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往国内打电话，妈妈告诉我：“樊伯伯去世了。”
当时我惊的电话都要从手里掉下来，脱口而出：“这么年轻，怎么会去世呢？”
妈妈说：“不年轻了，也已经78岁了。”
放下电话，我怔怔的坐了半天，大脑仿佛已停滞了。
樊伯伯与我家可说是世交，从未断过来往。樊伯伯是山东省某县文化局局长，一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主持工作，晚上及周日就到各地找老乡收集资料，让他们讲故事给他听。有些老人不识字，全凭记忆将传说讲出来，如果遇到讲方言的，就更困难了。起初条件差，没有录音机之类的，全凭他的一双手来记，回家后再整理。整理后再去核实、勘误。各城镇、各村庄，只要他能跑到的，都去遍了。
我见到他时，是在我家里，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他陪爸爸的表弟到北京看病，爸爸的表弟当时也在文化局上班，是他的属下。当时的他和爸爸一起尽心尽力的找医生的场景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期间，我与爸爸也几次回去看爷爷，每次必到樊伯伯家里，翻他家书柜的书来看。
初中时，他家小泊哥哥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需时8年。樊伯伯来送，住在我家，带来了他花费大部分精力完成的、已出版发行的五卷巨著：《中国民间故事选》。
故事选让我爱不释手，有空就拿来读，前后花了3-4个月，方才读完。书的内容涵盖丰富，时间轴也很长，从盘古开天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时日不短，但直至今日，里面的故事有的我还有印象。
他家小泊哥哥继承了樊伯伯的优点，说话不急不慢，很有修养。曾是我小时崇拜的偶像。因放假和休息便到我家来，所以接触颇多，哥哥人很勤快，每次吃完饭必抢着涮碗，和磨蹭着不想去干的我形成了鲜明对比。记得当时曾嘲笑他写的字如同小鸡在沙地上留下的脚印。看到小泊哥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第一年在北大学生物等基础课），很是羡慕。也曾为了要与小泊哥哥同校而拼命读书，但因资质平平而放弃，想做中国林巧稚的梦终没能圆。
小泊哥哥毕业后留在协和做妇科医生，反而比上学时更忙，虽同在北京，但见面机会并不太多。只是我们有朋友要去协和看病，但又挂不到专家号时，必会想到哥哥，从没考虑到是否给他添了麻烦。而小泊哥哥，只要过节，必来家里，实在不行，也会打个电话。去年中秋，人没来，但却寄了月饼给我父母。
今年春节，哥哥与小泊哥哥驾车回山东，去看生病的樊伯伯，说伯伯即使在病床上，还在整理《中国古塔》图片，这项工作已耗费十几年的光阴，包括退休后的生活。
樊伯伯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从不会考虑个人得失，不然也不会去做这耗时又无利可图的事情。出版的书，虽有学术价值，但却不可能畅销，投入的与得到的并没有成正比。但我尊敬樊伯伯，其中也有人格的敬仰。
我脑海里伯伯的模样一直停留在50多岁：微胖的身躯、秃秃的脑袋，笑咪咪的样子。一说话就有很浓厚的山东定陶口音。
我是碌碌无为的人，受俗世的影响较深，从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做件事，就这样虚度了光阴。有时我在想：怎样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无疑，樊伯伯的生活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写此短文，纪念逝去的樊伯伯。
纳兰红豆
2010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