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先祖的亲身经历！我所知道的《恰同学少年》的故事

　　这个沉重的故事还得从1912年讲起：当时长沙一名世家子弟朱剑凡，怀着教育救国的雄心大志，毁家办学，在长沙北正街风风火火办起了周南女子中学，同黄兴办的民德中学唱对台戏。当时我的先祖易芳名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先祖有个铁哥们，名叫徐特立。徐先生找到我先祖说：“朱剑凡在北正街办了周南女中，办得蛮不错，我也在那里上课。你就到那里教书去吧。”于是我先祖易芳名就到周南当上了语文教师，月薪60大洋，在当时的长沙算是比较高的。由于工资高，我先祖请了一个保姆，一个黄包车夫。因为周南女中不提供住房，我们家住在南门口的早稻田，也就是当年陶渊明的先祖陶侃曾经住过的地方。由于沾了陶渊明的光，所以长沙许多教书匠都住在那里。我先祖教的是一班，陶斯詠和向警予都是那个班的，她们都是1896年生，时年都到了17岁。所以她们肯定没有《恰同学少年》那样老，那样成熟。其中向警予还拜我的先祖当干爹，所以同我们家的来往非常密切。向警予的才华是当时最有名的，但向小姐比较内向，不活泼，所以活泼可爱的陶斯詠才占尽了风头。这一点与《恰同学少年》内容有所出入。这个故事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物，却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她就是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秦女士也是周南女中的同学，但是比陶斯詠要低好多个班，我可以肯定，陶斯詠在周南教书的时候，秦女士正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但我不能肯定马英九的母亲是陶斯詠的学生。因为年代已经久远，很多事情也无从查考。当然，我可以肯定秦厚修同朱剑凡的女儿，也就是《江青传》的作者朱仲丽是同学关系，这个故事也就成为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我先祖同毛泽东的交往也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我先祖喜欢到船山学社、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恰好毛泽东也是一个书迷，于是两人就在书声朗朗中相识了。先祖说：“润之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润之在一师附小当主事（校长），月薪40大洋，相当于5个派出所长的收入，所以《毛泽东传》称润之一天只吃两个烧饼，这肯定是误传。润之个子极高，有1 米86，是当时第一师范五百多个师生中最高的人物。”先祖喜欢八卦，说，“南人北像者贵，润之恰恰是南人北像，实乃大富大贵之人也！润之走路特别奇怪，他不走马路中间，专走侧边，而且低着头，一副极为恭谦的样子。他早晨五点起床，先在井边用冷水洗澡，然后再晨读。润之时常在茶馆里读书，越是吵闹的地方，他读得越起劲，为的是煅炼自己的意志。润之在女生面前极为羞涩，遇到女生就回避。蔡和森也一样，也不喜欢同女生打交道。蔡和森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曾外祖交就是曾国藩！由于结交了蔡和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特别尊敬曾国藩，还在日记中说：曾文正公实乃吾生平敬重之第一人。你可能不知道，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规极为严格，男生是不允许同外面的女生交往的。连他们同女生说句话都会受到训斥，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在学校交女朋友。还有一点，毛泽东原本并不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而是衡阳湖南第四师范的学生，他的班主任姓夏，是个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特别喜爱毛泽东。夏先生上课平平，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因为1914 年湖南省政府遇到财政危机，裁掉了衡阳的湖南第四师范，所以毛泽东随学校才转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后来，夏先生养了一个好女儿，嫁给了湖南省长赵恒惕，所以地位很高。正是由于夏先生的鼎力举荐，毛泽东才当上了一师附小的主事。”这一部分内容在《恰同学少年》中没有反映，实为一大遗憾。

　　先祖讲的故事还有一点与《恰同学少年》有出入。20年代的徐特立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书记，当时国民党在湖南的据点就是周南女中，正是徐特立介绍我先祖和朱剑凡加入了国民党，徐老的目标是发展党员，准备北伐，打倒军阀。当时长沙的进步人士和激进的革命党人，统统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湖南的共产党，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也有很大很大一批是国民党员，正因为湖南的国民党势力大，所以毛泽东才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代部长，北伐8个军就有三个军是湖南人组成的。1926年 8月，北伐军打到长沙，急需要党代表，在徐特立的组织下，长沙很大一批中学教师跑到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和第八军担任党代表，我先祖就是在那个时候去当的党代表。可是好景不长，第六军打到南京以后，1927年4月15日，南京国民党发动了清党运动，主要目标就是清除掉同江浙派对立的湘军，所以我先祖同湘军其他军官一样，被江浙军队关进了南京陆军监狱，总共关了三个月，后来莫名其妙地释放，重新返回长沙周南女中教书。这件事让我先祖非常生气，痛斥说：“参加北伐，打倒军阀，结果自己让人当军阀打倒了。所以我们家子子孙孙不能再当军阀，还是当教书匠好，落个清贫也落个清闲。”

　　可是，三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情况很快又发生变化。1930年7月3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打进长沙，彭德怀的司令部就设在小吴门的新民大旅社（现在完全拆迁，变成了一个大超市），当时陶斯詠就在周南女中教书。彭德怀派兵在周南门口站岗，进行了保护，所以周南没有受到战火毁灭。当然这些逸事已经同《恰同学少年》并无多大相干性了。

　　还有一句尾声：1950年搞土改，因为我先祖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尽管家里只有6亩地，结果也划成了地主，这就搞得我先祖很恼火，于是写了一封自首书，说：“我当国民党是徐老介绍的，又不是我自愿想当的。当时没饭吃，所以去当兵。”结果这封自首书很快转到了北京。徐老看了，哈哈大笑说：“这是什么信哟，易先生没饭吃，找我借米来了。”于是，徐老立刻打电话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找黄书记借十担米。黄克诚特别敬爱徐老，于是立刻派一个警卫班，担着十担米到醴陵救急。由于徐老送米，所以我先祖的成份立刻改换成了小土地出租，而且在醴陵县政府的保护下，历次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毫无疑问，徐老不仅保护过我的先祖，同时也保护过周南女中和湖南第一师范许多教师，举个例说吧，毛泽东闹学潮，驱逐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张茨农。由于这层关系，解放后，没有一家中学敢聘张茨农教书，搞得他全家失业，没有饭吃。张先生只好写信给徐老求助，因为徐老在长沙教育界称为“及时雨”，德高望重，肯定有戏。果不其然，徐老立刻找长沙市人民政府协调，把张茨农安排到长郡中学教书，以解燃眉之急，这当然是后话。毛泽东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知道张茨农失业的事以后，非常焦急，拍着黄克诚的肩膀说：“对我的张校长不要搞处罚，当年闹学潮是我年轻气盛，现在回想起来也后悔得很呢。校长大人要把我们这些学生伢子延期一年毕业，当时我们很生气。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多读一年书，也没有什么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