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最早对毛泽东予以关注是在１９２７年。这年３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登。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转载了该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说明中国农民运动时，引用了毛泽东文章的说法，他认为毛泽东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与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产国际虽然不赞成毛泽东所走的道路，但对毛泽东及其红军的情况还是十分关注的。１９２８年１月，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特凯维奇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１９２９年１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时，于当月２９日召开会议，讨论了援助朱（德）毛（泽东）红军的问题，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随着朱毛红军的壮大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莫斯科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也越来越重视。这年７月２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须推广毛泽东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
然而到了１９３１年初，在米夫的扶助下，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毛泽东受到打击和排挤。共产国际虽然对毛泽东在苏区实行的某些政策也非常不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失去了红军中的领导权，只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闲职在苏区无所事事，直至长征。
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出现，也跟共产国际有关。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从李德回忆透露的细节可以肯定,当年中央决定长征和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知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上做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并不知情。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自从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进行的。从1933年初开始，卢福坦、康生、李竹声、盛忠亮先后担任过中央上海局书记。严酷的白区斗争，使上海局屡遭破坏。四任书记中，除康生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外（团长是王明），其余三位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局最后一任书记盛忠亮1934年8月被捕后，由于上海局未能及时通知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致使武子明落入敌手。从此，以上海局电台为中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彻底中断。
这一偶然事件，对于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深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李德讲的影响是针对自己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而言，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又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共产国际仍在用无线电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遥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中，会有遵义会议吗？抑或有，将是个什么结果？一切都难预料。因为在莫斯科对共产国际施加影响的主要是王明和康生。但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为毛泽东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
当然，遵义会议结果后来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毛泽东灵活的斗争策略不无关系。因为他能够巧妙地绕过对王明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在决议中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坚持中共最高领导人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担任，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这就减少了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的阻力。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年８月，陈云和潘汉年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在同月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联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共中央改变政策。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于６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档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文章来源：凤凰博报http://blog.ifeng.com/article/43226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