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大跃进失败造成中国的大饥馑，七千人大会讨论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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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取得胜利的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进行更大更快的大跃进，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恶，反右倾，大跃进的形势特好，卫星越放越高，计划指标也不断上涨。罢官批判后的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操起了锄头，干起了庄稼活，老老实实也不足为患。这新一轮的大跃进，使规化也水涨船高，超英赶美，经过几番修改，最后定为7年超英，15年赶美。毛泽东，刘少奇等庐山会议的胜利者，沉浸于大跃进的高潮里，乐在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洪流中。刘少奇也经常回忆起1958年9月，在江苏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中稻丰产田，问公社书记说：“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可以打一万斤”“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胜利还真是可以冲昏头脑，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出生在农村的人，也真相信田翻得越深，收获就越多，也相信钱学森的“太阳能”理论，也就相信卫星越放越高，高到半天云中也不会吹破。

大自然法则是不看领袖们的眼色行事，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半年时间内，河南省信阳地区800万人口竟饿死14.2%，一百多万人饿死的惨烈，有的村村民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尸首露于野，事实瞒不住，中央内务部派了个郭处长来了解情况，当时正遭批判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陪同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张专员说：“你来了我才第一次出门，估计饿死的人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不久，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处长到信阳复核。三个月的调查复核，最后结论是饿死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特好形势中突然冒出的信阳事件，像晴天霹雳般震惊北京高层，信阳调查报告，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到信阳地区，省委也组织了六七百人来信阳，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原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与纪委书记邱进敏。北京来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紧接着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及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第二天，吴芝圃与戴苏理就到固始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逮捕。而后其它县市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的有八人，调来部队，用绳子将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一串串拴起来，押送集中进行“特殊训练”，这民主革命补课，却成了大换血，彻底的大夺权。补课运动中先划三种人，说实话又有点右倾的公署专员张树藩划为胡涂人，拔白旗（大跃进抹黑的人）整基层干部的人为“明白人”，再就是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这样的反革命复辟份子（替罪羊），被判终身劳改。查证的事实中有欺瞒省委，还令各邮局把关，将反映情况的信件，一律扣压，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悲衰的是有一封漏网信寄到省委，那是一个有23名党员的支部，饿死了20个还活着的3名党员写出的求救信，请求省委救他们村民的生命。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未核查。民主革命补课，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还有二十多万基层干部接受特殊训练。而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庐山会议后放的新卫星为72亿斤粮，实际只有20多亿斤。为了完成征收又开展反瞒报，而后由公安机关逮捕了1774人，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667人死于拘留所。在毛泽东大力推而广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创造的“信阳经验”中，路宪文书记指挥下，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浮夸亩产万斤水稻，还有亩产几万斤，更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大炼钢铁算商城县创奇绩日产6O00吨。《人民日报》还编发《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吴芝圃还曾骄傲地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

信阳事件的悲剧，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归罪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并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坚持将其判处死刑，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随后在全国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运动的深入，全国范围的信阳悲剧浮出水面，河南信阳的惨烈事只是冰山一角，更有惨绝人寰的人吃人事件，揭开了饿死人而众口一词的瘟疫死人真相，开仓放粮救人，也就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秘密回故乡之行。1961年4月2日至7日，5月2日至11日，先后在东湖塘，花明楼人民公社等地为期16天的农村调查。也就有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对造成河南大跃进灾难原因时，说当地干部“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整风整社运动结了个意外果，北京最高层对大跃进的判断出现了南辕北辙，1961年11月12日决定召开全国县以上五级干部会，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

刘少奇与邓小平组织一班秀才在钓鱼台，紧锣密鼓地起草大会报告。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未对秀才们作具体指示，而是到外地巡视，调查。12月20日，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开幕，12月27日，毛泽东向与会者推荐自已的新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涯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两天后，毛泽东又向与会者推荐教育家吴研因，民革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当前农村赞美的几首诗。《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叶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1962年1月9日，大会报告稿送到毛泽东案头，阅后明显不满意，考虑时间紧，于是发出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将刘少奇作大会报告时间挪后，大会按指示调整后又收到毛泽东指示，大会报告稿作为修改稿下发，注明未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大会开幕后，对大会报告修改稿，七千余人呀！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特别是基层县官呀！心里是酸，甜，苦，辣，啥味都有，大家多角度，多方位地解读，而且大会宣布不揪辨子，不打棍子。于是大家对报告议论纷纷，颇有微词。各地都说“信阳经验”是否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还有的说，大会报告认为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执行错了，过去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社会主义心脏，现在都解散了，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要讲清楚。还有人讲得更直接，这几年许多问题的产生，根子在上面，却常常是整下不整上，所以许多毛病是一犯再犯，越来越严重。陜西的何金铭说：“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中央，地方责任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在大会上林彪将准备好的发言稿搁一边，作了即席讲话，支援了毛泽东。春节临近，毛泽东宣布会期延长，节后继续。不过大会还是取得了共识，“责任主要是人祸，是在中央”。刘少奇也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河南人民出版社，第９０页]。大会两个月后，毛泽东正式免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职务，降半级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也认定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在自已的身旁。

有几位学者在《人口与发展通讯》着文说：“1958年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