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之是非

站在党派私利的立场上评价，孙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动的清廷无疑英明伟大，袁世凯无疑可算"篡夺革命果实"。然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是非就得颠倒过来。习惯思维认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跟清廷守旧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认定祖制就是真理，改良也属反动。然而人类文明完全得益于改良，守旧也罢，革命也罢，都与文明建树无关。清廷无疑腐败，打倒它亦属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满族入股中华，带来了两倍以上的辽阔疆域，明朝北部边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讴歌不已的长城，其外皆非中国领土。蒙、藏、回三大民族连同满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维系的。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要，在中央机构中设置了理藩院，地方机构有将军、都统、大臣对各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设官，"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与体制。乾隆说："敬一人千万悦。"新疆民族众多，清廷根据民族分布的各个聚居区情况实施多种制度：汉族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川、青、甘、滇藏区实行土司制度，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是旧制沿袭，而是对原有民族的政治体制加以改造后再利用。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种制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改革而后利用。如伯克制度，在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族地区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统治，如仍用世袭制，必将不利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废伯克世袭制，将伯克改为流官，是伯克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再对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级、养廉、入觐制度和政教关系都予以调整，使之顺畅。土司制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的"改土归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司的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都立了新规，形成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土司失去割据、独立之随意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形式转入实质，无疑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乾隆还在《御制喇嘛说》中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间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诌敬番僧也"，封给达赖、班禅极崇高的地位，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达赖、班禅因册封而荣耀；但他们获得荣耀的同时，也确立了清廷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清廷还在承德建外八庙，供蒙、藏、疆各少数民族上层及贵族朝觐清廷礼佛拜佛之用，邀请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到避暑山庄，赐宴并进行木兰行围狩猎。其制度化实际上成为各族高层交流、沟通之会所。历经二百多年苦心孤诣之调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层已经与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属甚至姻亲关系。在治理多民族广阔地域的能力上，满清朝廷远胜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汉族朝廷。恰如乾隆讥讽汉官："若知明季汉官，当外藩恭喘，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有畏惧而调停之，往往激变，率由于此。" "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而且，清皇室同为少数民族，对于西域辽阔疆土上各少数民族而言，又相当程度减轻了被同化、兼并之戒心，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和谐。在当年极其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之下，清廷维系中华民族之稳定团结实在居功至伟。汉人之忘恩负义是举世闻名的，继承了满人创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恶毒的诅咒回赠满人，老实说，满清的封闭愚昧腐败并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袭汉制恭奉儒学的必然结局，且，清末败局之形成，迂腐的汉族大臣贡献最大。

当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当初朱元璋打这块招牌，就只着眼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统治汉家那一亩三分地以作威作福为目的，丝毫也无接掌元帝国之"大中华"境界。史实也证明，朱明王朝砌长城以封闭自己，设海禁以隔离世界，导致中华民族转向沉沦。所谓"鞑虏"，长城以外各民族皆难逃劫难。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如军政府颁布的《布告全国电》，转载于全国各报，影响极大，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2月，西安的革命党将驻防于斯的满蒙旗营男女老幼近两万人斩尽杀绝，捎带着还杀害了连儿童在内8名外国侨民（参阅《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334），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极大恐慌。如果我们至今还讴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之外，再无其他。当时最能反映这种疑惧心理的当属蒙古王公对民国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苦衷，以及他比孙中山更开阔的视野。它至少具有维持国家民族幅员完整之深谋远虑，如清廷虚君在朝，会发生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恐慌乃至分离吗？袁世凯在与其挚友英国《泰晤士报》记着莫理循争论时，"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合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盖惧清室一旦推翻，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因此，主张 '保留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147）然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仅为一党之私谋，全不顾国家民族之大义，看似革命彻底，其实暗藏篡夺国家权力野心，是国家分裂民族离散的罪魁祸首。

朱元璋"驱除鞑虏"之时，并无"列强"觊觎；而孙中山"驱除鞑虏"时则明摆着日、俄、英之虎视眈眈。武昌首义之后，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密谈纪要："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次日，日本内阁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密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法国驻俄外交官12月8日向巴黎密报俄国官员尼拉道夫的谈话："中国局势混乱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国政府忙于别处而无力顾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国报纸主张俄国应该承认蒙古国的独立，将来对它实行保护，因为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清王朝。"（《清帝逊位与列强》P389,注28）1912年1月13日，日驻俄大使本野致电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概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这些鳞爪当时皆属高度机密，无论袁、孙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看效果。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实权在握、革命党各派均承诺推举他当总统时，仍坚持君主立宪，显然更有利于粉碎俄、日两国瓜分中国的阴谋。11月30日，俄国的策动外蒙古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杀戮。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登基之后，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也宣布独立。

由于日、俄两国的策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内蒙也渐呈不稳迹象，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策划叛乱。1月底，叛乱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十条契约，规定独立后川岛任总顾问，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俄国往来。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放话称："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而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一旦清廷逊位，就劫持宣统皇帝及王室，以东内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置其于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乱导致大批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此动乱直波及西藏，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随后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全国政局不能很快稳定，灾难无疑还会更惨烈。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且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尽管英、俄策动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凯坚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迫使其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宗主地位，尽管政府尚无力实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