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在文革中被逼死的老师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教授汪钱（竹字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后服毒自杀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北京大学的主要“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员李原，被说成“中统特务”，被关押进北京大学办公楼。当晚即死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关押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 但他身上伤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从大连赶到北京见到尸体后，认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写信上告，没有结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自杀身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卢被审查“历史问题”（他在抗日时期曾参加军队当翻译），他在喝下“敌敌畏”后因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伤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自杀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自杀。在“火线学习班”，他在1959年的言论 被揭发。他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关于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 社”没饭吃的事情。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数学系教师陈永和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一起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东方语言系教师汤家汉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徐月如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程远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蒙复地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数学系老师张景昭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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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

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

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 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 样的自我诅咒的“歌”。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 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 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 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 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 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7月26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几百人被打死。

1966年8月2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8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在那一天，北大宿舍里，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于当天晚上在家中自杀。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抡，化学教授，1949年5月由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后来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被分配到到武汉大学，当时不住在北京。

在8月24日之后，还有学生，包括附近中学的中学生，来到程贤策家和胡寿文翻东西，打他们。在北大校园里，暴力攻击也加剧了。有一次，程贤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天晚上，程贤策和他的连襟一起，在家里的平台上一起听了高音喇叭里的聂元梓的讲话。从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大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暴力迫害正在越来越制度化。各种迹象都清楚地显出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第二天，9月1日， 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来到北京大学西北方向十公里外的香山的树林中自杀。

9月2日早晨，程贤策没有在“劳改队”里按时出现。和他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竟然敢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缺席感到疑惑。后来他们被叫去开一个“斗争会”，听到说程贤策“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的话）”，才知道程贤策已经死了。程贤策虽然死了，还用白纸写了他的名字插在会上“斗争”，两边还站着“陪斗的”人。开会“斗争”已经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学程贤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贤策死了，向景洁“升级”成为中文系的“第一号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斗争”。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学生到他的家里，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头上，不顾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门。他们把向景洁绑架到一个房子里，把他头上的罩子取下。接下来的场景完全是按照电影里的某种审讯方式布置的。他们用强灯光照向景洁的脸，问他问题，而他们自己却在阴暗处听他的回答。窗户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他们审问了他整整一夜。审问的“罪行”，不是别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的学籍，这被说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统帅”。实际情况是，林豆豆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不愿意再在清华大学学习，教育部给北大发文，要北大收下她，于是林豆豆就从清华大学来到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派了专人照顾她，还派了两个教员帮她补课。没有人迫害过林豆豆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林豆豆后来长期请病假，已经超过了学籍管理条例关于需要因病退学的时间，还是没有请她退学。后来她实在不会再来，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学籍。文革带来的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为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这样凶恶的方式来审讯中文系的负责人。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委员会以“迫害林彪女儿”的罪名，专门开大会“批斗”学校的一批负责人。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28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1968年10月，在北大，还有两个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月16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当时的“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崔雄昆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10月17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数学系的教师陈永和，1954年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不可能有所谓“历史问题”，可是由于业务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桥牌，聊天，可能发了一些牢骚。他们被说成“反革命小集团”。陈被“隔离审查”。1968年11月11日，陈永和在学校被关押的时候跳楼自杀身亡。他的死离董铁宝的死只有三个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不见一字记载。

1968年初，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 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 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事件”。一个丑陋的日子，又用这样的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对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义。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大负责人陆平，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京大学有24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

回顾历史，北大的文革状况不是没有根源的。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掌管一个四千人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据说即使按照当时写出来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别的劣迹的才杀，但是上面来的一个副县长下令把这八个地主全部就地枪决了。乐黛云面对面地看见了枪杀，看见“陈尸三日”。她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是作为团领导的程贤策说服了她，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告诉她不要从道德角度去考虑这样的杀戮，从而从理论到实践接受了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不讲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 这样的杀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参与杀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个教员都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用了一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性的说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强迫在大会上“检讨”了很多次才过关。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有些人自杀了。在“院系调整”中，大学重组。所有的教会大学被取消，北京大学搬到了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当初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被她说服未随父亲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为“右派”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被划成右派，还有一批学生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请读“林昭”网页）。她在成为“右派份子”之后离开北大，回家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监狱中被枪决。象林昭这样在成为“右派”后又进监狱又在文革中被枪毙的北大学生，至少还有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