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是千湖之国，除湖以外，75％的土地被树林覆盖。在五月底六月初，在埴被覆盖的林地上，开满了白色的铃兰花。几乎贴地的暗绿色叶子簇拥着精巧的白色铃铛，馥郁的花香掺和在清甜的林子气息里，令人陶醉。是时，和风煦煦，金光缕缕，不见人影，但闻鸟语。每当此时，只恨自己有喉不善歌，有情不会吟。那白色的铃兰花朴素无华，踩下又竖起；开花时任人采拮，花落时任凭踩踏；严寒深冬听其自然，夏日将至又生气蓬勃。这是芬兰的国花。我愿把这芬芳美丽而又朴实的铃兰花献给在我异国生活中留下芬芳规迹的二位同事：一个中国学者对她们的纪念。
Ritva
初到赫大医学遗传部时，实验室是在Haartman Institute 三楼，拥挤窒息。和我以前所在的丹麦肯尼迪研究所遗传实验室相比，显得乱糟糟的。因为起步不久，实验室没有一个总管，众博士生各自为政，占地为王，鸡毛蒜皮，互不服气，冲突不断。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受害最深。甚至有一段时间，因性格倔强加上坏脾气，我竟成了风口人物，大有做不下去之势。我来时，正逢教授的第二个大弟子毕业。和他长期配合的技师Ritva 看到我的困境，凡事主动帮助我，给我讲些游戏规则。当我搬到徒有空壁的学生宿舍时，她带动一批技术员，纷纷送些旧家俱给我。有一次她和Elvi (见绌文‘同龄人’ ) 坐船去斯德哥尔摩玩，在船上买了一本英文书送我，她们都知道我爱看书。
在和她交往中我发现她的专业知识相当不错。面对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分子遗传学她刻苦专研，紧跟最新发展。我喜欢和她讨论，很得益处。初来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她，也都从她那里得到很多益处。以后她所在的组也搬迁到那栋白色大楼，我们又在一起上班了。然而好景不长，飞来横祸。她得了子宫颈癌，并因长期误诊，癌已扩散。她本人对误诊大有意见；从一些医生出身的同事那儿听来的片言只语，似乎也不能全怪医生。不管怎么，一个年轻有为、乐于助人、二个小小 女儿的妈妈离开了人世。听说，他的丈夫后来娶了一位续弦也名Ritva, 性格与这位作古的同名人相似，对二个女孩很好。Ritva在工作中的为人处事对我以后管理整顿实验室的风格影响很大。在我长达23年的工作岁月，她留下了不会凋谢的芬芳花瓣。
Hissu
和我们合用二楼的另一个科研机构雇佣了一位五十开外的大妈做清洁。她长得浓眉大眼，中等偏高，略为发福，气度大方。听说，在来这儿以前，在一家餐馆或是一家点心店做工，和老头一起住在出租的小公寓里，很典型的劳动妇女。有了她，公用场所弄得一干二净。那时我们各人自带午餐，我的午餐经微波炉一热，气味最大，常感不好意思，又吃不来洋午餐。Hissu看到我们形形式式的食品，萌发出要给我们统一准备午餐的主意。她接手我们的午餐任务后，不但工作量大大增加，还引起招工人员的不满，因为做午餐不在 job description 的范围之内。但Hissu 坚持为我们做吃的，声称她是义务为我们服务，不需要增加工资。
她真的爱我们，视每个研究人员都是她的孩子。她不懂英文，我不懂芬兰文，她竟有办法得知我有什么困难，给我出主意。她的午餐有热汤，有新鲜出炉的面包，有甜点，每天菜谱都不一样。碰到节日，必定有特殊菜肴。就是面包，也有各式名堂。除午餐外，每天下午还要给我们烘烤点心，把我们这批人惯宠得个个胃口又大嘴又刁。她还生怕我吃不惯，向别人打听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是出名的能吃。有人说，你看看她盘里装得多满，还能有什么意见。是的嚒，我虽不爱洋餐，但还是很有嘴巴的。这么天天热汤热菜，菜肴点心都是上菜谱级的，比我饭盒里的剩菜剩饭不知上了几个等级了。在我和 Elvi 五十岁生日时，我们和另一生日与我们接近的三十岁的同事一起在单位联合主办130岁生日派对，所有的糕点全部由 Hissu 一手设计烘烤。
后来她有背痛病，年纪也大了，就退休了。退休不久，因检查背痛，查出患了卵巢癌。她回到老家 Forssa 养病。一天，我和几位同事驱车去 Forssa 看望她，路经一片刚刚发生过森林火灾的地区，那可怕的地狱般的情景至今还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Hissu 的家在一栋白色的房子里，家具以奶白色为主，给人干净利落的感觉; 窗外是大片绿色原野和树林 , 比起她在赫尔辛基的小公寓，舒服多了。第二次我们去 Forssa，却是去她的墓地。我们一行人和她的丈夫一起低头站在她的墓前，此时次刻，实在是无声胜有声啊。我和 Hissu 接触最少，因语言不通，几乎没有交谈，但是她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什么是无私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他人的恶，不自夸又万事包容。她走了，但她那馨香的爱留在了我心中。我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她，她的爱彻底地改造了我的中国胃，使我在进入老年时，能像从小在芬兰长大的华人子女一样，爱好芬兰食品，从而生活更有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