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揭秘：毛泽东晚年为何“弃绝”周恩来

史实揭秘：毛泽东晚年为何“弃绝”周恩来

柯云路“文革”小说代表作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总是看到，无论是在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时期，还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密都亲密无间：毛称周“恩来”；周称毛“主席”；二者珠联璧合，合作半个世纪之多，携手共创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但真正的历史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1976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与全国人民悲痛心情相反的是毛在周去世前后的一系列反常表现。周病危，叶剑英等人提议：“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叶剑英等人联名上书：“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托人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勉强我。”周去世后，政治局请示毛泽东：“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周追悼会，毛始终没有露面，只送了一个花圈，此外无任何表示。

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冒着夏日的炎热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的步子很快，两边被烈日照射的房屋、树木和道路都随随便便在他身边掠过。外电有这样的评论：“1972年是中国的周恩来年”，想到这个说法，周恩来眼里浮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他从来没有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的乐观永远与谨慎同在。在中国这个复杂的政局中操持国务，需要一等的耐心和机敏。

无论如何，他此刻走在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皮凉鞋在脚下快速地踏响着画着方格的水泥路，自己像在稿纸上写文章的一支笔。短袖衬衫下裸露的小臂觉出阳光像芒刺一样热辣，蹚着滚热的空气兴冲冲朝前走时，他不禁想到了刚才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决定。林彪事件之后，国家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像一场大地震使一座大山发生了倾斜，现在需要在裂缝中插进一支有力的杠杆一点点撬动，直至将崩裂的大山撬翻，要有一系列有力的手段。前不久，8月3日，远在江西一个小厂接受监督劳动的邓小平在林彪垮台之后，第二次写信给毛泽东，揭发了林彪的问题，表示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昨天，也就是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此信做了批示，指出邓小平与刘少奇性质不同，历史上有功绩，解放后也不是没有做过好事，露出了解放邓小平并重新启用他的意图。周恩来刚才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做出相应的决定。他知道政治格局最敏锐的状态，也知道一切重大的行动要以毛泽东的指示去推动，他只需像步兵跟着坦克前进一样，跟在毛泽东指示这个“坦克”压出的道路推进。

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在党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就习惯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他早已意识到毛泽东的视野有他不可企及的辽阔，他能够在毛泽东部署的战略中有条不紊地工作，这已经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了。他从来没有觊觎过毛泽东的地位，他习惯在这个伟大的第一把手身边做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或者第四把手，兢兢业业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当毛泽东将整个政治大局撑起来后，他在这个大局下废寝忘食地工作。想到自己年轻时代在旅途中曾到庙寺里起过一卦，是六十四卦之一的“随”卦。他至今还记得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后来，他专门翻过《周易》，知道孔子对此卦在《彖传》中写道：“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悦），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之时义大矣哉！”他当时觉得很好玩，说他“元亨利贞”，四德兼备，大吉祥兆，自然带来哈哈一笑的高兴，说他是“随”卦，他又深感不以为然。他那时已经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青年，他是锐利的，勇敢的，先锋的，怎么会是随和的“随”卦呢？然而，现在想来却有一点意思。随时随势，随着毛泽东的领导，随着历史的潮流，倒很能体现自己的特点。

　　这样随随便便地想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外面几间屋已经坐满了人，都是预先让秘书召来的有关人员，他对众人略点点头，匆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两个秘书立刻跟了上来，胖而敦厚的唐秘书将一条湿毛巾递到他手里，他拿起来匆匆擦了一把脸，又擦了一下手臂，唐秘书斜着一张胖胖的长方脸端详着周恩来，伸手给他理了一下被毛巾擦乱的头发，又递过来一杯晾凉的茶水。周恩来呷了一口，把杯子还给了唐秘书。唐秘书提醒地说道：“总理，您该活动活动您的胳膊了。”周恩来自从几年前得了肩周炎，医生一直建议他经常抬手做做梳头的动作，他这时抬起右臂，勉为其难地做着象征性的梳头动作，一边活动着肩肘一边问：“材料都准备好了吧？”秘书小丁，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立刻指着写字台上一摞摞材料说：“都准备好了。”唐秘书又将电扇打开吹着周恩来。周恩来在办公桌前坐下，把几摞材料略翻了一下，一边翻一边问：“人都来了吗？”唐秘书回答：“北清大学的、卫生部的人都来了。”周恩来又想起刚才唐秘书的提醒，一边看着材料一边抬手做着梳头的动作，做了两下便全神贯注地埋头在材料中，他先草草翻阅了一遍，对唐秘书吩咐道：“给江西省委打电话。”唐秘书立刻拿起小本准备记录。周恩来说：“通知江西省委，对邓小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可以安排他做一些社会调查。”唐秘书问：“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说：“先去打这个电话，然后马上了解一下小平同志原来的秘书、公务员现在哪里，想办法调几个到江西小平同志身边，帮助他工作，照顾他生活。”唐秘书退到另外的房间去打电话了。

周恩来对小丁说：“先叫北清大学的人来。”小丁说：“他们已经在外间屋坐等了。”周恩来点点头，起身来到外面的办公室。北清大学原军宣队队长、现校党委书记汪伦带着北清大学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四五个人一同站了起来。汪伦一定是觉得自己个子太高，当周恩来出现时，他极力放松自己的膝盖，略微弯下腰背，使自己的高度不那么突兀。周恩来一边听着小丁的介绍，一边和他们一一握手，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进入主题。他打着手势说道：“今天找你们来，要想办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如何对他们做文化补习，使得他们在文化上过关，确实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又红又专的人才，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还应该是科研机构，特别是如何加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北清大学在这方面也要有自己的建树。这个问题有几个美籍华人科学家向我们提出过，很重要，今天和你们商量出一个结果，我们就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大学试行推广，你们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汪伦扭过头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周恩来也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这位中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张大宗现在是北清大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在这个领导班子中大概惟有他对教育是内行。张大宗仰着国字脸翻着厚嘴唇对周恩来为难地说道：“现在，我们的教师力量不够。”周恩来挥了一下手，问：“你们还有多少教师在江西干校？”张大宗扭头看着汪伦，汪伦回答道：“还有一两千人。”周恩来将两手放在沙发扶手上，问：“可以再调一些回来吗？”汪伦说：“能够调回来的都调回来了，剩下的政治上都有问题。”周恩来说：“这么多人有问题。都有什么问题？”汪伦说：“有历史的，也有现行的，有的问题比较复杂。”周恩来目光一下显得很严厉：“哪有那么多问题？有问题也可以用嘛！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不是现行反革命，不是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都可以用嘛！”汪伦想解释什么，周恩来很断然地说道：“老知识分子，无非是过去留过洋，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解放前写过不好的文章，有的还参加过国民党，这些只要来路清楚，都不妨碍他们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不就使用了他们吗？文化大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对他们的教育更多了，可以放心地使用他们。至于年轻一点的教师，无非是家庭出身有点问题，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反革命，都可以酌情使用。”

汪伦垂着眼咬住下嘴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那多少是一种保留的态度。周恩来知道汪伦的政治背景，他是江青、张春桥信任的人，但他更知道自己面对的政治大局，此时，他只好“挟天子以令诸侯”：“主席最近一再强调要大胆解放干部，解放知识分子，你们北清大学在这方面要带个头，要进一步肃清林彪极‘左’路线的流毒，极‘左’不批透，对极右也批不深。”他问了一连串十分具体的数字：北清大学原有教师一共多少，现在调回多少，留在干校还有多少？留在干校的年龄分布如何，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每一类问题各有多少人？他们的家属在什么地方，子女在哪里？干校每天的活动是什么，干校的那些老教授们健康状况如何？乃至问道他们被迁到干校以后，在学校原有的住房如何安排了？现在将他们调回来，住房问题有何困难？北清大学目前一共开了多少个系的课，每个系多少学生，多少教师，还能新开哪些系？周恩来还问到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实验室的情况及幼儿园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汪伦及他带来的一班人有一多半回答不上来，他们连连说：“要回学校后再详细统计。”

周恩来非常严肃地说：“对于学校的基本情况，你们应该掌握。”汪伦脸上流着汗：“我们不知道总理要了解这些数字，没有做准备。”周恩来说：“我问的是一些基本情况，作为学校的领导，应该随时掌握才可以。你们现在问我这个当总理的中国现在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钢产量，煤产量，发电量，运输总吨位，粮食总产量，国家财政状况，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国务院各部门的基本情况，我也可以随时回答你们。什么叫基本情况？就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情况，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去研究各种动态和问题。”汪伦本来就胖，天气又热，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军装，张大宗也有些忐忑不安地搓着手。周恩来依然严肃而平静地说着话，他在自己权力的范围内有足够的威严，这威严是通过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表现出来的。他以自己工作的干练去要求每一个部下，他总是从这种特别具体的工作中显示着周恩来风格。

最后，他换了比较温和的语调说：“我看这样做好不好？”

汪伦等人立刻打开了笔记本，注意地看着他。

　　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一条一条说道：“第一，你们立刻将我刚才问到的那些基本情况搞清楚，报告给我。”汪伦等人一边记一边点头。周恩来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大胆解放干部，解放知识分子，在原有的教师队伍中解决师资问题，干校中的绝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应该成为我们教育革命可以运用的力量。第三，立刻制定一个将干校中部分或大部分教职员工调回学校工作的计划。第四，在此基础上同时解决对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补习。第五，同样在此基础上解决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问题。第六，”周恩来环指了一下面前的人，“对于上述五点工作的落实，如何统筹兼顾，如何强加领导，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力量，”他说到这里挥了一下手势，对汪伦等人说道，“希望北清大学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制定一个大致的计划，写个报告给我，我们就可以用北清大学的经验来推动全国。”汪伦等人放下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周恩来说：“今天找你们来，是因为相信你们，今天对你们的严厉批评，是希望你们起到带头作用，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对我刚才讲的话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对我的批评有什么不服气，都可以说。”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在场的人，众人都尊敬地说：“没有意见，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周恩来说：“有意见，当面提，没有意见，那就要求你们努力去做，我等着你们的报告。”说着，他放下跷起的二郎腿，皮凉鞋落地的声音等于宣布谈话结束了。

汪伦等人都站了起来，周恩来也站了起来，他与众人简便地握手告别。秘书小丁将他们送出去后，对周恩来说：“总理，您到里面稍微休息一下，我把卫生部的人安排进来。”周恩来又进到里面的办公室，看见唐秘书正在整理材料，便问：“给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吗？”唐秘书看见周恩来进来，立刻又从脸盆里拧了毛巾递给周恩来，同时回答：“打了，传达了您的指示，他们说立刻照办。”周恩来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问：“你没有讲他们落实了以后要及时汇报吗？”唐秘书说：“讲了，我知道您的老规矩。”周恩来点点头，将毛巾递给唐秘书：“凡事要落实，重要的事要百分之百落实。”唐秘书又指了指周恩来的胳膊，周恩来恍然大悟，举起胳膊活动着，做着象征性的梳头动作。唐秘书干脆把一把梳子递到他手里，周恩来一下一下梳起了头：“这样一举两得，既活动了胳膊，也按摩了头皮，梳头是非常有助于脑部血液循环的。”唐秘书说：“总理，你还是……”周恩来一看他有些吞吞吐吐的样子，就说：“你又要讲那件事。”唐秘书点点头：“总不能回避呀。”周恩来摆了摆手：“现在不谈，我马上还要处理问题。”唐秘书看了看他，欲言而止。

从今年五月份起，在体检时发现周恩来小便中有红细胞，复诊时红细胞又增加了，这成为身边工作人员最担心的事情，但周恩来自己却一直有些回避这个问题。看到唐秘书还要张嘴说什么，他说：“过两天再谈，这两天太忙。”

秘书小丁推门进来：“总理，他们都来了。”周恩来把刚才令他有些烦恼的话题丢在脑后，放下梳子，拉整了一下白衬衫，神色庄重地走到外间屋。卫生部的几位领导一下都站了起来，周恩来伸手示意道：“都坐下吧，老朋友了，就不用一一介绍，也不用握手了。”七八个人都坐下了，秘书小丁也在周恩来身边坐下，拿起本子准备记录。周恩来仰在沙发上单刀直入地问道：“上一次安排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立刻，卫生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一个头发稀疏脸盘方胖的人回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给将近五百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做了全面体检。”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不少人都是从外地干校来的吧？”立刻有一个面孔瘦削的人回答：“是，百分之七十五是从外地干校来的。”周恩来对这样精确的回答表示满意：“好，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非常高兴。”人们说：“是总理指示得及时。”周恩来挥了挥手：“不及时呀。发生了老干部看病难、治病难、死了人之后，我这个当总理的才发现问题，已经是太晚了。”今年年初，他看到了有些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病没处看导致死亡的报告后，立刻对卫生部做了指示，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副部级以上的所有老干部进行一次体检。他当时指示道：“无论他们在哪里，哪怕在监狱里，也要想办法把他们都找到，一个一个给他们检查身体。”

在检查身体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这是一个解决老干部问题的特别好的过渡手法。周恩来问：“还有多少人没有进行全面体检？”还是那个头发稀疏面庞肥胖的人回答道：“还有几十个，分布在十一个省，我们和省里联系，他们说这些人问题比较严重，还没有做结论。”周恩来说：“你们没有说先让他们回来检查身体看病？人死了就救不活了，结论早晚都可以做。你们就说我的指示，原则上都要回来，不回来，要经过我批准。”一屋子人都在认真记录着。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扭头对小丁说：“你把王美华叫来。”小丁起身出去，一会儿领进来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愁苦的女青年。周恩来对大家介绍道：“这是王国为的女儿。”王国为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位部长。周恩来对王美华说：“说说你爸爸的情况。”王美华说：“他现在得了尿毒症，还在安徽干校，想让他回北京看病，他们不让他回来。”周恩来问：“为什么？”王美华一脸苦相地说：“他们说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周恩来显得十分气愤地一挥手：“即使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有病治好了，救活了，也是符合革命人道主义的。”王美华站在那里嗫嚅地还想说什么，周恩来制止住她：“不用再讲了，今天我们这里就定了，让王国为立刻回北京看病。”

周恩来指着卫生部的领导干部们说：“你们去安排。”又转头对秘书小丁说：“必要的时候你提醒我，我给安徽省委打电话。”然后，他对王美华说：“你放心，这件事情立刻就解决。”王美华看着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问道：“看完病还回去吗？”周恩来说：“不回去了。”王美华对周恩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周恩来立刻站起来，走过去说道：“你立刻买火车票，今天就走，一到安徽就把你爸爸接到北京，保证在你到安徽之前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做通。”王美华抹着泪水走了。

周恩来回到沙发旁坐下，挥着手势说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怎么不允许治病救人呢？身体有病要救，政治思想上有病也要治，也要救；不让治病救人，岂有此理。”当这样讲话时，他多少觉出了自己杀伐决断的权威。正是他的一个指示，把几百个副部级以上的干部从政治困境中多少解脱了出来，在看病的名义下返回了北京，不久便先先后后分派到全国各个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当一个又一个老干部及其家属对他感恩涕零时，他神情严肃，内心却对自己感到满意，他善于用通融的方法简便地解决各种看来棘手的复杂问题。像王国为这样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被整了多少材料，等着整他的人做出正确的结论是件很难的事。现在他什么指示都不用做，只需让王国为回京看病，就等于把加在他头上的一堆问题都取消了，再将王国为安排到一个省、一个部任职，原来整他的专案组也就偃旗息鼓了。

这就是使用权力的艺术。


他又对卫生部的工作做了一番调查，发出一系列指示，算是处理完了又一桩事。回到里间的办公室，他接过唐秘书递来的毛巾擦了擦脸，擦了擦手臂，还解开衬衫擦了一下腋下，站在吊扇下吹了一会儿，便在沙发上稍稍休息了一下。唐秘书和小丁安静地在他的对面坐下，周恩来看到两个人打量自己的目光，又想起什么，抬起胳膊活动着，又伸出手，唐秘书将那把木梳递到他手里，他又梳起头来。梳了好一会儿，看见唐秘书还在直愣愣地看着自己，便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唐秘书胖胖的脸上现出担忧的神情：“总理，您该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了。”周恩来说：“我很认真。”唐秘书说：“您不够认真。”周恩来说：“怎么不认真，你不就是说尿检发现几个红细胞吗？”唐秘书说：“发现红细胞总是有原因的。”周恩来说：“你说吧。”唐秘书抿了一下肥厚的嘴唇：“一般有五种可能小便出现红细胞：第一是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第二是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尿道有炎症，引起粘膜充血；第四是肾脏血管畸形；最后第五种，膀胱内……”周恩来一下把话抢过来说道：“你不就是想说，膀胱内可能长肿瘤吗？”唐秘书说：“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周恩来很激烈地说道：“我知道你前几种都是掩护，怕增加我的压力，你要说的是第五种可能。”

唐秘书还想解释什么，周恩来烦恼地挥着手：“我知道你要说这种可能，你的表情、你的语气、你小心谨慎的措辞都在暴露这一点，我不想考虑这种可能。”

唐秘书在周恩来暴雨一般的发作下低头承受着，等周恩来的话讲完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理，您不是教育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吗？”周恩来非常激愤地一拍沙发扶手：“我不唯物了吗？”唐秘书垂下眼想了一下：“总理，您不该回避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没有回避。”唐秘书固执地说：“您是在回避。”周恩来气呼呼地停了一会儿，脸色有些黯然，而后说道：“好，我现在不回避，你说吧。”唐秘书扬起那张铸铁一样黑的面孔看着周恩来：“即使得了膀胱癌，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在癌症里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病人可以根治。根据统计资料，膀胱癌的预后情况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第二种，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会反复发作，反复治疗；第三种，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周恩来这时摆了摆手接过话来：“是死亡，对吧？”唐秘书看着他没有说话，周恩来抓住下巴陷入瞬间沉思，而后叹了口气：“我不回避，我听你们的，积极配合检查，尽快确诊，不管有什么病，积极治疗。”唐秘书说：“应该这样，总理。”

周恩来放下二郎腿，摆了摆手：“我这病来得不是时候哇。”

　　唐秘书和小丁凝视着周恩来，周恩来扬起胳膊摸了一下后脑勺，叹了口气，目光矇眬地仰望着窗外。唐秘书说：“癌症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最后确诊说不定不是癌症。”周恩来眯起眼停了一会儿：“是我自己感到有点不祥之兆呀。”两个秘书一时说不上话来。他把胳膊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撑住额头，斜靠在沙发上闭目而坐。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的生命力越来越衰弱，当他在一切场合都撑起神采奕奕的风度时，却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外强中干了。每当有重大的外交场合或者政治场合，他照例是目光炯炯地端着右臂出现在摄像机和闪光灯前，他一生在表演周恩来的神采，像旋风一样在亚非拉上空刮过，到处播下了周恩来的微笑，现在他才知道，那炯炯的目光和神采飞扬的微笑像太阳放光一样，是要消耗能量的，每当放射一次之后，他就觉出自己的心力交瘁。生命力正像被抽气筒抽气一样从体内一点点抽去，肌肉、骨骼、关节与五脏六腑越来越干燥，越来越衰老，挺胸抬头有时都成为一件吃力的事情，然而，只要是在公共场合，他又绝不愿意松肩塌胸，破坏了周恩来形象的一贯性。“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常常是更多地做到了前一句话。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注意到自己脸色的憔悴，老人斑在迅速繁殖，白头发也越来越多，力不从心的感觉像阴云一样笼罩着他。他常常想起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体，他有时很难将这两个身体感觉统一起来，自己的生命力和自己的面孔一样，已经由光润逐步布满皱纹了。他知道自己的劳累衰老常常是因为万事太操心，事必躬亲。他十分佩服毛泽东放荡不羁的大家风度，他却很难做到拿得起放得下。毛泽东去各地视察，无论走到哪一个省市，都挥洒一番扬长而去；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面面俱到，告别时甚至对每一个服务员、炊事员都不忘记握手和表示感谢。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全国武斗、天下大乱、交通堵塞及工农业生产瘫痪可以毫不在乎地挥手说道：“通过大乱，求得大治。”而他则会对一条铁路的堵塞、一个钢厂的停产处心积虑，通宵不眠地守在电话机旁。甚至还有非常可笑的例子，中南海有一段水泥路破裂了，修复时刚刚抹好的水泥路面还没有完全干透就落上了脚印，他当时就站在旁边痛惜不已，立刻叫人用水泥砂浆将被踩坏的地方补平抹光，又叮嘱在这段修复路面的两边挡上木头，立上牌子。结果，第二天早晨，看见旁边草坪浇水时水管崩开了，水带着泥浆冲上刚抹好的水泥路面，多少破坏了这段水泥路面的完美形象，他当时抱着双肘站在路边叹息地摇摇头。毛泽东正好散步从这里走过，听明白他叹息的缘由，笑了：“天下之事，不可太操心。打起仗来，丢起原子弹，这里都会夷为平地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还笑着挥了挥手。

他恍恍惚惚地摇了摇头，放下撑在额头上的手，睁开眼看了看唐秘书和小丁：“不谈这个话题了，你们到时候和张医生商量出一个方案，我执行就是了。”张医生是他的保健医生，唐秘书说：“说点轻松的吧，您换换脑子。”周恩来摆了摆手：“比较轻松的就可以了，太轻松的没有时间去说。”唐秘书说：“今天晚上广州军区文工团有场演出，他们希望总理能够有时间去看一看。”周恩来搓了搓面孔，使劲闭了闭眼，又睁开眼说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更紧急的事情，你们就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