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钱学森

文革中的钱学森

华新民


　　钱学森先生以岁高龄与世长 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有很大的反响，引

起了许多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坚持回归祖国以及

回国 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

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九十年代对开展“人体科学 研究”的

倡导。在这些热闹的评论中，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究其

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两弹一星”会 战最关键的时期，钱学森

以全部心力领导导弹和卫星的研制计划，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会几乎处于隔离

状态。可以推想，这也是钱学森工作 压力最大、任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少有余

暇参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 对他的热烈颂扬

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

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 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

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

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 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

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

们 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

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 了崩溃的边缘”，为什

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

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 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

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

第五届学生，钱 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

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

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

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不揣浅 陋，将本人

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

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 后人审视的信史。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 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

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

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 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

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

业又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

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 防科委

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

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 义”。首先，他用

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

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 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

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

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 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

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 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

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 奉行“假话

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

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 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

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

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 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

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 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

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 时候开始，党

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

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

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

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 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

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 关

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

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

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注：指驱赶

麻雀。当时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各地都组织人以各种方式驱赶麻雀，让

其不能落地停歇直至累死）。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

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

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 号，像钱学森这

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 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

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

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 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

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 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

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 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

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

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 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

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

重的罪 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

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那里。何 况，苏联的人造卫星

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是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

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 “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

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

东、周恩来和 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肩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 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

自制的仿苏Ｒ－２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 正

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２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

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 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

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２Ａ，并在第

二年10月27日 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

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

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 这两年多时间

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

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

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 任

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

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 系的高年级学生讲

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

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 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

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

后他 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

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 里没有底。这个时期

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

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 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

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２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 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

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

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

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 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

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

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

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

片，当 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

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 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

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

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 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

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在校园里露面，对年级

较低的学生来说，他 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 了。钱家1955年

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

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 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

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

因。其 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

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 享受过这样的待

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

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 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

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

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

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 常同以前在美国

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

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 “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

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

有改掉美国的 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

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 搬进军队大

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

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 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

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

军 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

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 少不了有人

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

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 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

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

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 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 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

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 这三年

中一直没 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

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 父亲当年

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

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 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

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

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 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

他发表对教育革命 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

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

成 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

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 全相反的。1963年是

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 有部分

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

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 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

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

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 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

“白 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

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 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

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

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 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

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

讲，我以前所写的 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 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

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

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

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

有实践 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

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 学还要

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

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 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

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

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 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

台阶的遁词。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 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

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

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 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

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

替纳粹做宣传，一 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

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分成了对立 的“九一五”和“九一

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

1966年 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

晚上可以出动成百上千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 的大街

小巷。

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 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

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

叶正光 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

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 们事先还请示

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

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

了。 “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

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 部长的职

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

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 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

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

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 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 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

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

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 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

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

效，权 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 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

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

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 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

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 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

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 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

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

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 “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

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

了。论起爱 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

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 计院院长，中国人造

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

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 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

—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

国主义，举起 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 使得赵

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

后，终于选择了自杀。

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 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

“社会关系”。他的岳父蒋百里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亏已经

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 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

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

挖掘出点他岳 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

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 反派队伍

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

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 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

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 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

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

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 被授予烈士称号。但

是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1970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

级队伍”的时候，因 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

疑”受到隔离审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

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

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

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期间受到 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

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1968年开始 的“清理阶级队

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

务，被捕出狱皆叛徒——基本如此”。绝 大多数的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

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

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 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

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是在这个月

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 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

上上吊自杀。12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

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 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

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

是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 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

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 如是翻译家

杨宪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 国间

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1994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一被

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 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

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

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 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

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

没有棉被吗？你 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

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 了，钱学森妻子

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

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 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他心里当然明

白，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

于应付全国各地的 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

有可能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 如果

真的落到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

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 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

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

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 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

个领导人来保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

年近60岁 的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

—假如让他自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 一定会追随他

们而去的，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 学森被美国移民

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

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 睡。这使我瘦了三十磅。”保释回

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

法入境”的囚犯，这 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

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

法移 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

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 手致意，互报平安。

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

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 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

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

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 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

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

更不用说 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与刑讯逼供了。而这

种可能性在1968、1969年那段 “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

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

点都不是夸大之 词。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

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板的计

划没 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

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 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

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

的会 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

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 着“特

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

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 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

没有想到的是，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分组 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

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 补委员外，还有中

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

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 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

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

共九届二中 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

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 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

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

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 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

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 点名引用了三个人

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

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 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

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从字面上看，这样 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

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

位 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

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 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

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

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 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

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 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

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

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 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

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

义”这样的 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

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 讲话加上陈伯

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

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 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

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

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 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组的成员，在

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

表现出了这种 “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 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

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

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 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

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

了林彪及其势力在 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

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 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

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

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

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 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

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

的 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

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 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

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

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 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

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

将这种意见 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

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 份简报实

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

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 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

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

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 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

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 里流传着钱学森

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

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 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

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

越来越高，华北组 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

“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

直享 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

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 风”中一次

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 的事

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

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 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

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

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 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

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 和他的家人在那段

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

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 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

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

列小事观察到一 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

在 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

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

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

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 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

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 到

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

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 在为自己的检讨

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

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 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

一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

的学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

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 为美

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

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 里接见了他。张纯如

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

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 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当时林彪出

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

逐 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

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 最初的那一

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

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 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

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 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

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 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

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

月提出，由 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

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 防科

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

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

划的”。接着， 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

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

后 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

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 一定程度上

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 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

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

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 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

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

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 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

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

防工业 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

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 民战

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1970年庐山会

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 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

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

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 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

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

土。”当 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

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

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

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 红卫兵手法，写

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

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 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

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

实，父亲并不在意 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

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

技 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

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 ——谁都知道，

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

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 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

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 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

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

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 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 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

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

来，同样从事国防科 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

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 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

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

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 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

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 沫若逝世，按钱学

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

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 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

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

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 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

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

他们一致的保 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 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

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

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 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

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

前，他像是从另一 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

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过错一

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

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 师冯·卡门去战败的

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

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 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

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

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 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

以继续从 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

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 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

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 是选择性地惠

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

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 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

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

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 人们顿足叹息。

2010年1月18日

原载《记忆》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