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在延安：工作需要一位女秘书

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在延安：工作需要一位女秘书

核心提示：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


作者：宗道一（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野坂参三其人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892年生于日本著名旅游城市山口。在神户商校读书期间，因1911年发生企图谋杀明治天皇的“大逆事件”，青年野坂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写了《论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心中萌芽。1919年7月，作为“友爱会”（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前身）特派员，27岁的野坂参三第一次迈出国门，来到英国。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野坂参三是最早的党员，说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点不为过。可不久，他就因参加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野坂参三和另一位日共元老片山潜等人一起在1922年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野坂参三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此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丢下患难16年的夫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但安顿下来不久，野坂就发现：在不远的将来，他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潜回日本，共产党的根据地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包围着。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得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欣然从命。他放弃了共产国际高官的优厚生活（据说当时月收入高达1600卢布），只带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了延安王家坪附近一座一进两孔的套窑，与朱德住地相邻。从那时起，野坂参三有了中国名字：“林哲”（1943年使用共产国际期间的姓名“冈野进”，1946年回到日本后又恢复“野坂参三”本名）。

1940~1945年，野坂参三“蜗居”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1989年出版的野坂参三回忆录《风雪岁月》载：“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当时，野坂参三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他也是抗战期间常驻延安的唯一国外兄弟党领导人。1945年4月至6月，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正如赵安博（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所言：“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作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卡萝尔?卡特说：“冈野进是在中国的3个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于宣传和情报工作。”（《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符合事实的。

野坂参三在延安的5年中，与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延安期间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毛泽东对此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赞美。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天就向他致函：“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鲜为人知的是，野坂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事先曾送毛泽东过目，并经毛逐字逐句作了认真修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野坂与庄涛：昙花一现的恋情

据当年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披露：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189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的野坂龙，比野坂参三小4岁，长期从事日本妇女运动，1927年便和山内米那、田岛英等人建立关东妇女同盟，还曾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妇女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了。野坂龙曾随野坂参三亡命国外16年，助夫婿打天下。1931年3月，日共中央任命因病假释出狱的野坂参三为中央委员，并把他秘密派往共产国际。他同妻子野坂龙一起秘密从神户出发，在妻子的协助下，野坂参三藏身于货车的蒸汽机车内，越过了“满洲”的东部国境——如此看来，他们算是一对患难结发夫妻了。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 “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离开延安后，野坂参三一行辗转中国东北进入苏联，于1946年从苏联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离开中国之前，他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我和几个日本同志，经过张家口等地，到了辽宁。我们准备从这里向日本出发。现在，我快要离开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抗日根据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如何表现我对于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感谢，尤其是表现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宏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励的感谢。日本共产党现在已由18年长期在监狱里英勇斗争过的同志们合力重新建设起来了。我想我作为这个党的一个战士，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来贡献一切，这就是答谢你们的友谊援助的最好方法。

返国后的野坂及日后的庄涛

离开中国后，野坂参三公开访问中国只有一次，那是1959年来中国出席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此前，野坂曾乘专机由北京飞抵延安访问，他两次参观了曾住过的窑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样陈设。故地重游的野坂参三在窑洞里动情地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野坂参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20年前的峥嵘岁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涛？他与庄涛的那段“窑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

1950年6月6日，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日本吉田政府“整肃”日共中央委员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24人，次日又下令吉田政府“整肃”日共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共众议员听涛克己等17人，并在日本各地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分子。据报道，8日，50名警察和便衣特务对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和《赤旗报》市中心区办事处联合使用的办公处，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搜查，是谓“赤色整肃”。当时，野坂参三等日共中央委员一起被非法禁止进行政治活动。笔者查阅了1950~1955年间中国的《人民日报》：自1950年5月30日野坂参三在东京皇宫前广场参加了民主民族战线东京筹备会所主办的“五三○人民大会”之后，到1955年7月27～29日举行“六大”，整整5年没有野坂参三的任何消息（1955年8月11下午，野坂参三等3名日共领导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庆祝日共“六大”演讲会后被日本警方逮捕，16日野坂参三等获释）。

据赵安博披露：“赤色整肃”时，野坂等人曾到北京居住、工作。当时，野坂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庄涛。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告诉他：庄涛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见他。（孙金科《关于野坂参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也许，年届花甲的野坂参三秘密亡命中国，旧情难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涛……

离开野坂参三后的庄涛，后来和辛亥革命先驱黄兴的遗腹子黄乃走到了一起。据陈叔亮（曾任我国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康岱沙回忆：“在延安时我喜欢和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像黄兴的儿子黄乃、庄涛这些人一起打桥牌。他们两人都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康岱沙口述《从延安到金边》）黄乃的同事、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马兖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回忆：“我们中央统战部三室第二处有一位领导黄鼐，后来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黄兴的儿子。黄鼐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什么都会啊！可以两个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爱人叫庄涛。庄涛原来在延安时，跟日本共产党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同居。大概那个时候，冈野进没有妻子在身边，就要找个老婆。当时也不知道党内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让庄涛跟冈野进结婚，也不算什么正式结婚。庄涛就跟了冈野进了，还向他学日文，学得很好。庄涛也就研究日本问题，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周总理很重视她。抗日战争结束后，冈野进就回国了，他跟庄涛没有孩子。后来庄涛跟黄鼐结婚，生了个儿子。现在那个儿子经常上电视，因为是黄兴的后代嘛。”但由于种种原因，黄乃与庄涛也未能白头偕老，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便宣告解体。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纪30年代山本悬藏在共产国际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野坂参三名誉主席职务。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届八中全会以自觉参与陷害山本悬藏等日本共产主义者和60年代日苏两党关系中断后仍里通苏共为由，将100岁的野坂参三开除出党。野坂参三于翌年11月14日逝世，终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