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 李成梁, 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崛起的后金能放过他的后裔吗?卑鄙,小人误国啊!为什么以前没人提这段历史,只说吴三桂???
史海:戚继光和李成梁之悖论 因太会打仗而无仗可打
谢田/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痛骂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题为《魔鬼》的阿拉伯短篇小说。一位名叫赛姆昂的人,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他与魔鬼日夜搏斗,坚持正义,从不厌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没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便不见了,你也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我是万恶之源,难道你愿意以我之死换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灭了,那下一个要被消灭的,就是那些消灭罪恶的人。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而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权利,而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 这个观念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故事,不然不会做此论断的。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也许,很多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是这么充满悖论的吧。完全从理性出发的行为,最后未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得到很坏的结果 --- 上帝果然还是掷骰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