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到Phil Borges开讲座的广告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其人何人。但是匆忙中瞥见广告上“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的字样 和他拍的一张非洲人像作品让我决定要去听这个讲座。
我在网上搜索了解了一些关于他的资料。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摄影师，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原住民的生存状态，濒危文化和信仰，努力通过他的图片引起社会对这些民族和文化的关注，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帮助这些弱势的人群。在他关注的族群中，中国的西藏也是其中之一。他在1996年拍摄出版的西藏人像《Tibetan Portrait》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就在来我们这里开讲座之前，他还在西藏继续他的拍摄，那是他时隔15年后第二次进藏，为他的第二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做准备。
我从图书馆借了他的《Tibetan Portrait》。他的西藏人像作品，清一色的sepia效果，从头到尾的方形尺寸，背景简单得几乎全部都是天空白云山峦，连焦段用得也都缺少太多的变化。可是，每个人像的面上都有着高原雪域特有的光辉，那是一种让人难以忘记甚至有种震撼力的视觉影像，我很喜欢。然而，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却让我梗结在心。因为我看到达赖喇嘛也是其中的一幅人像，也看到专门的一页是达赖喇嘛的文字。后来，才发现这本书是由藏独组织TRC(Tibetan Rights Campaign) 提供支持的（他后来在讲座上提到是在这个组织工作的女孩主动找他做这个项目的）。Phil Borges的倾向性不言而喻。封后，也有著名摄影师Galen Rowell 的支持言论。
读到这些文字的感觉，就好象品尝美味鱼肉时被刺给梗住了似的。这种感觉，以前也曾有过。我曾经在一家专门经营东南亚纺织品的小店拍到这么一本书的封面（见附图一），那是一个西藏女孩。后来才知道摄影师是鼎鼎有名的Steve McCurry,便从图书馆借了他所有的画册回来看，看到他对于拍摄那个西藏女孩的几句描述，大意是，那个女孩从一个小巷里突然跑出来，身上穿着的是汉族的服装，不过她好像对于自己的衣服挺洋洋自得的，让他觉得，在一个被汉族统治的地方穿着汉族的衣服，却依然那么高兴，有点讽刺意味。我也是非常喜欢Steve McCurry的作品，可是让我认识他的这幅西藏女孩，却有着这样让我不可接受的“点评”，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也有了些讽刺意味。
那几天，我的心里一直很纠结。说实话，Phil Borges的图片的确非常有说服力，震撼力，连我自己都有一些恍惚。都说有图片就有真相，难道是真的吗？如果没有对西藏有充分的认识，只是站在一方的立场，又怎么会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他拍的那些人物，很多是59年解放军入藏时，起来反抗被抓起来关进监狱，后来刑满释放后逃到印度追随达赖喇嘛。也有一些是步行翻过雪山从西藏去了印度的。他们在监狱挨的打，受的苦，我相信是事实。有一个老人说在监狱里one beat就失去了23颗牙齿，这我都相信。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的流失的悲痛，我也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自小受到教育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眼见着国家每年往西藏输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去发展西藏，我们看到了国家所做的努力。至于很多发展中的矛盾，那是无法避免的，和西方国家对于原住民的问题的处理上，其实有很多类同之处。
我记得两年前在花园拍花的时候，曾遇见一位老外摄影师，他非常热心地把他的反光板借我用，还给我看他的相机里的一些相片。看到他拍了唐人街反对藏独游行的片子，我顺便问他对于西藏的看法，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是支持藏独，让我冒火，用我并不充足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和词汇贫乏的英文和他争辩。我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不也是从欧洲来的吗？你们不是把原住民都赶得没地方住了吗？他说那不一样，你们是攻打了西藏。我说你们来这里没有打仗吗？难道原住民很欢迎你们？他无话可说，只是跟我说应该看看西方人写的关于西藏的书（说了个书名或者作者的名字我都没有注意听，反正看来是“毒”得不行了）。我说我不看，我为什么要相信西方人的文字？后来谈不拢，竟然谈了谈做饭做菜之类的，说了拜拜。
那几天，我在网上找寻关于西藏历史的一些资料，以巩固自己的决心。具体的就不说了，这些也不在我想要说的话题范围之内。想说的是很巧的，我在文学城看到家坛版主丁庄秀园介绍了一本西藏人写的自传《The Stuggle For Mordern Tibet》，读了他翻译的部分文字和网站上的简介，我马上就订购了一本。我在想，我是否有机会跟Phil Borges说出我自己的看法？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的讲座是关于摄影的，我跟他去提这些，有必要吗？他要是想反驳我，不是易如反掌吗？跟两年前我碰见的摄影师，可不是一样的层次。事实上，我对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付出的努力，还有他的摄影作品，我都是非常尊重和欣赏的。
讲座的那个晚上，开讲前，Phil Borges站在门口，为他的两本书签名销售。一本是《Women Empowered》,另一本就是，《Tibetan Portrait》。我拿了一本《Women Empowered》,也去排队等他签名。一个女的听众指着《Tibetan Portrait》对旁边一个人说：“This is gorgeous!”听得我好不舒服，赶紧看看排队等签名的人到底是买哪一本书的多，还好，比较均分。
等排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的名字准备为我签名。我主动跟他说：“我最近在读你的博客，知道你刚从西藏回来。我还从图书馆借了那本西藏人像，全部读完了。”他很高兴：“哦，是的，我前天才到家。。。”我接着又说：“我非常喜欢你拍的图片，可是，对于文字部分，我并不赞同。。。我来自中国，我想你会理解。。。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也读读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是一本自传。我只是读了部分中文翻译。”当时我说这些话的目的，除了非常想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希望他在讲座上说话能够有所顾忌，因为我知道西藏的图片是他必定要提及的。没想到他马上非常认真地说：“你会后有时间留下来吗？我想跟你谈谈我的第二本关于西藏的书。因为还没有出版，所以不想跟很多人谈这个。。。”
我答应了会后留下来。可是，我能谈什么呢？我所知道的关于西藏的东西这么少，我所能表达的英文也是这么有限。和我同去的朋友是香港人，移民这里40年了。我跟她也谈起了我对西藏人像的读后感，没想到她也说：“没办法，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一听可乐了：“哎呀，你香港人一个，还能有这种观点！”“我们以前也学历史啊，我们也是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乐得我差点就想抱她。
讲座的后半部分全部说的都是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还有很多的图片。他拍了拉萨6条道的大马路；大型的现代化超市商场； 毡房里都装了天线可以看电视；牧民的穿着也很时尚，有些人还戴着墨镜；每个人都有手机，连牧羊女都拿着手机发短信，有的人手上还拿两个-----这些，都让他觉得unbelievable. 中国现在几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况他时隔15年之后重踏这片土地？其间，他也说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藏人都知道奥巴马，说起来还竖手指头。美国人还比较受欢迎，他在那里拍摄也得到一些"special treatment". 他拍了一些冬虫夏草的图片，问在座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只有我举了手，他说：“对，你知道，你来自中国。”我这才发现，也许在场的我是唯一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当一个听众提问关于西藏目前教育用何种语言的时候，他先征询了我是否会对这一话题不舒服。
会后，还有人买书等他签名，也有人拉着他继续探讨。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心里想：他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他对西藏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么多。
也许是已经迟了，保安已经在准备关门了，或者他原本的意图就未必是真要跟我“探讨”什么。我意识到他非常想让我知道的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会是比较中性的，主要就是谈一些天气变化，人们生活的变化等等。不论他内心对于西藏的看法是否有改变，至少现在，他很在意来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见反馈，让我对他的看法也有了转变。我很真诚地对他说：“我期待看到你的新书！”不过，如果只是谈一些很中性的话题，是否也少了一些刺激？或者说，受追捧的程度比不上他的西藏人像？无论如何，我纠结了好几天的西藏问题，在看到他的态度之后，心里也释然了。真的，当时真的很担心他会说什么“厥词”。
图片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工具，可是有图片并不代表就一定有真相。我们通常说摄影可以有艺术加工，除了新闻摄影。可是，即便是新闻摄影或者说纪实摄影，没有任何的艺术加工就一定能保持真实性吗？还要取决于是谁拍的，如何拍的，摄影师想让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回来后，读《Women Empowered 》的时候，看到Phil Borges有这么一段话,：“Over the years, I have wrestled with the issu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Who is to decide which cultural practices deserve to be preserved, and which should be eliminated? Who are we to tell an African community to stop a circumcision ceremony that has served as a longstanding cultural rite of passage, even when it is women who are being circumcised? And with respect to gender inwquality, who is to decide which role men and women are allowed to play in their culture?”尽管这段文字在他而言未必和西藏有关，但也恰是我的朋友和我探讨的：“如果这样的文化就是整天匍匐朝拜，他们的生活又怎么会有进步？”Phil Borges 这次进藏，也看到了西藏建了很多的医院，那里人民的生病就医条件比以前好了非常多。
同时我又想到达赖喇嘛说的一句话：“Materially we are backward, but in spiritual matters--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we are quite rich.”
这样的话题真的是说不完的。有些问题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我只是，记下自己的一小段经历。
附图一：
附图二： 
有图就一定有真相吗——遇见Phil Borges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离离:)' 的评论 :
“你们都这么有才，还带我一起玩儿，我好感动。”---这是网络流行语吗？求求你也带上我一起玩吧~~~:)))
“你们都这么有才，还带我一起玩儿，我好感动。”---这是网络流行语吗？求求你也带上我一起玩吧~~~:)))
离离:) 发表评论于
回复 '人来茶香' 的评论 : 米麦是真才女。你们都这么有才，还带我一起玩儿，我好感动。：））
人来茶香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离离:)' 的评论 :
离离的评论，让我重温好文，确实好，不论是政治的考量还是摄影的想法。
谢谢两位才女的对话！
离离的评论，让我重温好文，确实好，不论是政治的考量还是摄影的想法。
谢谢两位才女的对话！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离离:)' 的评论 :
这么早的你都翻出来看啦。：）我现在的想法跟你也差不多，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历史政治军事上的问题都有，只能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不过现在因为我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我就会回避，对于达赖喇嘛不做评价，没有倾向性。有时也很矛盾，影响到我喜欢西藏的山水。山水和人文还是不应该割裂开来欣赏的。
这么早的你都翻出来看啦。：）我现在的想法跟你也差不多，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历史政治军事上的问题都有，只能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不过现在因为我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我就会回避，对于达赖喇嘛不做评价，没有倾向性。有时也很矛盾，影响到我喜欢西藏的山水。山水和人文还是不应该割裂开来欣赏的。
离离:) 发表评论于
西藏问题，我觉得我们首先肯定是被洗脑了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先入为主听到达赖的名字就生气。我个人的观点是西藏开始肯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被控制住了。也不像是有些西方人说的侵略。（英国可是打进过西藏的，要是中国不控制，他们也许就会控制。）因为地理等因素，西方要控制西藏不容易，当然就攻击中国啦。所以这就是一个政治的考虑，无需粉饰。西藏就是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必然会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中被消化。放眼人类历史，版图的改变从来都是这样。我同情西藏，但也认为不可能要中国放手给他独立，这没法仅仅用人性的分析来批判中国。难题
依依我心 发表评论于
西藏问题嘛，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军事问题。西藏本身对中国大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台湾的情况一样。这是美国当年把航空母舰开到台湾海峡，死活不肯让台湾大陆统一的原因：台湾才是美国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你以为，美国政府花费上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保护区区的一个台湾岛的民主，让那些政治家在电视上互殴以取悦自己的老百姓吗？
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都是一样的，表面上是政治问题，其实就是军事战略问题，唯独就偏偏和历史问题没关系。依我看，所谓民主，独立，自治，统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台湾，已经既成事实地被分出去了，谁最后能争取到这块土地，谁就在未来的战略地位上占优。而西藏也一样，不同的是它现在还属于中国。你觉得做为一个国家，会眼看着让别人把导弹架到自己门口的山顶上，对准它的大门吗？
中国一定不会傻到开门揖盗地让出西藏，中国人早晚会很聪明地意识到，只有统一的大国才不会让别人随意欺负。
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都是一样的，表面上是政治问题，其实就是军事战略问题，唯独就偏偏和历史问题没关系。依我看，所谓民主，独立，自治，统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台湾，已经既成事实地被分出去了，谁最后能争取到这块土地，谁就在未来的战略地位上占优。而西藏也一样，不同的是它现在还属于中国。你觉得做为一个国家，会眼看着让别人把导弹架到自己门口的山顶上，对准它的大门吗？
中国一定不会傻到开门揖盗地让出西藏，中国人早晚会很聪明地意识到，只有统一的大国才不会让别人随意欺负。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Tibet through chinese eyes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99feb/tibet.htm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99feb/tibet.htm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作者：王力雄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达赖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达赖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30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达赖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达赖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达赖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30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达赖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小丫头的评论:
宝贝儿，你怎么了？《叶问》前一阵我也看过，想不起来什么情节会让你这么哭了，不过，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触，理解。小黑在吗？你的门也关了。
抱抱，不哭，有这么多姐姐在这儿呢。要是想说话跟姐姐说说，我们还可以上MSN聊去。我今天中午去做头发，要晚上才回来。
宝贝儿，你怎么了？《叶问》前一阵我也看过，想不起来什么情节会让你这么哭了，不过，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触，理解。小黑在吗？你的门也关了。
抱抱，不哭，有这么多姐姐在这儿呢。要是想说话跟姐姐说说，我们还可以上MSN聊去。我今天中午去做头发，要晚上才回来。
小丫头 发表评论于
刚看了《叶问》，心里一阵一阵揪痛，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渐渐哭得不成人儿
如今我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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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roundtheworld 发表评论于
回复玄米的评论: totally agree with you!
If you look at what has happened in Xinjiang, that is exactly the same as in Tibet. Those Ughyurs on the one side criticise Americans for they have badly treated as being a part of Islamic world, on the another side they beg American for getting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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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玄米的评论:
罗嗦得好，看来你了解得挺多的，这前前后后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清楚。达赖喇嘛，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总觉得他可以说是智慧，也可以说是狡黠，但他的确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人。做为我自己来说，我理解他们的feelings，可是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其实年轻的藏人，他们也想要过好日子，也想脱离贫穷。就像这里的印第安人，年老的一辈很想维持他们的古老传统，可是年轻的一代却想要走出去，过现代的生活。要他们认可中国，几乎就是不可能的，Phil Borges也拍到偏远地方的人家里还是挂着达赖喇嘛的相片，他们的精神领袖啊。就像阿苏说的，我赞同，这些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罗嗦得好，看来你了解得挺多的，这前前后后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清楚。达赖喇嘛，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总觉得他可以说是智慧，也可以说是狡黠，但他的确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人。做为我自己来说，我理解他们的feelings，可是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其实年轻的藏人，他们也想要过好日子，也想脱离贫穷。就像这里的印第安人，年老的一辈很想维持他们的古老传统，可是年轻的一代却想要走出去，过现代的生活。要他们认可中国，几乎就是不可能的，Phil Borges也拍到偏远地方的人家里还是挂着达赖喇嘛的相片，他们的精神领袖啊。就像阿苏说的，我赞同，这些都在神的主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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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苏乡门地的评论:
谢谢你的补充，我也正想着加个social是什么意思呢。
见到基尔，肯定不会握手。Phil Borges不一样，他很强烈的欲望要向我表明他的这本书只会说一些中立的话题。我想，15年前，他的名气地位各方面肯定都不如现在，那时有人要为他出资做个项目一定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次，或许是他不需要再这么做了，或者他的确进藏看到了变化，谁知道呢？：）我看到了他的态度，也就满意了。：）
他问我有没有email,我想他要我的email干嘛呢，我说：你的博客应该有你的email吧？他便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说是好联系。我很没礼貌地问了一句：“What to talk?”是啊，好奇怪，我能跟他聊什么呢？：））））
谢谢你的补充，我也正想着加个social是什么意思呢。
见到基尔，肯定不会握手。Phil Borges不一样，他很强烈的欲望要向我表明他的这本书只会说一些中立的话题。我想，15年前，他的名气地位各方面肯定都不如现在，那时有人要为他出资做个项目一定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次，或许是他不需要再这么做了，或者他的确进藏看到了变化，谁知道呢？：）我看到了他的态度，也就满意了。：）
他问我有没有email,我想他要我的email干嘛呢，我说：你的博客应该有你的email吧？他便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说是好联系。我很没礼貌地问了一句：“What to talk?”是啊，好奇怪，我能跟他聊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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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石库门的评论: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也是我心里的真正纠结。历史都是由人写出来的，所以没有充分的多方了解，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欧洲人来这里就是做错事情，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历史的事情很难说清是非。西藏，蒋介石的时候也有部队在那里，不过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些剧烈的运动，我想，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人家之所以对中国有说法，也是因为国内的不够民主，只是我们受到的教育，本能地就是要维护。。。。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也是我心里的真正纠结。历史都是由人写出来的，所以没有充分的多方了解，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欧洲人来这里就是做错事情，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历史的事情很难说清是非。西藏，蒋介石的时候也有部队在那里，不过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些剧烈的运动，我想，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人家之所以对中国有说法，也是因为国内的不够民主，只是我们受到的教育，本能地就是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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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丁庄秀园的评论:
谢谢你介绍的书。定了好多天了，还没有寄出来的通知，希望能快点收到吧。顺便表达一下对于你们办学义举的倾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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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南山松的评论:
摄影现在几乎是我唯一的兴趣了（嗯，也不算唯一，比较明显的兴趣吧），虽然最近比较low~~
他的讲座其实去听的倒不全是摄影师或者摄影爱好者，真正讲到摄影的东西很少，多是说他的图片中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摄影现在几乎是我唯一的兴趣了（嗯，也不算唯一，比较明显的兴趣吧），虽然最近比较low~~
他的讲座其实去听的倒不全是摄影师或者摄影爱好者，真正讲到摄影的东西很少，多是说他的图片中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小米和小麦 发表评论于
回复graceusa的评论:
刚刚才给小米和小麦的老师分别写了信。这个学校事情还挺多的。：）
可不敢用“敬重”啊，我也是没有理得很清楚，拉七拉八地写了一堆。自己这方面所知太少，要是别人，或许会跟他沟通得好一些吧。
刚刚才给小米和小麦的老师分别写了信。这个学校事情还挺多的。：）
可不敢用“敬重”啊，我也是没有理得很清楚，拉七拉八地写了一堆。自己这方面所知太少，要是别人，或许会跟他沟通得好一些吧。
玄米 发表评论于
我正好生活在一个民族聚集地带，我那时候听过一个顺口溜：天下三大敌，回回老藏河南人。说河南人是因为流落在外省的河南人说话不算数，文革时打人害人的比较多，给河南人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回回和老藏就不同了，他们和汉人就不是一条心。打交道大家都是有所保留的。这样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不是教育和投资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经历了千百年的变换，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而且很弱。从前我们和西藏保持的那种松散的从属关系，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挑战，他们想支配我们一直以来支配的东西。刚好达赖们逃亡了，所以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的。
还好西藏是我们通过和印度武力较量打下来的，所以西方之类的人没有办法。我很同情达赖，特别是觉得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将来客死他乡，很不合理。
现在西藏的发展，实际上才会引来将来整个西藏人民的精神翻身，和对本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意识，到那时候藏人才会迎来事实上的独立追求热情，如果那时中国还不足以强大，问题才大呢。到时候只要他们认可中国，那么西方的那种叫嚣自然会烟消云散。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理查基尔之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同情西藏，拯救西藏。
想想欧洲人的后裔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就去去周边邻国，有什么不可以。
罗索一堆，到底想说什么啊。笑自己。
还好西藏是我们通过和印度武力较量打下来的，所以西方之类的人没有办法。我很同情达赖，特别是觉得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将来客死他乡，很不合理。
现在西藏的发展，实际上才会引来将来整个西藏人民的精神翻身，和对本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意识，到那时候藏人才会迎来事实上的独立追求热情，如果那时中国还不足以强大，问题才大呢。到时候只要他们认可中国，那么西方的那种叫嚣自然会烟消云散。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理查基尔之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同情西藏，拯救西藏。
想想欧洲人的后裔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就去去周边邻国，有什么不可以。
罗索一堆，到底想说什么啊。笑自己。
苏乡门地 发表评论于
"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就是说他的作品是带有严肃社会倾向的，就是说他是类似理查基尔那样，证明自己是带思想和有深度的艺术家。
我是这么理解，没什么好纠结的，选择在于你。 有很多人完全拒绝看基尔的电影，可他依然是好莱坞红星。 哪天你凑巧遇见他，跟他握手还是不握呢？
引用的那段话，我理解的涵义是；只有上帝/神灵才有权利决定一切，可他不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他就别打算再走进西藏。
我是这么理解，没什么好纠结的，选择在于你。 有很多人完全拒绝看基尔的电影，可他依然是好莱坞红星。 哪天你凑巧遇见他，跟他握手还是不握呢？
引用的那段话，我理解的涵义是；只有上帝/神灵才有权利决定一切，可他不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他就别打算再走进西藏。
石库门 发表评论于
佩服你的认真和努力。带着思考去行事，也是我敬重的。
但是，“你们不也是从欧洲来的吗？你们不是把原住民都赶得没地方住了吗？”，“难道原住民很欢迎你们？”--- 没有说服力。不能因为别人做了错事，我们就有理由做同样的事。
先声明，我不是藏独，（也不是台独，呵呵）。但是，我开始质疑我们从小学的和教育的。就像你说的，还要取决于是谁说的，如何说的，想让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是怀疑一切，但是也不能迷信过去所接受的说教。
但是，“你们不也是从欧洲来的吗？你们不是把原住民都赶得没地方住了吗？”，“难道原住民很欢迎你们？”--- 没有说服力。不能因为别人做了错事，我们就有理由做同样的事。
先声明，我不是藏独，（也不是台独，呵呵）。但是，我开始质疑我们从小学的和教育的。就像你说的，还要取决于是谁说的，如何说的，想让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是怀疑一切，但是也不能迷信过去所接受的说教。
丁庄秀园 发表评论于
我对西藏知道不多，但是毕竟还是有父亲的朋友是曾经“援藏”的，他们口里的不会有假。相信西藏会越来越好，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分享你的经历！
谢谢你分享你的经历！
南山松 发表评论于
米麦认真学摄影的态度真值得我好好学习.
有图真是不一定有真相,就象米麦说的"还要取决于是谁拍的，如何拍的，摄影师想让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非常赞成.
有图真是不一定有真相,就象米麦说的"还要取决于是谁拍的，如何拍的，摄影师想让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非常赞成.
graceusa 发表评论于
这是我们生活在西方经常面对的问题。
上次在旧金山火炬传递的时候，和藏独分子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你带着思考去行事，是我敬重的（此言不过，请不要认为我矫情）。
上次在旧金山火炬传递的时候，和藏独分子有过面对面的交锋。
你带着思考去行事，是我敬重的（此言不过，请不要认为我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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