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秋雨的新书《我等不到了》在台湾上市，值此卖书之际接受台媒采访，发表意见认为“文革不是政治运动，是暴民运动”，特别责怪大家错把暴民当成了民意，又把民意当成了真理。他表示自己的命运还不如孔子，痛恨暴民们听不懂他的话，不无悲伤地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不能亲眼看到中华民族的暴民们被他的文化眼泪所启蒙。
当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报道了余秋雨的最新语录后，我们的确有些吃惊。相对于“大师比老师小”、“诈捐”和“秋雨泪”来说，我们实在要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余大师必须刮目相看了。他经过了停笔六年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的问题，而是暴民的问题，是暴民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们代表了假民意。因为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暴民，才使得地震不断、洪水滔天，才使得黑社会揭竿而起、风卷浪涌，才使得唐福珍自焚、赵作海翻案。所以，余秋雨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得必须消灭暴民，不消灭暴民，只反对暴政根本无法国泰民安，无法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无法落实三个代表、实现社会和谐。
余秋雨所说的这些暴民，在历史上就是那些参与了太平天国、义和团、各种农民起义及现代革命的劳苦大众，当然包括背井离乡投奔井冈山和参加三大战役的大众子弟。现在则是我们有着个人权利诉求和意见表达的人，或者是为了权利而斗争的人。可是，在我们知道的常识内，中国历史上那些暴民运动很少是暴民自己运动的成功，而是“红旗卷起农奴戟”，是政治家鼓动的结果。现在所谓的暴民无非是那些不甘于自身权利和尊严被深度侵害的人，或者是像邓玉娇那样有着应急反应的人。余秋雨的意思是这些人与社会、人与人产生矛盾时没有耐心、温柔地去等待结果，而是使用了自己无权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这样，就不能埋怨什么权力暴政了，也就是说，暴政是在维护秩序和公平正义，暴政是为了消灭暴民，没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了。
尽管自由主义从来都主张理性、温和、非暴力地解决问题，但并不主张放弃基本的天赋权利和尊严。任何暴力反抗背后都会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暴力的行为支撑不是表面的大众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可以说，暴民首先是暴政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流价值，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反应。也就是政治结构如同气候，在不同的气候之下，相同的土壤也会有不同的结果。阿伦特发现：“极权主义国家本身是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继承人，它借用了后者的组织结构。”这就使我们深刻地知道一切暴民的暴力行动全部产生于极权主义运动的逻辑，这种继承性的产物会在社会结构的母体里找到合法性根据。近日，东北某地工人为了保卫工厂、阻止对于工厂的野蛮强拆，准备了燃烧瓶、土炮等几十种自卫武器，在门口写了一副对联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拆迁者下地狱。他日我若为青帝，报与乡亲们共和谐。”当一个社会的权力话语不再顾及人们的基本利益，或者当权力连边缘利益也不肯出让而就想夺取人们的核心利益之时，人们自然有着对于权力的反噬方式。当基本权利被逼仄得走投无路之时，如果不选择自杀这种最低的反抗成本，就会以血酬的方式进行暴力突围。那种对于暴力行为的指责显然是没有看到隐藏在暴力逻辑之中的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动摇，民本主义的丧失会让权力走入不可自拔的暴政泥淖，从而形成逻辑怪圈，导致越维稳越混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避免公民犯错误，不是我们政府的职责，而避免政府犯错误，却是公民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的一切防范都是为了防范“暴民”的，就连最普通的普法教育也是为了让人们守法，而不是为了让权力在公民的权利面前保持谨慎和敬畏。
1989年12月25日，当圣诞节的光辉倾泻人间之时，罗马尼亚南部一所兵营厕所的空地上，狼狈不堪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被他的士兵乱枪射杀。齐奥塞斯库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死后睁着双眼。他的妻子埃列娜头部中弹，脑浆四溢。这种暴力行动在余秋雨眼里也是标准的暴民问题了，罗马尼亚士兵不爱他们的伟大领袖也就算了，怎么还干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举？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迷信依靠暴力维护的政权，最终必然在暴力中丧失政权。被暴力摧毁也是所有独裁统治的最后归宿。齐奥塞斯库不仅迷信暴力，依靠暴力机器和秘密警察统治他的人民，并且任人唯亲，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妻子、儿子及其各种亲属占据了所有要害部门，编织成“社会主义一家人”。二十世纪末，当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快了民主变革进程之时，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却对此极为反感，仍然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继续以军警控制民众的改革呼声。就在他还陶醉在鲜花掌声以及个人崇拜的幻象之时，一个不起眼的事件引发了火山的喷发。1989年11月29日，国内体操巨星科马内奇出走美国，将自己在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感受”公诸于众。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市民众开始上街示威游行，他命令保安部队开枪镇压，致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翌日，大屠杀的录像在电视台公开播放：炮声、哭喊声，尸身遍地，一个妇女被剖腹，婴儿就放在她的肚子上。广大民众终于发出愤怒的吼声，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十万人大会，试图欺骗民众，取得群众的支持。令他万没想到的是会场开始高呼打到独裁的口号，群情激愤。齐奥塞斯库的演讲无法进行下去，他不得不当场撤离。随后他下令“开枪”，但国防部长米列亚命令“不准向人群开枪”，最后米列亚在压力下选择了自杀，而齐奥塞斯库则谴责他是“叛徒”。消息传出，人神共愤，罗马尼亚军队的士兵不再听从齐奥塞斯库的指挥。当他准备调直升飞机逃走之时，被愤怒的军队所控制，最后落到暴力射杀的地步。看来罗马尼亚的这种暴民在余秋雨眼里绝对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这种暴力的火焰是谁种下的，又是谁让它熊熊燃烧起来？
余秋雨所谓的暴民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宣传的结果。暴民的炼成除了暴政的直接作用之外，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弘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一方面让《水浒》中的《好汉歌》为自己的“公平正义”精心打扮，俨然要重新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新秩序。一方面炮制杀气腾腾的文革语言，大肆宣扬暴力革命，攻击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普世价值。外围则是充斥各种影视、书刊的暴力文化，杀人与革命成为图腾崇拜，杀人数量成为英雄的成长等级，杀人速度和技术成为评定战神的标准。人类本来就有一定生物性的暴力倾向，但是随着文明与理性的介入会削弱这种攻击性，从而使人类自觉进入那种自然秩序之中。近年来自由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努力使得整个文化的暴力色彩明显减弱，基督文明的传播也给暴力文化釜底抽薪。但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用几近疯狂的暴力文化在摧毁刚刚萌芽的理性与普世文明。那种对于疯狂年代的热恋，对于革命导师的崇拜早已淹没了基本的理性和判断，只剩下把自由主义统统杀光的暴力美学。这种暴力文化的盛行建立在人们的本能欲望之上，充分利用了人性中的局限，以报复欲望来添补在社会“竞次”中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产生了余秋雨所谓的“暴民意识”。但是，古斯塔夫·勒庞发现：“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由于在这些“信条”创立者的蛊惑之下，群众才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相似的事物搅拌在一起，从而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也就是暴力文化是点燃暴力的气象条件，它会在淹没人的理性的同时造成一种虚幻的想象或期许，让你在复仇的想象中产生快感。所以，勒庞才强调，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兴起，各种暴力革命、暴力运动、宗教改革，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可怕入世，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从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来看，暴力文化缘于社会制度，暴民和顺民都是暴政制度的产物，“暴”和“顺”只是在专制、极权之下的两种生存途径，都是为了获得必要的、仅有的生存空间。暴民之“暴”比顺民之“顺”具有的合法度是因为它能够挤压暴政的进一步膨胀，使之在“暴”的反抗之下有所收敛，而“顺”则是在完全喂养极权。余秋雨能够发现暴力产生的局部社会土壤，但混淆了它们的逻辑关系，致使本末倒置地以果为因。文革首先是政治运动，然后才激发了疯狂的暴民意识。它不是自下而上的暴民运动，而是自上而下有着神圣号召、指引、鼓舞的政治谋划，只不过利用了人们盲目、冲动甚至低级的自然欲望。当极权主义运动在取得政权以后，运动会继续成为它的执政方式，就是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断革命”，只有“不断革命”才能维持政权的日常运行。在苏联时期，本来整肃是一种阶段性的形式，但很快成为了斯大林为巩固政权而采用的永久措施，使苏联人民长期生活在暴力革命的恐怖之下。由于长期的革命压迫，致使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笑话。据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与》披露：斯大林读了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后，在篇末留下了轰动一时的批示，意思是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了死亡。按照苏联当时的规定，凡斯大林写的东西，除应保密者外，都要及时公之于世，让党政军民认真学习，以便提高觉悟。这样一个具备时代意义的批示更是不能例外。然而，斯大林批示中的“爱情”一词末尾少了一个字母。为此，有关人员感到非常为难，谁也不敢去问斯大林本人，又不能随意改动。最后找了两位教授进行研究，然后在《真理报》上撰写了理论文章，其中指出：“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健康向上的无产阶级爱情，两个爱情截然不同，拼写岂能一致？”文章刊发后，有编辑为防万一，送给斯大林过目。斯大林看后又批示道：“笨蛋，此系笔误！约·斯大林。”
另一则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轶闻是，有一次，赫鲁晓夫在与美国总统肯尼迪会谈时，曾开了一个玩笑来证明自己的绝对权威。他说：我可以随时让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坐在冰上，什么时候让他们起来，他们才敢起来。看看，能随时让一个党的主席和书记处书记脱掉裤子坐在冰上，对待普通民众还不就像对待一只蚂蚁，随时可以扔进火炉里？
当梅德韦杰夫评论斯大林和卡廷惨案时说了非常到位的话：“如果谈到斯大林及其身边的人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罪行，还在一定意义上对历史犯下了罪行。”他的罪行就在于他不仅迫使他的人民对外族施行暴力，还教唆本国的人民互相暴力残杀。
余秋雨只看到了暴民而未看到暴政，只看到了民之恶，而未能看到恶之源。与余秋雨不同的是，民国时，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本翻译者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虽然这句话的语境是民国时期，但比余秋雨的说法更接近民族的心理土壤，由于几千年来孔孟之道的束缚，更多的人也并未在“路见不平”时有过“一声吼”，更没有“该出手时就出手”。许多暴力事件并不是像余秋雨说的那样成为规模化的暴力运动，而是弱者与弱者之间、强者与更弱者之间的丛林争斗。余秋雨发誓要在有生之年进行启蒙，显然，他并不准备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是要让人们养成“平庸的善”。他自己则准备像高尔基那样被当作红色贵族供养起来，然后也有金碧辉煌的别墅和成捆的卢布，一心一意成为威权暴力的粉饰者，并将含泪劝告我们放弃所有的暴力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