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国教授往事之怪杰辜鸿铭》
辜氏天性本真，又假以东西文化之熏陶，所见之中国，与东西方各有不同。其所洞见不能被人所知享，人以为怪异；辜氏以自由之思想，独行于世，彰显其个性于狂行、狂言和怪癖，我行我素。其行为不为情势所胁迫，人以为怪异；世人妄言滥义，迷失常识，远离本真，枯竭生性，顺从不可顺从之言，接受不可接受之事。辜氏不顺受世俗，超然于世，人以为怪异。世人以辜氏为怪异，盖因世人本真与自由精神之缺乏。世人以非本真为常，则本真为怪异矣。“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辜氏之所见，至今超越于世人。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回观世事沧桑，仅此一言，可见辜氏当时之所见非常人之所见。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
辜鸿铭其实就是“香蕉人”。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他，自然是有些滑稽，面目全非。而辜氏却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环境里，西洋文化到了中国，或者说，西洋文化遭遇了中国文化，会有怎样的表现。这是我对辜氏感兴趣与欣赏的原因。西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和东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说理想主义，就是唯我独专，西人则是我行我素。其好色的一方面，是得到了日本文化传统的鼓励。
辜氏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在中国人看来，就像今天市面上的“肯塔基”——一种本土化了的“西餐”。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怪异，却有些我们缺少的、引人入胜的元素。在西方人看来，以为辜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却实实在在地不是什么地道的中国传统，但确实是西人乐于接受的。这又有些像美国的“中餐”。我们看到的辜氏的怪异，那实实在在的是西人的自由精神，而辜氏看到的中国文化，实实在在的却是我们长期忽视的、中国文化的精髓。
转载《民国教授往事》之一
怪杰辜鸿铭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
—— 辜鸿铭
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
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
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
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
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等的癖好。"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遂至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回观世事沧桑，仅此一言，可见辜氏当时之所见非常人之所见。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
辜鸿铭其实就是“香蕉人”。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他，自然是有些滑稽，面目全非。而辜氏却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环境里，西洋文化到了中国，或者说，西洋文化遭遇了中国文化，会有怎样的表现。这是我对辜氏感兴趣与欣赏的原因。西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文化”，和东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如说理想主义，就是唯我独专，西人则是我行我素。其好色的一方面，是得到了日本文化传统的鼓励。
辜氏所表现出的某种精神，在中国人看来，就像今天市面上的“肯塔基”——一种本土化了的“西餐”。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怪异，却有些我们缺少的、引人入胜的元素。在西方人看来，以为辜氏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却实实在在地不是什么地道的中国传统，但确实是西人乐于接受的。这又有些像美国的“中餐”。我们看到的辜氏的怪异，那实实在在的是西人的自由精神，而辜氏看到的中国文化，实实在在的却是我们长期忽视的、中国文化的精髓。
转载《民国教授往事》之一
怪杰辜鸿铭
“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
—— 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
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
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
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
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等的癖好。"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遂至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