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尾巴的故事（五）

现实
比较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同事也是thyroid cancer. 从我查出肿块开始，她就主动回答我一切的问题。我问得很详细，包括放疗的程序和之后的注意事项。手术前，我很冷静地详细地和老公说了最好和最坏的情况，甚至模仿着在脖子上手术的位置。老公诧异地看着连抽血都头晕的我“你怎么这么冷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我忘了我怎么回答的，可我记得我别过脸，心里头有我的小人，正甜甜地叫我妈妈。我是妈妈了啊！


我其实应该想到的，原本1个半小时的手术做了3个小时，下来SURGEN就告诉老公，从肿瘤的外观看，是恶性的。老公对加拿大医生的水平持怀疑（他自己悲惨的遭遇），就要求医生等化验结果，在此之前，什么都不要对我说。不知情的我迫切地期盼伤口早点好，每天在家里，到处是小人的身影，我想他，想他的笑容，脆脆的叫我妈妈。摄像头里小尾巴和我哭成一片，听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地哭喊着要“妈妈”，我后悔得要命！！

很快，到拆线的时候，也是化验结果出来的时间，一进办公室，医生让我先坐下，我就知道完了，最坏的情形！”I’m sorry, it’s cancer”. 很奇怪，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幸亏不是别的cancer”, 我无比渴望活下去。办公室有个同事在我去之前就一直在医院治疗，淋巴癌。我还记得在治疗之间的短暂间歇，他还来上班，其实根本没什么工作派给他，一次我偶然地经过他的办公室，却看到他站在窗前，无比留恋地看着这个世界，那一幕让我感慨地流下眼泪。今天，却让我充满勇气，因为我无法想象小尾巴这么小没有妈妈。老公的打击比我严重，他一直相信国内医生的判断，何况还那么肯定，他看着医生的眼神写满了“你肯定？？”医生知道我们要离开加拿大，他给了两个选择: 尽快安排下一个手术和放疗；或者等半年，我到了丹麦再做手术和治疗。我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如果在加拿大，最快，我也要等等9月才有可能完成第一次放疗，不可能等这么久！深吸了一口气，我问医生转移的机会有多高。不高，不过，如果你是我的妻子，我会强烈要求你尽快做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