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和以此为蓝本于８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它们是在大战末期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达成的。研究这两个文件，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至为重要。

协定后来在美国受到许多亲蒋反共人士的严厉批评。曾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１９５１年在国会作证时说：协定“绘出了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曾任驻苏、驻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称：“这是一位美国总统所签署的最无必要、最丢人和最具潜在灾难的文件”，是罗斯福在“病魔缠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难于形成自己思想”时犯的错误。〔１〕国民党人后来也指责协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错误”。〔２〕有的历史学家也说，协定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犯的最大的错误”，〔３〕要不是罗斯福“累得要命，而且急于要避免更多的争辩，他不致于同意作出那个最后的坚定的许诺”。〔４〕事过４５年之后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便会看到事情并不如这些批评家说的那样。与斯大林达成这个协定是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协定的酝酿由来已久。

１９４１年４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５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却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对蒋介石、１９４２年８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１２月对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５〕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当面表示，一旦德国打败，他就准备把他在西伯利亚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在最后打败日本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６〕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斯大林更明确地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７〕而且实际上，从１９４４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９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１８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１００万人的伤亡。〔８〕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太平洋战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预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九州登陆）至少三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１月２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９〕由此可见，在军事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罗斯福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１０〕既然如此，美国的目标便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长期以来是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战争，别国的势力不是被摧毁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国则通过提供财政、物资、军事援助同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特殊关系。美国认为，国民政府也这样表示，中国战后的重建离不开美国，因此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在这方面，美国担心的正是苏联。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真正的成果，还必须有侧翼包围——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就不能产生重要成果。”〔１１〕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１２〕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１３〕美国要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勾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 踩?木?员匾?奶跫?薄+[〔１４〕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４月８日复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１５〕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１６〕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美国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担心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罗斯福希望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并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派了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美国的这一政策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１９４４年１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John Davis）就估计，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１７〕哈里曼在１２月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１８〕９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也对顾强调了苏联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１９〕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２０〕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输出入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由大连港进行。〔２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２２〕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２月８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方很快就协定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２３〕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拟订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２月１１日由三巨头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１．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２．恢复１９０４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１）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２）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３）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３．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２４〕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敢承担这一义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意图，担心苏联支持中共。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要求蒋介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时，蒋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尊重东北的边界，他就接受罗斯福的建议。〔２５〕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１９４４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２６〕尽管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９月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的领导人选，蒋也从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让步。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赫尔利于２月４日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２７〕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加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苏军发起对日进攻前，已经在远东集结了１５０万人的军队，２．９万门大炮和迫击炮、５２００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５２００架作战飞机。〔２８〕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名义上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往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临近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同时，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远东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二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协定的准确消息。当３月１２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三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深。〔２９〕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３０〕但杜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５月下旬，杜鲁门派先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摸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当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 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７月１日前往苏联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８月参加对日作战。〔３１〕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６月９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情况，后半部分是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６月１５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 纲要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支持这个协定。〔３２〕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国民政府是不可能违抗的，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３３〕美国这时只想让中国去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６月３０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２日，会谈６次；第二段，８月７日至１４日，会谈４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普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３４〕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苏联就完了。〔３５〕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总统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后，宋子文于３日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３６〕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解释仍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他电报中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道理。他说：“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实施。依据１９２２年的《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１）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２）既然雅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３）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４）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７月３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６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１）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２）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３）恢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３７〕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现在不达成协定，则苏联进兵东北，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定，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３８〕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７月９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６日电报中提出的后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４０年减为３０年，并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７月１１、１３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分歧。〔３９〕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１４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于１４日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第一阶段谈判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认定美国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７月１９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要求，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４０〕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７月１８、２８、３１日三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在谈判中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的。他认为，既然协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要求苏联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４１〕国务院官员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在７月１７、１９、２３日四次给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于１５、１６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４２〕

波茨坦会议前夕，７月１６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说，反正苏联会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４３〕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５个多月前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７月１７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８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了中苏谈判的情况，并且抱怨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 而看不到全局。当时，杜鲁门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欧洲的那些麻烦事占据了，对于中苏谈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大连问题，说，美国希望确信，大连将成为一个开放港。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取得对该港的控制，它将是一个开放港。贝尔纳斯接着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４４〕除了第一次会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２３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１９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４５〕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它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分的，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混其词的。

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２８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

８月８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在迅速发展。６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１０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苏双方在１０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４６〕这个威胁正中国民党人的要害。８月９日，毛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４７〕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再作让步。８月１１、１３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决事项”。〔４８〕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８月５、９、１１日三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８月８、１４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８月１２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４９〕在美国的干预下，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８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４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５０〕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任监 事长和路局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约有效期为３０年。

三

简单回顾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条约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大战末期，美、苏两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英国是大战中的主要盟国之一，中国也号称是“四强”之一，但美、苏两国主要还是从两国主宰世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两国的利益无疑是有矛盾的，争夺自始至终存在着，但当时，两国合作的设想无疑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会议”。〔５１〕霍普金斯自己也这样说到雅尔塔会议：“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５２〕在波茨坦，尽管使战时盟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越来越少，但会议的主调仍然是妥协和合作，而不是争夺和对抗，因为当时美苏双方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的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这是美苏确定对华政策和美国确定对中苏谈判立场的大背景。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不能没有它的支持，而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这几个月的中美苏交涉证明，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实只不过是美苏两国布下的“国际象棋”中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只能听从棋手的摆布。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八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

实际上，条约谈判是两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美之间的交涉中，苏联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苏联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９月６日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５３〕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描绘的不是“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而恰恰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蓝图。

自然，后来中美苏三国关系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愿任随大国的摆布，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是因为苏联执行两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援助中国革命，但那是后话了，已经不属于协定和条约本身的范围。

注释：

〔1〕理查德·芬诺编：《雅尔塔会议》（Richard F. Fenno, Jr., ed.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５６、５１页，波士顿１９５５年版；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Edward R. Stettin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１５页，伦敦，１９５０年版。
〔2〕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怎样丢失的》（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第１１２页，芝加哥１９6３年版。
〔3〕威廉·纽曼：《胜利之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与和平的缔造》(William L. Neumann, After Victory: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ce)，第１５４页，纽约１９６７年版。
〔4〕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５２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
〔5〕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５１页，华盛顿１９５３年版；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第２４１页，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版。布海特认为斯大林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对赫尔利的谈话是苏联可能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表示，这一说法不确。见布海特：《雅尔塔的决定》（Russell D. 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第８７页，威尔明顿１９８６年版。
〔6〕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以下简称《特使》）（W. Avere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第２６６页，纽约１９７５年版。
〔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１９４５）》（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以下简称《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６９页。
〔8〕史汀生、邦迪：《在平时与战时积极效力》（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第61８－６１９页，纽约１９４８年版。
〔9〕《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９６页。
〔10〕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第７２１页，北京１９８４年版。
〔11〕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２５８页，北京１９５３年版。
〔12〕《特使》，第３７０页。
〔13〕吉姆·比休普：《罗斯福的最后一年（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９４５年４月）》（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第２６７页，纽约１９７４年版。
〔14〕《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15〕郭荣赵编：《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２０６－２０８页，台北１９７８年版。
〔16〕美国国务院编：《美中关系白皮书》（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第５５０页，华盛顿１９４９年版。
〔17〕同上，第５６４页。
〔18〕《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４年第６卷，第７３７－７３８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４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20〕《罗斯福的最后一年》，第２７４页。
〔21〕《美国外交文件：开罗与德黑兰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第５６７、８６９页。
〔22〕《特使》，第３９７页。
〔23〕《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９８４页。
〔24〕《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25〕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１６４页，纽约１９４６年版。
〔26〕《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５１页。
〔27〕《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５１页。
〔28〕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第１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2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第５４２页，台北１９８１年版。
〔30〕《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６７－８６８页。３月２４日，罗斯福把锁在总统保险柜里的协定文本给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看了。
〔31〕《战时外交》（二），第５６５页；《特使》，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32〕《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９７－８９８页；《战时外交》（二），第５６８页。
〔33〕《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０３－９０４页，９０６－９０７页。
〔34〕《战时外交》（二），第５７７－５８８页；梁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页。
〔35〕《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页；蒋经国：《负重致远》，第６７页，台北幼狮书店印行。
〔36〕《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５页。
〔37〕《美国外交文件》，第９１８页；《战时外交》（二），第５９４页。
〔38〕《战时外交》（二），第６０８－６０９页；《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２４－９２５页；《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８页。
〔39〕《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３、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２－９３４页。
〔40〕《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４８－９４９页。
〔41〕同上，第９４４－９４８、９５０－９５２、９５３－９５４页。
〔42〕《中国的纠葛》，第３６２、３６７页。
〔43〕菲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波茨坦会议》（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第１８０页，普林斯顿１９６０年版。
〔44〕小查尔斯·米：《波茨坦会议》（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第７４页，纽约１９７５年版；贝尔纳斯：《坦率直言》（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第２０５页，纽约１９４７年版。
〔45〕《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０页。
〔46〕同上，第９６８页。
〔4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１０１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48〕《战时外交》（二），第６４６、６４９页。
〔49〕《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５－９５６，９６０－９６6，９６９－９７４页。
〔50〕条约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１３２７－１３３８页。
〔51〕《雅尔塔会议》，第３９页。
〔52〕《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５３０页。
〔53〕《雅尔塔会议》，第６８－６９页；《中国的纠葛》，第３８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