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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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爱玲
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被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根据法医的鉴定，她逝世的日期应该是六、七天以前，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最后所住的公寓离我上班的电视台不远，在她逝世整整15后的一个午后，我特地去附近走了走。那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公寓，格局简陋，在洛衫矶西木区这类公寓很多，但张爱玲最后居住的那一幢实在不起眼。在十分窄小的公寓入口，街道的坡度有些陡，我想象着年迈的张爱玲每天走过那条道路，步履蹒跚。我读了一下呼叫对讲机上住户的姓名，在原先张爱玲住过的206室，现在的住户姓Pai，看上去不像是中国人的姓氏。恐怕现在这位新住客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这间屋子里长眠了。
在上海，走过静安寺附近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会看见一幢7层高的公寓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张爱玲也曾经是那里的住户（195号，六楼65室）。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租房时登记的职业是穆伟均律师事务所打字员。那是一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西式公寓，出资建造者是意大利人，公寓外型雍容大度，有宽敞的钢窗，还有环形的大阳台。张爱玲当年的丈夫胡兰成曾在文章里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认识年长她二十多岁已婚的胡兰成就是在爱丁顿公寓里。一天胡兰成主动到爱丁顿公寓里来拜访她，吃了闭门羹，只能在门缝里留下一张条子。后来张爱玲就从那儿出去，顺着静安寺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路走去胡兰成住的美丽园回访他。这一趟走过去并不远，也就20多分钟。后来他们交往后，也就时常“步行去美丽园，去静安寺街上买菜。”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单旗袍，胡兰成按耐不住说好看，张爱玲不免有些咱沾沾自喜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相比起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在洛衫矶西木区住的公寓就简陋得多。五层高的楼房，设计上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在那个街区里，附近的几座公寓都更为亮丽。
我从上海到美国，时常有这样的感受，在上海进出过的好房子远多于美国。与父母住的枕流公寓，是英国式的公寓，李鸿章儿子的产业；后来在电影杂志社和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时的办公室，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建造的欧式花园别墅里。记得谢晋导演拍摄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其中女主角上海家中的景，就是在文学部的大厅里拍摄的。而美国除了富人区的豪华住宅，或是如同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高级公寓，平日所见的建筑也都稀疏平常得可以。这也就难怪张爱玲在美国的居住环境远不如上海的了。
上世纪80年代，张爱玲在洛杉矶写了她生命中最后的著作《小团圆》，可是我发现她书中的很多事却都是关于上海爱丁顿公寓中的旧事。其中就有很多是与胡兰成的事，那也应该是40多年前的记忆了，可是她就记得那么深刻。包括她写到的其他人，不论是作家编辑荀桦，导演燕山，都有真人可寻。这些人都对她的创作和生活有过深刻的影响。
住在上海爱丁顿公寓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也为此，胡兰成曾表示：“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不过这也是他的一种托辞。抗战胜利后，曾为汪伪政权效劳的胡兰成避走乡下，张爱玲还是住在爱丁顿公寓，一直到1947年才搬走。而一生桃花无数的胡兰成，等到仍然有着名份的胡太太张爱玲到乡下去探望他时，却发现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位。张爱玲也没有作什么激烈的表示，只是默默接受了。似乎张爱玲就十分习惯了与胡兰成及其新伴侣的三者同行。为了避免当地人对胡兰成身份的猜测，胡兰成在人前都介绍张爱玲是他的表妹。张爱玲也都默默接受。
抗战胜利时，张爱玲27岁。她和胡兰成的婚姻也走到尽头。离婚后，她搬出了爱丁顿公寓。离婚前张爱玲去温州看望避难中的胡兰成，他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
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写来了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
这也就难怪40多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想起上海的旧事，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即张爱玲）对之雍（即胡兰成）的感受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那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唯有张爱玲能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是命运弄人，在胡兰成的记忆中，张爱玲曾对他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如果真像张爱玲说过的：“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那么她就会一辈子终老在上海。即便有些舆论对她并不有利。可是，1950年后，她最终选择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最后又去了美国，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