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于学，24岁应蔡元培之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里，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

延 安 畅 谈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每次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职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于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毛泽东这一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第 一 次 进 中 南 海

新中国建立后，梁漱溟就被选为新政协委员。梁漱溟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特意从外地赶往北京，共商 国事。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地接见了他。

当毛泽东征询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时，梁漱溟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接着，梁漱溟又开始分析时局，借古喻今，从治国安邦，到国之兴亡、民之昌盛，他滔滔不绝地谈，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听，不时地点点头或摇摇头，以示同意或不同意。最后，梁漱溟真诚地望着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纵观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泽东笑了，他也望着梁漱溟，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又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漱溟觉出了毛泽东话语的分量和对他的期盼，重重地点了点头。这天，毛泽东留梁漱溟在家里吃了饭。

反 对 朝 鲜 战 争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毛泽东约见了梁漱溟，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从他的内心来说，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泽东失望了。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决定不敢苟同。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他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

毛泽东没想到梁漱溟对这场伟大战争会抱如此不积极的态度，他没有批评梁漱溟，但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反 对“总 路 线”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周恩来批评说：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不能接受，应该断然地拒绝。

在周恩来讲话时，毛泽东亦不时插入一些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场，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还说：“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未予理睬。

梁漱溟犯上了桀骜不驯的牛脾气，死活不肯认错，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梁漱溟被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

后有高明人士提出，请主席团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主席团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让不让梁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道：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参加。表决赞成梁讲话时，毛泽东带头举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毛泽东边举着手边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

高岗接着宣布不赞成梁讲下去的举手，到会的大多数，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立即举起手来。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梁漱溟被轰下了台。

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他还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这场争论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不再交往。

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在 韶 山 的 悔 悟

后来有一年，梁漱溟到韶山参观。一见毛泽东故居地道的农舍房子，想起毛泽东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种发自肺腑的内疚第一次冲击着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想到此，梁漱溟主动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

摘自《党史文苑》2004年第3期 刘兴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