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走和留）

母亲的故事（走和留）

看这篇时，最好先得看《父亲的故事（蒙冤）》。
当国民党在内战里失败后，像我父母这样的人就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走还是留？即是去台湾，香港，或则干脆去国外；还是留在大陆。
但对于我父亲，却只有一个，母亲是怎么都不会走的。母亲一贯思想激进，朋友都是共产党或则是那种激进的青年。为什么要走，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人人平等，没有了压迫剥削，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现在就要实现了，应该欢呼才是。
其实父亲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感，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贪污腐化，毫无民主。父亲曾经有一个关系极好的朋友，曾经问过父亲的意见，父亲要他不要去台湾，要去就去香港，尽管那会艰难一些。这人后来在美国，十分感激父亲对他的劝告。
母亲一直在学校，思想自然要单纯一些。我估计父亲在两可之间，尽管他有社会经验，以为换一个世道也不错，不会想到对他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我想父亲要是打定了主意，那就还是有办法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从来不提，只有母亲晚年时讲过一次。

当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一减少，母亲就急着要回去，迫不及待地要逃离那所“监狱”。父亲就不得不跟她找房子。
父亲大学时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将军，是那种读书留学的新式将军，没有姨太太的那种，父亲也认识。将军自然在前线打仗，太太没有做事，自然也有时间，父亲太忙，就托她找去房子。
她却说，找个什么房子，就跟我来一起住，跟我做一个伴。母亲是一分钟都不想等，马上就去了。
母亲跟她不是一类人，母亲是那种真正有很强独立精神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依附于别人。一到重庆，就马上找工作，找房子，不久就都搞定了。
这一点就跟现在有些女孩子不一样，一边要女权，一边想找一个成功男人，省得自己去奋斗，这就不和逻辑，恐怕也难以做到。
幸亏是母亲是这样的个性，才能在父亲劳动改造的时候，一个人独立把我们这个家撑起来，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长大。如果她在那个时候要是垮下来了，我们就算是倒霉了，这样的事情我见过不少，比如我曾经写过的小雪。
想到这一点，我总是对母亲怀有无限的感激。

但母亲还是在那个太太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就跟她变得很熟，经常往来。我大哥小时候一头卷发，白白净净，有点像个小女孩，人见人爱。我们家的人都没有卷发，就他有，所以我小时候就没有他那么逗人喜欢，可见人不可能平等，因为遗传就是不平等。
那个太太只有一个女儿，就非常喜欢我的大哥。有一天就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你这个儿子真是太招人爱了，你把他送给我算了。
母亲就像讲笑话那样讲给了父亲听，谁知父亲一下子大发脾气，把手里的东西都摔了，据母亲说，从她认识父亲，就没有见过。
母亲从不跟人吵架，不过真要吵，父亲绝对不是对手，母亲从小就口齿伶俐，反映又快，而父亲一急，就有点结巴。
母亲就不做声，等父亲安静了一点，说：
“你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那是她的想法，我怎么会把自己的孩子送人？”
“我….我不是对你发脾气。”
“你为什么对我大喊大叫，还要摔我们的东西。”
父亲不做声，还是在生闷气，母亲又说：
“别人看到你的孩子可爱，说这话又有什么大错？”
“那….那还不错！凭什么打我儿子的主意，有….有本事自己去生一个！”
“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那不过是她想法，又没有做什么，你怎么能管得了别人怎么想。”
这大慨就是思想不能治罪，父亲把脖子一拎，还是气呼呼地说：
“那….想都不能这样想。”
母亲对我笑着说：
“你父亲说到底是一个乡下人，那是他的长子，那还了得，从此有一阵子，看见那太太就像见到了仇人。他那个犟脾气上来了就跟你一个样。”
我非常严肃地指出：
“妈妈，你说错了，应该是我跟他一个样，这是很不同咯。”
“有什么不同，总之是一个样。他为这吃了大亏，你一定不能走他的老路。”
母亲接着告诉我，那个太太去台湾之前，又提了这事，她去得比较早，估计是因为投降太多，上面就要把这些太太早一点送走，有点人质的意思。
她的意思是，时局不稳，恐怕重庆要打仗，你一下子走不了，我把你孩子先带走，安全一些，等将来你到了台湾，或则我回来，我还给你就是了。
母亲想她自然是好心，也是喜欢这个孩子。但母亲想那时大局已定，自己根本就不打算走，而且她未必回得来。那时中国已经打了十几年的仗，人都麻木了，母亲想总会有办法的，不到没有办法，怎么可能把孩子去送人。
而且母亲还想要自己的孩子在红旗下长大。
结果尽管大哥在我们那里最好的一所中学毕业，成绩名列前茅，却因为家庭出生，没有能上成大学，只有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母亲长叹一气，说：
“也许当时就该让你大哥走。”
我问：
“那么你呢？你有没有后悔的时候？”
“我从不想这些事，过去的事情悔有什么用，什么都不能改变。人应该看现在，看将来。”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就不悔，就是悔了她也不会跟我说。

但另外一件事，我知道她是非常后悔。
母亲在大学时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人家都笑话她们，怎么完全相反的两个人能成为极要好的朋友。
她长得高大，有点粗；母亲则小巧，外表恬静，当然那只是外表。母亲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她却常常要别人拿主意。她有些害羞，跟人说话就要脸红；母亲却是一张嘴极厉害，挖苦起人来毫不留情面。
她的家里很有钱，是上海的买办，用今天的话来说，即独资企业的高级白领。她最小，也只有这一个女儿，家里看得娇。
母亲跟她一家都极熟，到上海去就住在她的家。她的父母亲都十分喜欢母亲，有一段时间曾经想撮合母亲和她的一个哥哥。母亲没有同意，一个原因是母亲那时候已经跟父亲在谈，另一个原因是那个哥哥跟我父亲是一个类型，都是属于那种少年老成的，所以没有理由去跳槽。
真正能吸引母亲并不是这一类人，母亲最后跟父亲结婚是很多其它原因造成的，我以后有时间再讲。
用母亲的话来说，她后来的丈夫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除了做学问，其它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就是：这两个人碰到了什么大事，她还是会来问母亲应该怎么办。
她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因此就不想走，而她的一家人则是打定主意要走，就劝她先带着孩子走，将来大陆好，再回来，如果不好，她丈夫就想办法出去。
她夹着中间左右为难，就跑来问母亲应该怎么办。大家都想得到，母亲自然是极力劝她留下，一是作为女人，母亲不赞成夫妻分开；二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新中国就要来了，生活在其中一定是无比美好，怎么能走呢。
她听了母亲的话，当然也是不愿意和丈夫分开。
结果在57年，他丈夫哪里知道会有什么“引蛇出洞”这一阳谋，响应党的号召，跟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
她这时又跑来问我母亲的意见，她的父母那时已在国外，更没有人跟她出主意了。这一回母亲的建议就无比正确了，千万不能跟丈夫一起下去，你又不是右派，留下了继续当你的老师，对你，关键是对你的孩子好。
但这一回她偏偏又不听母亲的了，也许因为上一次听错了？当然，还是心痛丈夫，不愿意分开。
这两个人真是一点都不懂世事，带着孩子去做了挣工分的农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两个从来都没有干过体力劳动，年纪又在40岁左右，接下来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可以想得到结果。男的几年后就顶不住死了，女的根本就无法生存，只好嫁了当地一个死了妻子的农民。
文革后，给她的丈夫平了反，但在她的问题上，却出了问题，如果她丈夫还活着在，自然她回城没有问题，但已经死了，她又无反可以平，是自愿下乡的，而且又结了婚，就不合政策的规定，但同意考虑她的子女。
但她还得考虑那个农民丈夫，自己的孩子回来怎么办？她的孩子那时候都结了婚，就算能安排她孩子的工作，另一半怎么办？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把他们全家安排在当地的县城工作。
她最小的一个是个女儿，跟我姐姐一般大，由于住在离我们有点远另一所大学，我对他们一家都毫无印象了。但姐姐还记得他们，说那个女儿骄傲得像一个公主，我从不放过这种机会，说：只有自己也骄傲的人才会说别人骄傲。
姐姐读大学的时候，要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去写生，因为附近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母亲就让姐姐去看她，回来后，母亲使劲地问，姐姐却寥寥数语，通常情况下，姐姐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不过从那不多的话语之中，我大致能想到是怎么一回事。
姐姐是学美术的，专业是装潢设计，很讲究穿，也很会穿，我的衣服在很长的时间都是她在管。我记得她那时给自己做了一件风衣，是用深蓝，中灰和泛白的牛仔布拼成的，颜色十分协调，特别还有附有一个橙色的帽子。她告诉我，书上说，这种颜色对动物有阻吓作用，我认为她在胡扯，那个帽子要是没有美学的作用，那怕是能够把老虎吓死，她也绝不会穿。她做的时候，我就是她的衣架子，发现我穿着非常好，就想给我，被我坚决地拒绝了，我不是女人，不能习惯被别人盯着看。
我姐姐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据说有一个笑话，由于她非常不显年纪，她有一回去跟学生联系实习，对方看了她一眼，就非常不耐烦的说：
“你们那个学校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让学生来联系这种事，去，去，去把你们老师找来。”
她那时已经超过30岁了。说据说，那是她不肯承认，而且还会发急，那就一定是真的了。
她就穿着那一件风衣，留着齐肩的长发，还背着写生夹和照相机，到那个小县城去找那一家。她发现一个当地妇女正坐在门口给孩子喂奶，就去问路，结果那女人认出她来了，那个骄傲的小公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孩子，地地道道农妇，两个人一比，就不像是同一代的人。
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大城市和边远地区还是非常不同的，就这样，那种生活的磨难，城乡差距一下子就赤裸裸地表现在她面前了。
姐姐感到十分尴尬，又有些悲哀，对方可能也是这样。她又是那种直率，不是会世故的人，预先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只好匆匆而回。
人要是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除了自认倒霉，又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那时的想法，真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像母亲那样的人，并不是少见，那时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而那些走了的人，后来有些回来投资，讲学，理所当然地受到“祖国”热情欢迎，“祖国”的怀抱该是多么的温暖。
共产党对不住这些留下的人，对不住他们的信任，他们的支持，更对不住他们的理想，尽管他们的理想有些不切实际，但也用不着用那种方法来对待。
现实无情的嘲讽了他们，还是那么的残酷…….。

曾经看过《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和49年前十分相似，沿海发达，内陆贫困；社会差距极大，权利仍然在少数精英手里。
这恐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事实。
官僚资本，现在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四大家族，对应现在是高干子弟；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现在李开复，丁磊那一类人物，凡是企业在国外上了市，用了外国资金的，按照定义，跟原来的买办并无两样。
中国人当真站起来了吗？
我们小时候总是被告诉：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解放，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他们的鲜血意义何在？
革命，战争，那么多人生灵涂炭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连组织机构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原来苏联的那一套。就是要把共产主义换成三民主义。
放开眼睛看历史，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起又一起，老百姓太苦了，要求变化，有人就用一个宗教或则理想一忽悠，结局都差不多。败者就是寇，成者就是王，老百姓还是苦难深重。
黄巾起义的张角，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此等人物，不能说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一点为老百姓的想法，但后来还是走上了那一条老路。据说那是叫制度的问题。
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听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精英讲课，大意是必须得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国家整体才能发展，国家发展了，自然大家就都能共同富裕。然后又引经据典，又举出韩国，台湾的例子，总之是头头是道，极有说服力。
我也有些相信，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发展，只有这个办法，那么大部分人只好先受一点委屈，作一点贡献，让别人先过上好日子，才能轮到自己。作为个人来说，要就是想办法钻到那个精英中去，要就是作牺牲，普遍规律嘛。

现在就有些怀疑了，中国的富豪越来越多，第一步已经走到了，那么第二步呢？怎么不见踪影？那些话是不是那些精英在忽悠老百姓作牺牲呢？

如果说我们父母那一代所受的苦难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要使我们明白那一条老路走不得。我们老百姓不能指望什么明主清官，不能指望什么伟大领袖，人们的好总理那一类人物。
其实那都是人编出来神话，历史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是到现在连这一点都没有整明白，那就真是杯具。
这又要讲历史了，中国历朝历代是怎么灭亡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老百姓无情地压榨；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内斗不休，在大敌当前，面临灭顶之灾了，居然还是不知收敛，最后一起掉脑袋。
明朝是怎么亡的，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说穿了都是这么一回事。
那些领袖，精英信不得，不管他们是用马列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孔孟之道，也许还有自由民主一类的。

庄子在两千多年前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意思就是：名利是圣人也不能战胜的。人就是人，都是有些贪婪的，这是本性使然，没有办法战胜的。对那些唱高调的政治家永远要有怀疑的态度，在那些天花乱坠的理想后面，总是会有名实在里面。
所以《国际歌》唱得不错，人只能靠自己。那么怎么靠自己呢？
我这人老实，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不像有些人，说起治国的韬略一套套，有那么容易吗？
我只想起码要先走第一步，抛弃那些对圣人，领袖，明君，忠臣，民主斗士等等等等的幻想，要靠自己。这就不容易，因为我看到太多人还在信那一套。
第一步走好了，我相信是找得到办法的。就是不能再搞革命了，否则革来革去，倒霉的永远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