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虎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黄金运台之事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它流于各种野史中,却极少见于正式史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开始了这段复杂而艰涩的调查。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之久,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期间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难时期(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
李敖的文章让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过,那时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医学上面,对父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另外,黄金运台之事,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话题,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公事,所以我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1948年8月,上海市民涌入银行兑换国民政府新发行的金圆券
“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
1949年,国民党在逃亡前夕抢运黄金等重要物资去往台湾
启动黄金转移
其实父亲与俞鸿钧、蒋经国以“预支经费”而转走的90多万两黄金,从时间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批黄金转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注: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我后来几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实地勘探外滩,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和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
因为运送黄金的行动极为秘密,国民党官方档案也绝少提及,那么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所报道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一次究竟运走多少黄金?各种正史和野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历来众说纷纭。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由费正清等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国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李度的文章后来被广为引用,他所说的80吨,相当于260万两黄金。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央行的黄金实际上是分两次运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从上海运走了200.4万两黄金,由海军“美盛号”护航,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船次,57万两黄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万块银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后来转运台湾。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我推想,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为海军不可靠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共有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星号”船员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运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时不小心将木箱跌碎,才发现运的是黄金银元。在海关潜伏的地下党于是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所以父亲经手的那笔黄金,才又“冒险”启用军舰运送。
黄金运到台湾,必须有保存地。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号”到基隆,由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的金库存储保管。260万两黄金保管人名义还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张学良的旧属,也是刘攻芸的妹夫,但陈诚曾向蒋介石打过密电,告沈祖同“人极滑头”。
需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批被转移到台湾的260万黄金,是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准备金。名义上仍属于中央银行国库,只是蒋介石为安全考虑而转移储存地点,从性质上讲,它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移应该有所不同。而此时,父亲正在忙着给被围的杜聿明军团空投补给品,以及策划撤离南京之事,所以他应当没有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这一次转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是主要负责人。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奇怪的是,他们后来在台湾的关系有些疏离。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蒋介石每年替陈诚做寿却过俞家而不入。蒋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记曾提及,俞鸿钧不愿意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别,离开广州赴香港,“顿感悲戚”,等到台湾局势稳定之后,俞鸿钧的家人才从香港搬到了台湾。也许这令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
持续运金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那一天,父亲正在台北。他与陈诚一起坐飞机,本来计划飞南京,但到了浙江富阳上空,突然得到命令改飞杭州,15时20分到达杭州笕桥机场后,父亲才知道“大局剧变矣”。
在杭州,父亲见到了专程从南京飞来的蒋介石——我推测,蒋介石在宣布辞职后,第一批见的人就是陈诚和我父亲。父亲在日记里形容“老先生甚安详”,但并没有记述他与蒋介石会面的具体内容,不难猜测的是,蒋介石肯定向他询问黄金转移之事。我想,蒋介石“安详”的背后,也是因为仍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的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隐退回溪口老家,但仍以无线电台的电讯及密码控制着军政,也牢牢掌握着国库黄金向台湾转移之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9年2月,解放大军已逼近南京浦口。在蒋介石的施压下,继俞鸿钧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不得不同意继续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移出去。1949年2月7日,12万两黄金被民航飞机运到台北,但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香港的《华商报》登载了此消息。担心李宗仁会出面阻挡,蒋介石指示出动军机,在2天内将剩下的48万两黄金运送完毕,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出面执行了此项任务,可见蒋介石对此事的重视。
这就是第三批运台黄金。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一样,第三批黄金也并没有正式入账,都成了财务署掌控的绝密军费黄金。在这一时期的日记里,蒋介石对阻挠黄金转移的刘攻芸非常恼怒,也很不放心。1949年6月曾留学英美的刘攻芸下台,1950年离开台湾赴新加坡,直到1973年病逝。
此时中央银行转移黄金之事,已经曝光。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当时在中央银行任稽核专员,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黄竞武开始有意识收集中央银行把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资料,并暗中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为特务侦悉。1949年5月12日,黄竞武在外滩中央银行办公室4楼被国民党特务绑架,5月1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8天夜间被绞杀。黄竞武的遇难也加重了央行副总裁李立侠的震惊和疑惧,他开始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挥,反对将央行档案随国民党政府转移到广州。
1949年5月初,上海也岌岌可危,蒋介石决心将上海国库的最后一批黄金白银取走。5月14日,父亲专程从广州飞到上海处理。第二天清晨,他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飞到大场、龙华、浦东上空视察,只见到处都是火头,表示解放军已在东面和西面合围了上海。下了飞机,正好遇见奉蒋介石之命、从台北飞来的蒋经国。在他们的运作下,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出面,向中央银行下手令,“除暂留5000两黄金、银元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从5月18日开始,近20万两黄金和120万块银元被陆续用舰船运走。还有少量银元和银锭没来得及运走,就散乱地在扔在码头上。其中运送黄金的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还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这第四批运台黄金也是秘密军费,归到父亲的财务署掌管。不过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批黄金应该有40万两,其准确数字,目前尚无定论,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运送的军舰和船只至少有12艘,在炮声隆隆中,都是装载满就开航,无人监运,也无人记录。众所周知,汤恩伯在50年代想擅自飞到日本,被蒋介石知道后派人将他强行拉下飞机,经查他早花了几万美元在日本买了处豪宅,这是否与这20万两的差额有关,目前尚不得而知。
1949年8月,国民政府分两次、每批10万两的黄金到台湾。总数为20万两黄金中的10万余两被运到广州,作行政费用,剩下的9万多两被用做军费。从时间上看,这是第5批和第6批。蒋介石亲自运作的黄金大转移,至此画上句号。
蒋介石转移国库黄金,对外,是防止落入共产党手里,对内也是怕落入李宗仁等桂系手里。蒋经国写过一本《我的父亲》,其中写道:“……父亲(注:蒋介石)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这封信,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
蒋经国在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件事:把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又想起,抗战结束后从一些汉奸手里没收来的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于是命令蒋经国再回到上海,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闻知此事的李宗仁立即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还将管理保险箱的人支到香港,让蒋经国无法取出。
蒋经国回忆:“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两黄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蒋经国的这本《我的父亲》曾公开出版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都收了回去。幸而他送给我父亲的这本成了“漏网之鱼”,让我在几十年后看到了蒋介石与桂系为黄金之事进行的明争暗斗。
黄金账单
1948年底,第一批黄金白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出的,不仅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桂系不知情,他最大的“敌人”中共也丝毫不知。大家完全没想到:7个月前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已经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
那么,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里去了?根据台湾大溪档案,这笔黄金最大的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
第二批黄金运到厦门后,经财务署清点发现多出9万多两。父亲在日记里批评“央行糊涂至此”。其实这也并不是央行的粗心,因为这些黄金都是用金圆券兑出来的,计算上肯定有误差。而且这笔黄金又是用军舰运的,数量也不会那么精确。而第一批是用海关的舰运的,所以数字很精确。父亲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分配这多出来的钱——每一笔军费的支出,当然都经过蒋介石的最后核准。
我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在厦门负责提调这笔黄金的,是财务署的李光烈。李光烈我很早就认识,到了台湾后,他一直担任财务署总务科长一职,逢年过节时他会到家里来拜年,我们家里有什么杂事,比如房子漏了之类的,都会去找这位“李科长”。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也参与了黄金运输。
1997年,我走访了李光烈,李光烈告诉我,当时他手里有个密码本,专门接受我父亲密电,父亲需要提出多少金银,就发密电给他。他接到密电后,立即到鼓浪屿提出金银,然后将金银分送到前线各主要据点。
值得一提的是,从1949年5月到8月,存于厦门的这笔黄金白银的支出,在台湾“中央银行”档案里都没有记录,目前所能找到的,是大溪档案里、现存台北“国史馆”的只有“厦行拨交吴嵩庆黄金”这样一个总数和粗略记载。而在父亲的日记里,他每笔支出都有向蒋介石详细汇报的记录,但或许蒋认为这是他秘密的军费藏金,不愿让其他任何人知道此事,因此也未将父亲的报告入档。台北“国史馆”后来应我的要求,找到了父亲在1949年12月5日在成都“上‘蒋总裁’”的军费报告,一共有3页。报告上面有蒋介石亲笔批的“存”字。这是在蒋介石档案发现的唯一一份与此有关的资料。
第二、三、四批黄金,都是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取出来的,作为这笔“军费”的保管人,父亲其实已经掌握当时全国国库里绝大多数的金银外币。所以他的地位也极为特殊,连中央银行都要通过蒋介石向财务署贷款。而这些黄金的运用,则完全由蒋介石一人所控制,即便是时任的财政部长徐堪也无权调用。而蒋介石调用黄金的指示完全是口头的,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有蒋介石和我父亲两人知道。
为支付各地军费财务和金银运输,父亲乘坐老式军机,频频出入各地,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3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后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3架。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一切自有天意,上了飞机就呼呼大睡。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为他捏把汗。还有一次,父亲从杭州飞南京,起飞后,“飞行员孙君找不到南京目标,至12时半在常州机场降落,略问乡人后,又起飞……”机师要问乡人后方知方向,真可列入近代版《拍案惊奇》。
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一件事,1949年8月初,他接到蒋介石电话,要他把刚刚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追回一部分。既要完成任务,又怕马步芳多心,父亲左右为难。还没等父亲采取行动,8月25日,解放军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个人口袋,后来马步芳到台湾不久,就溜到中东去闹桃色新闻,搞得当地华侨怨声载道。
国共内战到了后期,金圆券实际上已经一钱不值。要维持国民党军队的军心,也必须靠黄金、银元这些“硬通货”。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国民党不少黄金军费就这样打了“水漂”。1949年9月,父亲的日记记载,财务署还往迪化(乌鲁木齐)运了两架飞机、近10万两的黄金。9月26日,新疆的陶峙岳部队便宣布起义。
1979年香港《文汇报》曾登载过这样一条消息:1959年4月,新疆的地质考察队,在罗布泊荒原上测量时,意外地发现了4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下压有“国民党时期的巨额黄金券”——也就是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同时,在他身下还发现一个装有5公斤黄金块的袋子……这些黄金大概就是财务署运补新疆陶峙岳部队的。
财务署掌管的这笔经费,其实也成了蒋介石的“小金库”。1949年7月,蒋介石曾到菲律宾参加过碧瑶会议;8月又赴南朝鲜与李承晚会谈。父亲的旧属赵志华告诉我,赴这两个国家所需旅费及购买礼物等的近16万美元开支,都是从财务署管理的军费外汇里支出的。另一位曾在财务署工作过的董德成也告诉我,蒋介石到台湾“复职”后,他也用这笔外汇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比如转拨给他喜欢的亲信一笔钱,资助其留学或创业等。我后来发现,台湾有名的《联合报》的创业资本,也是蒋介石从这笔钱里划拨的。这些由蒋“总统”直接支出的费用,还曾惹得“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不高兴。父亲在日记里说:陈诚对他“颇有微辞”,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
最后的军费
到了1949年秋天,国民党在大陆基本上大势已去,但是台北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还是继续往各地区输送,作为蒋介石信任的一名国民党将领,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向他效忠的政权做最后的挽救努力。
父亲是11月17日从台北飞到重庆的,当时的重庆已是一片乱象,国民党内部也是各自为自己打算盘。11月26日,父亲向他的老同事、时任重庆空军第五司令晏玉琮请求派飞机送一批同仁眷属到台湾,晏玉琮要求“借现洋1万元”作为交换条件。父亲也只好答应。在解放军攻入重庆前,晏玉琮下令将停在机场上的4架驱逐机和6架高级教练机一并炸毁,这让蒋介石痛心不已。晏玉琮到了台湾后即转任副职,在空军的前途就此终止。
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部的綦江,15兵团司令罗广文只身逃脱到重庆。当天下午,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陪同下乘车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挤,交通混乱,宪兵、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第二天,情势对国民党更加不利,重庆除西北面外已完全被解放军包围,市民们都争相出城逃避。当天董德成等人奉命从重庆往成都撤,他后来向我回忆,当他们出城时,正好遇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乘坐几辆黑色轿车,视察警备司令部,但是出城的人潮汹涌,无奈之下,蒋经国和“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只好下车亲自指挥交通开进。
当天晚上22点,蒋介石下榻的林园后面枪声大作,周围又不断传来各兵工厂的爆炸声,在蒋经国的劝说下,蒋介石决定赴机场宿营。这时,公路上撤退的汽车已挤成一片,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座车在途中被阻塞了3次,无法前进。蒋经国在日记里回忆,蒋介石只好下车步行,然后再改乘吉普车,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这天晚上是在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上住的。
当时为蒋介石开专机的飞行员衣复恩回忆:“……当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一行,赶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11月29日午夜时分。蒋介石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蒋介石的专机在第二天早上6点才起飞,此时,解放军已在机场前方20里。
但是,衣复恩的回忆有一个小错误——登上专机的人群中并没有我的父亲。
11月29日一早,父亲和“国防部”次长陈良一起,亲自押运60万银元到成都。头天晚上,为了监督清点这60万银元他一夜未睡。60万银元约16吨,还有财务署自己存的黄金银元,大概需要8辆大卡车。在炮火连天之际,乱兵难民阻塞的路上,押运这些银元车,无疑是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
到了29日下午,他和陈良接到提前去机场集合的命令,陈良当即离开车队赴机场,父亲坚持留下来等候杨森来取银元。30日凌晨1点,运银元的车起程,“在最后两小时中,炮声不绝,令人脸无人色”。当蒋介石的飞机起飞时,父亲正走到距离机场不远的公路上,他要亲自押运这些车到成都。
父亲走的是重庆—壁山—铜梁—遂宁去成都,这个路线靠近前线,比较危险,他之所以这样走,还是为了给在前线的国民党士兵发饷。没想到,这一番“忠诚”却换来了一个羞辱。到了铜梁以后,后面的运款车队还没到,父亲先去见杨森和罗广文,报告此次送款情形,但“杨甚傲,即言快缴(银元)而已”。
运银车开得比较慢,一直没等到,父亲于是派人去寻找。20点,父亲遇到了杨森,向他报告找车经过,但杨森只是声色俱厉地催促他赶紧交出银元,父亲不满,转身要走,没想到杨森开始大声叫骂,不仅扇了他一耳光,并大喝要枪毙他。杨森身边的卫士掏出枪对准父亲,这时幸亏旁边的人把我父亲拉走。杨森还是不甘心,又派士兵看守,一直到找到银车缴清了银元,父亲才被解除看管。
父亲认为此事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后来绝少提及。其实以他的署长身份,本可以不必要亲自押送银元,更不必把银元直接送到杨森那里。杨森之所以大动肝火,我猜测,除了军阀本色外,很可能认为在这兵荒马乱之即,还有人上门送军饷,一定来意不会那么单纯,是代蒋介石来“查哨”的。除了骄横的军阀杨森外,部分银元也发给15兵团司令罗广文。但罗广文不久就宣布起义。
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飞到成都后,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虏或遭遇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父亲与他押运银元的车队,一起抵达成都。蒋介石知道杨森的举动后大怒,他在日记里称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军阀“跋扈鲁莽”,到了台湾后再也不用杨森。
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父亲曾经的一位下属赵抡元回忆,因为这些黄金大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
12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成都等候刘文辉、邓锡侯来开会,等了一下午不见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刘、邓两人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这一天也是父亲在大陆的最后一天,登机时,因为人太多,只得将行李抛弃,他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
1949年12月10日14点,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飞到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一天,卢汉在云南通电拥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几乎完全被逐出大陆,但当时海南岛及舟山群岛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财务署还向海南岛等地运送金银,大概是期望这部队还能坚持一阵子。到了12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上写“空军认为(运款)赴滇都不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就此永远画上句号。
我的父亲
时隔60余年再来看黄金运台的那些秘密档案时,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蒋介石为什么对父亲如此信任?
父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我的祖父吴吉三,受维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兴办教育。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祖父曾将祖产的一艘丰泰帆船出让,所得6000金作为学校经费。
在家乡镇海完成初级教育后,16岁时父亲进入宁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1925年,父亲从沪江大学商科毕业。
1926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别人介绍下,父亲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但北伐军到了保定以后,指挥部取消。在蔡元培资助下,父亲到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就学。
1931年夏天,获硕士学位的父亲回国,不久,经留法同学汪日章推荐,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实肯干很快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此后,父亲职位几经变化,他在国民党的空军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想,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我父亲,除了父亲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父亲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被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父亲当时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5岁时,我们搬到重庆,全家6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打理的。虽然父亲当时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我们家里,每餐也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我生了疥疮,全身溃烂,都是母亲与姐姐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现在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
1943年7月,父亲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长,在他3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的父亲,送一份文件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公馆。周至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他随口问我父亲:“你的家眷呢?”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
父亲在中午时分赶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不到两小时就收拾好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我记得那天天有点阴,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我们所搭载的是C-47型飞机,飞机过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以父亲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别人去提醒,有点不可思议。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1949年以后,奶奶、姑姑还有我的3个哥哥,都留在大陆,但父亲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日记还是以记录每天的工作为主,几乎没有涉及他个人情感的内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外面散步,父亲突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父亲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恩来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恩来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3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而父亲也把在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我的3个哥哥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他带来了我大哥的亲笔信。大哥在信中说他在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
父亲告诉我,他已向蒋经国先生报告过此事,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信,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
1991年,离开大陆40多年的父亲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父亲还去捐了钱,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从上海飞到香港的当晚,父亲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从香港飞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觉不好,发现手一直在抖。在医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过程中,人就过去了。这距离他从老家回来还不到24小时。我想父亲也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黄金之谜
巨额金银以百吨千吨计、辗转运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蒋介石最初秘密运作此事，是怕李宗仁知道后向他要这笔黄金；到了台湾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先生不愿意提此事，久而久之，黄金运台，便成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关于从上海运出的黄金总量，历来是个模糊不清的数字。1954年4月，有位记者在台北访问曾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中央银行运台湾黄金究竟价值多少，俞鸿钧沉吟片刻后回答：“很难以清点决定。”台湾当时的“立法院”、“监察院”和台北地方法院等都曾展开调查，最终也不了了之。黄金运台事，不但在国民党这边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在中共方面，我想因为建国之后，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它在两岸之间都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之前也和很多研究民国史的专家探讨过此事，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更有甚者，1948年9月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元、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因而，央行黄金总账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当年国民党政府究竟带了多少金银美钞到台湾？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普遍引用台湾“监察院”在1949年发布的一个数字：“……中央银行在2月底有390万两黄金，此外尚有7000万美元外汇，及足够铸造7000万美元的银子。”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当年运往台湾的黄金一共有400多万两，其中140万两又“回到”大陆各地——50万两左右用于内战军费开销；60万两左右用于国民党在大陆的行政开销。留在台湾的黄金，大约35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1英两黄金或50美元。这些黄金一部分用到了支撑“新台币”发行的币信上，另外一部分作为“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当时的台湾金融，也使台湾渡过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飘摇的难关。所以连蒋经国也说：“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
在几批运台黄金中，父亲经手转移、密藏在厦门的这笔军费黄金，更是“机密中的最高机密”，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都查不出相关记录。最近，台北“国史馆”给我提供了一批最新资料，其中一份是俞鸿钧1955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了藏在厦门的这笔黄金的准确数字：155万两。内战结束时，财务署还剩下103万两——这表明，在这笔秘密军费中，有50多万两被用于内战。
俞鸿钧的报告还显示，财务署最终将这剩下的103万两黄金交还给台湾银行，兑换成新台币，给部队发作军饷。
应该说，这笔黄金的来源并不光彩，因为其中大部分是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从老百姓手里收回来的。发行金圆券的本意是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但结果却是大量黄金被收归国有，老百姓手中的金圆券却一路狂贬。我做了一个粗略计算：政府当初兑换这150多万两黄金，花费了10亿金圆券，而到了1949年7月，这10亿金圆券竟然连1美元都换不来。老百姓被掠夺成这个样子，这个政府又如何能不倒台呢？
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此外，“中华民国”还要维持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要交联合国会费，这都需要外汇，这笔开支和那些黄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将是我研究的下一个课题。
李登辉在2004年曾信口开河地说过这样一番话，颇引海内外人士的注意：“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轮”）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口就沉了……”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太平轮”在夜间航行时，与另一艘轮船“建元号”相撞之后沉没于舟山群岛附近，近千人丧生，其中包括华裔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后来有一些文章说，一些黄金也跟随“太平轮”沉没于海底。但在我看来，“太平轮”上不可能有黄金。我想，运黄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识推断，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这么拥挤的船运黄金。但是，“太平轮”上却有央行的1200多箱文件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仅幸存一个。且不说李登辉所说的960万两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事实上，“太平轮”根本就没有运载过黄金。
另外，我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档案是在1948年6月以前装箱上船；6月以后的则直接运送广州。所以我认为，“太平轮”上也并没有重要的档案和账目明细。不过，这艘船上应该还有些白银。“太平轮”就沉在白节山小岛附近，也许未来还可以去打捞，来证明我的推测。
关于黄金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是，2009年12月初，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刚刚发现了蒋介石的5封私人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49年5月23日，即上海解放的前4天，蒋介石亲笔写信给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良（时任上海代理市长）、陈大庆（时任上海防卫司令）、石觉（时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局令）这4个人。信中说，留2万两黄金和100万块银元给“共匪”。可最后，汤恩伯只留了6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元。只是不知道汤恩伯是借此表示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还是他在里面“中饱私囊”。
迄今，这些从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大致还剩下100万两左右，目前保存在台湾的“文园国库”。最重要的是，这些黄金本来属于全中国人民，必须得给两岸人民一个交代。怎样把这件民怨很大的事情圆满解决？这是个重要议题。100万两黄金，本金价值10亿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万元人民币。我的建议是，这部分黄金的利息，可以用来成立促进海峡两岸教育的“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用于教育，而且不动用本金，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我的黄金研究还将继续下去，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这个基金的早日成立，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