于是人们就把柴桑城叫做寻阳城。后来江州逐渐划小，到唐朝时属于中等州。司马是州长官刺史的三位副手中职位最低的一位，六品，其实是个闲职。
《晋书》《地理志》记载“柴桑，有盆口关。”这个盆口关又叫湓口，在隋代之前既不是县治和郡治，更不是州治，而是紧靠寻阳城东北面的拱卫寻阳城的军事关口。它北滨長江，东南两面有湓水环绕，只有西面是通往寻阳城的陆地。诗中“住近湓江地低湿”就是指湓水，当时湓水水质非常好，用它酿成的湓水酒，是《唐国史补》所列十三种名酒之一：浔阳之湓水。湓口城靠近寻阳城，地势比寻阳城高。寻阳城经常遭受水患，唐武德四年（621），因为附近还有一条入長江的浔水，就把湓口城更名浔阳城，作为江州的治所。现在九江城区西部的龙开河从前叫湓水，所以现在九江大部分城区还在唐朝的浔阳城东面。 《琵琶行》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中的浔阳江头正是浔水入江的地方。
诗中写到：“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虾蟆陵在西安城东南曲江池附近，此地的一条小街的东北角有下马陵，故此街名曰“下马陵街”，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深得汉武帝器重，死后，汉武帝下诏为他修建陵墓，并在陵前建起董子祠供人凭吊。唐人韦述在《西京记》中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 《唐国史补》写有因关中一带的人说话“下”“哈”音近而传讹，因此当时人们口语上也就把下马陵称作蛤蟆（虾蟆）陵。北宋宋敏求所撰的，记述唐都城的长安宫城﹑坊市及属县的专著，《长安志》卷九也有类似的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 常乐坊是春明门南面第二坊，和平康坊隔东市相对。这一带是游冶之地，除《琵琶行》所说外，诗僧皎然在《长安少年行》中也説“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 《唐国史补》所列十三种名酒中，虾蟆陵就有郎官清和阿婆清两种，可见此地在当时和平康坊一样，都是歌姬舞妓聚居，酒楼食肆密集之地。有人经过多方的论证，认定“虾蟆陵”古址的位置就在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医院南侧的网球场西南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中的五陵是汉代高祖、惠、景、武、昭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所在地的总称，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一带，汉代设置有若干陵邑。到了唐代，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爲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的地方，所以五陵年少指京都富豪子弟，即今天所谓的“富二代”。
現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茶业有一个特大的发展。茶已经是大宗贸易物品，所以诗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样的句子。从诗句中可以知道江西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所属浮梁县）当时就已经是茶叶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直到今日茶叶经济还是浮梁县的经济重点。产于安徽祁门、至德及江西浮梁等地的祁红，居当今世界四大红茶之首，其中产在江西浮梁的又叫浮红，1915年曾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顺便说一下，根据《旧唐书》的《舆服志》：“贞观四年又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按白居易此时的品级，中等州的司马六品服绿。《琵琶行》是乐府诗，没有近体诗的平仄问题，不知道为什麽白居易没有把最后一句写成“江州司马绿衫湿”。可能是读习惯的缘故，还是觉得“青衫”似乎比“绿衫”顺口些。不过诗不是历史，不必如此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