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论坛看到有人讨论那个上月被塔利班杀害的英国女医生，大部分人都肯定她为穷人服务的意愿和高尚品格，也都同情并可惜她的遭遇。但是对她的动机与使命，则都持否定的态度。大家都认为：来免费治病很好，但是来宣教还是免了吧。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论调，若不是因为基督教那种博爱的精神，没有人会放弃自己绝顶优越的生活，冒生命危险跑到穷乡僻壤，去为异乡异族的穷人治病的。我们既然肯定了她的这种爱心，就必须接受她背后那爱的源头和原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她治病的动力是对人类的爱，因为感受到爱对人性的重要，所以要宣扬这种爱。人的身体是必然朽坏的，治好了病治不了命，若不能从精神上使人解脱，肉体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孙中山和鲁迅放弃了医生的荣华富贵，而一生劳苦奔波，也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只不过用的方法不一样。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民营福利机构，不论是赠医施药，还是收容孤寡，到处都有宣教士的影子。这些机构很多是教会设立的，或者是接受教会支持的，或者由基督徒主持或参与服务，换言之，若没有主内弟兄姐妹的爱，这个世界是挺悲惨的。爱自己的血肉至亲，或者爱那些可爱的人，是人的本能，动物也有这种本能。 只有当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可恨的，那才表现出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情操。
我们从小接受教育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不错的。基督徒对人有爱是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In God We Trust。因为对人的爱，而尊重每个人的天赋人权。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体系，正是立基于基督教的这种爱。晚清洋务运动引进了大批的坚船利炮，但是对于创造这种科学进步的背后那种民主议政制度，却敬而远之；五四青年要民主要科学，但是对于民主政治背后的博爱精神，却是懵懵懂懂；新中国引进了阶级的爱，但是奠基在唯物基础上的爱，却是一个大笑话，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两个不能混淆的范畴，康得和黑格尔早就有所论述；六四学生呼吁民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识到民主是逆反人类的本性的，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和贪婪，没有超自然的大爱注入，民主也不过就是一出闹剧，民国初年和台湾现在，都是现成的例子。此所以为什麽基督徒要到世界各地宣教，因为只有彻底改变人的本性，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美丽。当然，宣教最主要地目的是拯救人的灵魂，好使人认罪悔改而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其实，中国人是很应该感谢外国宣教士的，远的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早已家喻户晓，就不多说了。义和团在京津晋鲁豫一带杀害了六七百名外国宣教士，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怜悯和博爱，而抛弃了本国富足的生活，来到中国服务弱势族群。近一百年来，外国宣教士主办的医院，学校，孤儿院等，为中国人脱离苦难，进入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中国的医疗系统还是以十字架为标志，可见教会对中国影响之深远。
论到晚清的宣教士，恐怕会勾起不少人的民族神经。中国近百年来的苦难，就是由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拉开序幕。各个条约的通商条件都要求清政府解除教禁，允许自由传教，于是随着洋人的炮火，宣教士重新进入中国，这当然得不到国人的好感，所以，国人把他们对洋人和洋奴的痛恨，转嫁到了手无寸铁的洋教和教民身上。至于说帝国主义拿宣扬基督教做为侵略手段，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一种误解。持这种论点的人，因为看到洋人把鸦片倾销给中国来腐蚀中国人的身体， 所以也以为他们把宗教带来中国是为了腐蚀中国人的灵魂。当新中国肃反了所有的宗教，我们正好可以看看我们的灵魂污秽病态到了什麽程度，文革的时候达到巅峰，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也没进化到哪里。外国人当年以宣教为通商条件，正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宣教士不错是乘坐通商的洋轮进入中国或者任何其他殖民地，但是他们不是政府的统战工具，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以自己的家族的供应或本国教友的捐助过日子，并且还要周济身边的弱势族群。当然，确实有一些教士勾结洋商，本地教徒们也有一些败类，仰仗洋人气焰，制造所谓的“教案” 欺压自己同胞，但这些并不宣教的原来目的。
说到教徒中的败类，就顺便提一提，跟多人看见教会中人的种种劣行， 而对基督教反感，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去教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自称是教徒的甚至积极来宣教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最简单就是看看他对人对事有没有宽容的爱心。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能让人如沐春风的，是能让人感到一种由心里散发的一种平安与喜乐，是带着对生命对世界的一种泰然的洞察力，是带有一种对世界的混乱处变不惊的智慧。我能力有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