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在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全过程(ZT)

1949年2月，素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不断催促下只得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任上回到南京，接受了国共和谈首席代表的重任，赴已经解放了的古都北平，以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国内和平。

　　和谈前，两赴溪口谒见蒋介石

　　张治中将军在率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曾两次去溪口晋谒下野的蒋介石。

　　张治中第一次去溪口，是在由西北回南京后不久，为了准备行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道前往溪口。蒋介石似乎猜出张治中此行的目的，见到张治中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吧？”说着，拿着桌上的报纸随手一扬，谈谈地一笑，“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张治中不觉一怔，刚要说什么，就被蒋介石抢先说道：“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还说：“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于逼迫。”

　　蒋介石的几句话让张治中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的确，张治中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劝蒋介石出国。因为刚刚上任的李宗仁代总统已经痛切地感觉到，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他的势力还在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得李宗仁根本无法行使权力，处处受制。张治中此次受李宗仁之托，有意把蒋介石劝出国，这样李宗仁才能放手，也才有利和谈的进展。然而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把这种意图进行下去了，因为蒋介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所以张治中也不敢再说些什么，只好跟蒋介石汇报一些和谈的情况。他对蒋介石说：“总裁，南京方面对中共所提八条的第一项，意见是统一的，都认为不能接受。”

　　“嗯，嗯”。蒋介石见自己的声威见效，张治中也顺应了自己，语气缓和下来：“当然啦！李德邻（李宗仁）现在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愿意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碰了软钉子，直接影响到他此次的溪口之行，在随后的几天谈话中，张治中也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最终无功而返。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是在南京政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启程前往北平前夕。前往溪口的目的是向蒋介石“请求指示”，同行的还有屈武。在飞机上，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是同学，什么话都可以谈得的，到奉化后，我同总裁谈，你就同蒋经国谈，我看他对他父亲还是有影响的。”屈武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以前跟这位太子是至交，如今已是貌合神离了！”

　　到了溪口，张治中拿出准备参加和谈的草案稿给蒋介石看。草案要求和谈开始前，双方就地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于驻在区域就地自行整编。还有好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腹案。蒋介石把草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又很认真地听取张治中将腹案陈述一遍。张治中汇报完毕，蒋介石笑道：“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任的是一件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那！”

　　蒋介石同张治中、吴宗信来到蒋母墓道，行完礼，由墓庐的山径边走边谈。蒋介石对张治中再度表示：“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终老还乡”。

　　“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重要，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张治中信以为真，于是高兴地又问道：“总裁，不知是否可公布于报端？”蒋介石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等人离开溪口的时候，由蒋经国陪送到笕桥机场。蒋经国与屈武同车。分手时，蒋经国对屈武说：“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蒋经国这最后一句话，是其父蒋介石近几个月的口头禅。在飞机上，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张治中，张治中呆了一下，生气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他，教训他！他父亲说一切要当心，他却说我死无葬身之地，这像什么话！”张治中回南京后，马上把溪口之行写成新闻稿发表，并应邀在立法院演说。张治中的演说词慷慨激昂，博得了全场喝采。演讲的第二日，张治中率团启程，飞往北平参加和谈。
　　和谈初期笼罩的不快气氛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在机场上，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未来迎接，来接机的仅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心里很纳闷。

　　张治中一行人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张治中对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当晚，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宴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参加的有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和秘书长齐燕铭；南京政府方面有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和秘书长卢郁文。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对张治中：“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向战犯头子请示？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张治中没有思想准备，面露尴尬，但仍振振有词地解释道：“第一，我是国民党员，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党员行动，总得让总裁知道吧！第二，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为了和谈工作不致夭折，我不能不去摸个底呀！”周恩来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两人争执起来。原来周恩来对张治中来北平之前的溪口之行一直不满意。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

　　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幻想保住江南半璧江山，徐图后计；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迷梦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从4月8日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分别会见了南京政府的6位代表。第一天会见了张治中，第二天是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是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是卢郁文。

　　第一天，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并亲自出门迎接，他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毛泽东的这番言行使张治中的心松驰下来。这一天，毛泽东和张治中长谈了4个小时。张治中根据南京方面的和谈草案以及溪口蒋介石谈话指示的要点，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了一些问题和意见。

　　“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坦率地说，“蒋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愿意终老是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战犯在协定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的字样。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出可按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认为，联合政府成立，必须有相当一段时间，甚至要经过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以免使社会秩序陷入紊乱。

　　张治中还说，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进入富强和康乐的境地。

　　4月9日，张治中接到了新任行政院长何应钦发来的电报，转告4月7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从决议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毫无和谈诚意，继续作垂死挣扎，同时也表明李宗仁、何应钦根本无权决定和谈条件。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当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上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对方意见外，还应向张治中表明：“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

　　两次正式会议上的较量

　　4月13日晚9时，国共双方的和谈代表团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在勤政殿内，一排长桌放在大厅中间，两边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边后侧各有3张小条桌，是双方记录和列席人员的座位。会谈前，国民党和谈代表都已经看过并在内部讨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预感到谈判形势的严峻。

　　第一次会议，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一个详细的说明。在明确战争的历史责任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明确这个责任。”关于惩办战争罪犯，这个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最敏感的问题，周恩来是这样说的：这一条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给予宽大待遇；第二条是关于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华战争最大的战犯冈村宁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战犯。“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先是对中共方面给予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条款进行了陈述。主要分三个部分阐述：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二是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机构整编委员会问题。张治中认为，中共提出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认为军队改编的第二阶段，应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这点实应考虑。三是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规定：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若是如此，“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发言最后，张治中十分感慨地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这次中共在战争中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在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过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了40余条意见，中共接受了20余条。4月14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4月15日晚7时，中共代表团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达南京政府代表团。

　　4月15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先由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的要点，亦即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加以说明。周恩来强调指出，《国内和平协定》不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见，而且也采取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士的建设性意见，最后由中共代表团定案，是不可变动的定稿，“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尔后，周恩来郑重地宣布，谈判以4月 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在这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也作了较长的发言，发言说：“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张治中还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张治中看了一眼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感到光荣……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黄埔军校初办时，张治中就进了黄埔，后任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那时开始就与他共事。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张治中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对张治中的发言以及“个人感想”，周恩来不能同意，他当场表明了态度。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

　　“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和谈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马上对《国内和平协定》进行郑重研究。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多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因此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之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于是国民党代表团决定16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到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但是，黄、屈尔人回南京已有数日，南京方面却迟迟没有消息。代表团几次发电表催促，直至4月20日深夜才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签署的南京政府答复中共的电文。对中共所提的经过协商形成的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断然拒绝。电文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成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电文列举各条款所不能接受的“理由”时称：“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之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
　　南京代表团接到电报之后，粗略讨论，便抄录一份交给中共代表团。

　　1949年4月21日上午9点，红日升腾，阳光普照，街头巷尾到处都在叫喊“号外”、“号外”：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了！

　　南京政府代表团一看报纸方知，当南京政府表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于4月20日夜发起渡江战役，20日在荻港、21日凌晨1时在江阴渡江成功，国民党一直仰仗的长江天堑已被突破，“划江而治”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

　　北平和谈破裂后，鉴于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打过长江，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回去的安全问题，于是诚恳地挽留张治中一行。虽然南京代表团的人基本上都表示愿意留在北平，但张治中却很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周恩来得知后，又一次代表毛泽东主席来到六国饭店会见了彷徨、犹豫的张治中。周恩来深情而又直率地对张治中说：“现在，你无论是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不会放过你。‘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你留下来，对尚未解放地区的起义，特别是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有作用的。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张治中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放弃了回南京复命的想法，决定留在北平。而就在他与周恩来会见的那一天，张治中已经与李宗仁联系，要求派飞机来接代表团。

　　周密安排，家人团聚

　　周恩来对张治中说的“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这几句话，是早有安排的。张治中赴北平和谈后，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沈世猷就找到张治中的弟弟张文心，要求他设法将张治中的家眷及他本人的家属一并送到上海。张文心8岁时，父母双亡，他是跟着兄长张治中长大的，兄弟感情深厚。淮海战场上，张文心起义后回到南京，与好友沈世猷取得联系。而沈世猷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9年10月奉命打入了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进行情报和策反工作。

　　事有凑巧，1949年4月19日，蒋纬国通知张治中夫人洪希厚立即乘他的飞机去上海，并说：若和谈失败，南京即将失手，在北平的和谈代表团直接飞上海。这显然是蒋介石授意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对张家的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洪希厚立即派人把正在明德女中上学的小女儿接回家，匆忙地乘上蒋纬国的飞机去了上海。蒋纬国的夫人石敬宜到机场接机，蒋纬国让他的司机开着他的座车将张夫人和孩子送到张治中的侄儿家。随后，在沈世猷的帮助下，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及几个孩子也分批到沪。

　　4月22日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秘密来到洪希厚的住处，与她商谈次日清晨乘接和谈代表团的飞机去北平的安排。洪希厚知道张治中在北平的情况，当得知此次行动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便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四点，洪希厚、郑淑华起身叫醒了孩子，由侄媳亲自开车将她们送到机场。洪希厚一再叮嘱孩子，到机场紧跟大人，别人问起就说到兰州，千万别说去北平。候机厅里人很多，大都是准备南逃的。洪希厚碰到了一些国民党权贵夫人，便像没事似的与她们打招呼，并且大方地说“去兰州，去兰州”。一位国民党的交通部长看到洪希厚带着孩子，好奇地问她要去哪里。洪希厚说是去兰州。这位交通部长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洪希厚装着很惊诧的样子，“哦”了一声，随后道谢告别。此时，负责接应的人为了避人耳目，领着洪希厚一行绕到了机场航道另侧，在那里，正停着一架飞往北平的专机。

　　中航公司业务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夫妇迅速把两位夫人和孩子送上飞机，并且命飞机立刻起飞。飞机上没有别的人，全部是张家的人。飞机只在青岛机场停留加油，于当日中午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

　　其实，当洪希厚一行出现在机场的时候，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警觉，情报处长毛森立即向汤恩伯报告了这一情报。汤恩伯怀疑地说：“不会吧，去查查！”经查实，确有此事。但是此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汤恩伯立即派军机前往拦截。这架军机追到青岛后，得知专机已经离开多时，已经无法拦截，只好飞回上海复命。汤恩伯得知后大发雷霆，将“中航”负责人全部拘留起来，一定要查出究竟是谁放走了洪希厚一行。不过对于此事，后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国民党“后知后觉”，棋差一招。也有人说是汤恩伯暗中放行，有意延误了阻挠和追截的最佳时机。因为张治中曾有恩于汤恩伯，汤恩伯历来对张治中尊重非常，还尊称洪希厚为伯母。

　　这天中午，周恩来又来到张治中在北平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张治中没有反应过来，问道：“什么客人，我认识吗？”周恩来神秘一笑，说道：“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张治中一路都在想，此时南京政府的人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谁还会来到北平？

　　在飞机场，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张治中抬头一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还有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张治中十分惊异，张大了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战争年代，烽火硝烟，这样的情况能和家人团聚，那种惊喜和高兴难以言表。孩子们一见到父亲，立刻飞跑着扑进张治中的怀里。张治中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原来，周恩来早在张治中决定留下不走时就紧急通知有关部门，责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张治中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

　　“和平将军”的新使命

　　国民党反动派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混淆视听，并对张治中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为澄清事实，张治中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声明最后表示：“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同一天，新华社以《评张治中声明》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张治中声明“表示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共同意见”。“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社评指出：“四月间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如果当时南京国民党集团的首脑们尚有悔祸之心，本是他们的一条出路。但是甘受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首脑机关，最后还是拒绝和平，使他们自己派赴北平的代表团前功尽弃。”

　　就在蒋介石指使中央社发假消息，并对张治中进行攻击诽谤时，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中。一天，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用夹着烟头的手指了指张治中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有等别人回答，张治中自己先摇开了帽子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用他惯常的幽默的语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事实真如毛泽东所说。张治中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知人善任，任命张治中为新设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指挥进军大西北。从此，张治中将军由真诚的爱国主义者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9月他给陶峙岳、包尔汉去电，成功地策动了新疆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为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