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是神是魔鬼?
作者:陈更
一切神坛上供奉的神,如关公等,对民间心灵产生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彭湃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塑造的神像之一。既然神对于社会教化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世人选择某些历史人物进入神殿而成为世俗楷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在我们惯见的各种文化资料中,关于彭湃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的:
彭湃(1896.10.22-1929.8.30),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与毛泽东一样,被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17年夏去日本求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1年回到广州,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1927年10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11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冬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1929年8月24日,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了彭湃等同志。
关于他的解贫济苦的侠义行为一般有如下记载:
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关于他就义前的英雄慷慨又有如下记载:
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从广泛可以看到的上述内容的史料和宣传品看,彭湃无疑是一个十分光鲜的人物,祭入神坛当属无愧。但最近读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张戎、乔.哈利戴所著《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其中关于彭湃和他的“海陆丰”的记述,却使我惊心怵目。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的心也感到颤栗。我不由怀疑,这是我们平日称颂的英雄彭湃么?这是我们久所仰慕的海陆丰么?
我先看到的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内中关于1928年的斗争先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哗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後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农民把他们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在这样不堪想像的残忍画面之后,张戎、乔.哈利戴夫妇以递进级的语气介绍海陆丰的情况:
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 “小莫斯科”, 那裏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毁。”
在这段介绍中,谁能想像彭湃是一个出身世家、长期留学东洋的中西兼璧的文质彬彬的儒生。我对张戎、乔.哈利戴夫妇的治学十分怀疑:恐怕是以资产阶级的眼光在透视中国历史吧!
但不期又读到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该书对于当年的海陆丰有如下记载: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人头宴)。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被他人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我前边所说“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心也感到颤栗”——这样的感觉主要是从上边的画面来的。
当然,这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仍然有可能是在污蔑中国革命。但相对说来,这是教科书,要相对严肃和真实一些,而且是世界顶级一流大学的教科书,其严肃性和真实性应当更强。还应当认为,历史学家们的争议,往往历史观点的争议,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争议。这些想法削弱了我对这些西方书籍关于海陆丰记载的怀疑。
还有一些国内的记载值得一提。据大河报文章,海陆丰地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一股反彭思潮,至四清、文革,酿成了一种反彭运动.一切纪念彭湃的历史遗迹被捣毁,彭母被押,彭子被杀。直到1978年9月,席中勋作出极大努力,才为彭家恢复名誉。
文化革命是一个极左的年代,海陆丰人为什么反对彭湃?是认为他还不够左?还是当地人民对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记忆,这种记忆与一贯宣传不相吻合?
我不很清楚,更准确说,我十分惶惑。在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彭湃究竟是圣是魔?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于海陆丰、对于彭湃的认识为什么这样大相径庭?
我期望有资望、有能力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研究彭湃这个人。尤其不要忘了这样的观点:那些进入神坛的历史人物,将对世俗世界产生持久而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魔万不能置于神的位置,当然也不能诬枉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