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当时称“两报一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
”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更重要的是，这场荒唐的“批
判运动”开始得到一个大人物的密切关注和支持。他就是时任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学部委员（院士）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文革初期前后曾经权倾一时。他曾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
书，被称作“天才理论家”，文革初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到1969年初，他在
党内的地位已经上升到第四位。但这却是他权势抛物线的顶峰，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和地位
开始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并最终于1970年8月跌入深渊。陈伯达开始关注中科院系统里
发生的“批判相对论运动”的时候，他的政治地位正处在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时期，我们几乎
可以断定他希冀能够通过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来挽回自己的政治名誉和影响力，此外，陈伯达
本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自1966年以来，他就多次公开宣称
：“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
回到东方”。1970年4月，陈伯达再次声称“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
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显然，1968年7月所呈上的“学习班”
的那篇文章一定合其心意。

为了“领导”对相对论的批判，从1969年秋起，陈伯达派自己的联络员进驻“学习班”，
并多次对批判运动下达指示，还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在这
样的背景下，当年8月，“学习班”写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并于当
年10月完成了此文的修改稿。和第一篇文章相比，其批判基调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哲学
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此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
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更
荒谬的是，学习班的一个成员把相对论和当年年初爆发的中苏边境冲突事件即“珍宝岛事件
”联系起来，宣称按照相对论，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冲突事件中到底是
谁开了第一枪。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相对论批判》一文已经预定在1970年1月发表在《红旗》和《中
国科学》这两份期刊上。但时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负责中科院工作的刘西尧似乎对此比较谨
慎，他建议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陈伯达同意了，于是当年10月23日召
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学习班成员（包括周有华等人），还有一批科学家，
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何祚庥等。值得注意的是，王淦昌也得到通知，但拒
绝出席。会议由中科院军代表主持，在军代表和一位中科院革委会委员的开场白之后，何祚
庥发言，紧接着是周培源和钱学森，在下午的会议上，吴有训、周有华等也先后发了言，整
个会议开了一整天，最后由军代表作总结发言。由于与会科学家或含蓄或直接的批判，这篇
文章在“红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一事最终胎死腹中，没有给中国在国际科学界已经受
到伤害的声望造成新的损伤。不过，军代表的下述发言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此次批判运动的荒
谬：

我是外行，是个用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但有点朴素的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
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很多人的头脑，就想造他的反。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但他并未放弃推动这一批判运动。1
970年4月3日，陈伯达在北大召开会议，再次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要
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并提
出要采用召开万人大会的批判形式，不过，由于他4个月后出人意料的迅速倒台，万人批判
大会并未举行。不久，陈伯达指示在中科院成立一个名为“相对论批判办公室”的机构和一
份批判相对论的期刊。这份期刊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其名称之所以用“讨论”
而不是“批判”，可能是周培源此前的一再警告起了作用。

6月，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出版，这一期共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再次修
改后的《相对论批判》，修改后的该文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非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有趣的是
，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一篇来自中科院原子能所署名为“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
的文章，这篇文章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23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
具备坚实的科学基础。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5篇对相对论均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以来自
于上海的2篇批判调子最高。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是陈伯达鼎力
支持的结果。由于8月份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集团遭遇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批判进而
下台，北京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匆匆收场了。


北京的批判于1970年年末不体面地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上海方面的相对
论批判运动开始的比北京晚一些，但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969年7月，张春桥
、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为了吸引科学家们加入批判行列，王知常许诺，参与者可以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
但事实证明，想引诱科学家参与进来并不容易，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焘就在会议上质问王知
常，批判相对论的科学根据何在？虽然王知常不能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像样的答复，但这并不
妨碍他纠集了一些激进分子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
作组”。“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物理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和《文汇报》的记者组
成，它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

从一开始，上海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各种方式抵
制，然而，这些抵制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批判组”曾指令物理学家周同庆和其他资深物理
学家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自鸣得意地称之为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周同庆
故意翻译了一些与批判无关的东西，结果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摧残。

在1969年秋陈伯达支持北京的批判运动之后，处于竞争的目的，姚文元也开始插手上海
的批判运动，他于10月初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
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在姚文元的指示下，1970年1月，“批判组”起草聊一篇题为“
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认为“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
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并宣称“不把相对论之类
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当年6月
份出版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上，整本刊物上，它的批判调门是最高的。

北京的“学习班”解散之后，上海的“批判组”也沉寂了一段时间。1971年林彪叛逃事
件爆发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总理发动了一场批
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指挥批判爱因斯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年11
月，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赞扬了爱因斯坦。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激怒了“四人帮”，他们迅速
组织反击，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被视为反击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批判组”立即行动
起来，为姚文元等人准备批判文章。1972年9月，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文
章获得了姚文元的批准。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批判组”又将这篇长文改编成分别讨论时空
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4篇文章，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陆续发
表在学术期刊《复旦学报》上，作者署名“李柯”。因为要披着“学术讨论”的外衣，所以
，“李柯”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所前进”，例如推翻牛顿
绝对时空观。但是，该批判组在其文中着重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
主义，所以他的相对论仅仅将其引向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所有4篇文章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
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没有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
也没有一篇文章能够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哲学的分析，作者最常做的就是给爱因斯
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贴上各种各样的哲学标签。

从1973年6月起，“批判组”还投入了对宇宙学的围剿。建立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之上的
宇宙学早在30年代就遭到苏联官方哲学家的激烈批判和抵制，这种批判态度被1949年
革命后的中国学术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所以到70年代初以前，中国没有人投入这个重要
领域的研究。1972年6月，“物理”杂志创刊，当年年底，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
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的论文，作者是时为中国科技大学讲师的方
励之。这篇支持“大爆炸”理论的文章甫一问世就激起教条主义哲学家们的强烈反弹。从1
973年到1976年秋，在中国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出现了30篇针对大爆
炸理论或者此文的批判文章，其中许多出自“李柯”。顺便说一句，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个别人把“主张宇宙‘大爆炸’理论”算作方励之的一大罪状加以讨伐
，不过此时这一指控已无人喝彩。


在1972年，新创刊的“物理”杂志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份自然科学杂志之一（另一份是
“中国科学”）。它当时的自我定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
的综合性科技刊物”，
其发表的文章，首先是“在我国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
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然后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
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起来“
支持和帮助”办好这份杂志。

从1974年第一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开始掺和到
“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四人帮”于1974
年1月份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借此阻挠周恩来整顿国家政治生活的努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新的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再次爆发，而这一次引发争论的是数学家秦元勋的
一本名为“空间与时间”的小册子。秦元勋曾经积极参加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并在此运
动宣告结束而他本人此后被下放河南上蔡县农村劳动之后依然努力完善其批判思想。在这个
小册子里，秦元勋介绍了他的新理论，据说能够使一般读者更容易“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
本质”，并且更重要的，可以抛弃“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这个小册子
的思想很快遭到物理学家的严厉批评，1974年8月，一个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小册
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12月，另外一些人指出，秦元勋只不
过重复了1910年以来某些西方物理学家所作的工作。

1975年，“物理”杂志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该栏目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
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了3篇评论；此后，该杂志又继续
刊发了7组讨论相对论的文章，最后一组发表于1977年6月，此时“四人帮”已经被捕
超过8个月了。显然，这些争论并非和以往一样是某些政治势力操纵的结果，而是出于讨论
的参与者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热忱。“物理”杂志前后一共发表了25篇相
关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等）撰写了15篇，其余则由业
余科学爱好者们（中学教师、工人、下乡知青等）所作。秦元勋写了2篇，其他文章中有1
8篇评论了他的理论，而支持他理论的只有2篇，均出自中学教师之手。不过，反对他的理
论也不意味着就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16篇批评秦元勋理论的文章中有7篇同时也攻击
了相对论。在所有25篇文章中，只有9篇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些文
章的作者，通常也要批评所谓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他本人对相对论的哲学解释。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政治局面开始恢复正常，随之而来的是学
术界的反思和“拨乱反正”。1977年12月，“物理”杂志发表范岱年的文章，公开谴
责1969年秋以后陈伯达、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虽然范岱年的文章没有触及1969
年以前和刚刚发生在“物理”杂志上的围绕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讨论，但这篇文章的发
表，预示着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