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艾米
最近，张艺谋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谈到了小说《山楂树之恋》，认为小说有局限性，不深刻，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作品不深刻，基本上这个作品已经死了一半。”
呵呵，看到这句话，我实在忍不住笑场了。
（我说艺谋兄弟，你玩个啥子深沉嘛？啷个搞得那样子沉重？累不累撒？）
在我看来，那些爱谈“深刻”的人，或者以追求“深刻”为己任的人，很像那些掉进儿童游泳池浅水区的成年人，因为不会游泳，便以为自己有没顶的危险，在那里挣扎呀，喊救命啊，吓得尿了裤子，但旁人已经笑到不行：浅水区，兄弟，站起来就行了。
据说张艺谋已经多次说过，他不是思想家。就我所知，他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文学评论家，干嘛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谈作品深刻不深刻呢？这不是文坛那帮人的业务吗？
不过咱们中国就有这么一个特点：人不在文坛，心在文坛，人人都是文学评论家，哪怕是写作文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的人，谈起人家的作品来也爱评论评论写作手法，爱谈“文笔”“深刻”之类。
也是哈，那卫星上天、嫦娥奔月、开头颅、换心脏之类的事，谁敢乱插嘴？跟科学技术沾了边的，都是专家内行们的事，咱不懂，插不上话。音乐美术也是精英们的事，咱虽然从小被父母逼着敲钢琴锯提琴，涂西洋画抹东洋画，但倒腾出名堂来的毕竟是少数，这个咱们心里还是有数的，不敢乱插嘴。
但文学这事，那就不同了，不就是把字码成堆么？简单！是人就识几个字，识几个字就能把字码成堆，能码成堆就能评人家码成的堆。那什么“中心思想不突出”“没有历史厚重感”之类的说法，以前作文老师常挂在嘴边，咱听也听会了。
我把这类人叫做“窑洞帮”，盖因他们是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出来的，当然我这是比喻用法，因为毛泽东在某窑洞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有些人还在门旮旯里扒鸡屎（太奶奶语，意为“还没出生”“还没孕育”），但他们在文学价值观方面，跟那些从窑洞走出来的老前辈们是一脉相承。
也许艺谋兄弟不知道“窑洞帮”鼻祖毛泽东那著名的讲话，那没大碍，因为他是解放后读的书，是在毛泽东的光辉思想照耀下长大的。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不是什么新玩意，是咱们中国老早就有的东西，叫做“文以载道”。
那么什么是“道”呢？这个就比较含糊不清了，我们中国的权威人士一向说话含糊，不爱下定义，往往都是搞得民间纷争四起了，权威人士才出来解释一下。
比如这个“道”字，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觉得是道德的“道”，有人认为是天地之道，当然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天地之道”，又给你搞得模模糊糊的，又要等到民间纷争四起的时候，权威才出来给你解释，但他一解释，必然又搞出一个和多个新的模模糊糊的词来。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就看解释权在谁手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道”的解释是“无产阶级政治”，所以“文以载道”就变成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说，“文”只是一个载体，本身没什么意义，一定要载了“无产阶级政治”这个“道”了，才算有意义。
张艺谋拍了《三枪》，绝大多数人都在骂他，骂他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在骂他不该拍这么无厘头的东西，而不是像我评张艺谋的新片《山楂树之恋》那样，一条一条地把硬伤什么的列出来。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指责张艺谋选材不对。你一个堂堂的电影大师，怎么可以拍《三枪》这么无聊的东东呢？你想说明什么？你载的是什么道？
从这点来讲，我还是很同情张艺谋的，他想搞点entertainment（娱乐），但“窑洞帮”老是认为他必须搞education（教育），虽然这两个词都以“e”开头，但在文艺界却有天壤之别。
如果周星驰拍了《三枪》，我敢担保没多少人批他，因为他是笑星，香港的，笑星不拍搞笑片还拍什么？而在“窑洞帮”心里，香港的嘛，就是那么浅薄无知的，怎么能跟我们大陆比呢？咱们多深刻啊！咱们的大师绝对不会拍那些无厘头的东东。
张艺谋曾经做过几次拍娱乐片的尝试，上世纪80年代，他拍过一部《代号美洲豹》，是关于劫机的，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是比较entertain（娱乐）大众的，甚至可以说很有超前意识，反恐嘛，可不是比911早了很多年？
但“窑洞帮”不喜欢，说中国哪里有劫机事件？瞎编了吧？你编这么一部电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你没载咱们的“道”嘛，不行不行。结果《代号美洲豹》没给张艺谋带来什么奖项，只有巩俐获得了某个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奖。
Entertainment（娱乐）的路没走通，张艺谋只好缩了回去，继续做educationist（教育家），拍《活着》《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等符合“窑洞帮”口味的影片，结果得了一连串的奖。
一直到2003年，商业大潮已经铺天盖地了，张艺谋才又开始往entertainer（娱乐家，艺人）的路上溜，拍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但都招来恶评如潮，这些恶评仍然秉承“窑洞帮”的主旨，针对他的选材：你这都搞的什么呀？乱伦？这不成了古代的《雷雨》了吗？你这片子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拍出来到底想说明什么呀？
其实就一个问题：你的影片载了“道”没有？载的什么“道”？
这种文艺观被称为“重大题材论”，也就是说，判断一部影片或一部小说是否深刻是否成功，首先看它选的题材，如果题材不重大，就不深刻，不成功。而所谓“重大题材”，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标准，但到目前为止，爱情在中国都没排上“重大题材”的队，所以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片，在《山楂树之恋》出来前，也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张艺谋就有点像文革期间很多人一样，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人。文革当中，该有多少人今天在挨斗，明天就在斗别人啊！有时是被逼得没办法，有时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哼，你批斗了我，如果我不找机会批斗你一下，那我不亏了？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大群这样的人，文革就搞不起来。虽然现在不是文革年代，但国人的这种德性并没多大改变，一方面是别人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一方面又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害别人。
张艺谋本人是“窑洞帮”文艺观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窑洞帮”里的一员，所以他判断别人的作品“深刻”不“深刻”的时候，使用的是同样的“窑洞帮”标准：写没写重大题材？没写？没写那就不深刻。而在他的概念里，爱情当然是不算“重大题材”的。
他这样形容小说《山楂树之恋》：“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很像拐到一个角落去只是窃窃私语地讲了一个爱情故事。”
也就是说，在“窑洞帮”张艺谋看来，光讲爱情就不深刻，一定要讲点爱情以外的东西，那才叫深刻。
为了让影片《山楂树之恋》“深刻”一点，张艺谋绞尽了脑汁，给影片加了一个“反面人物”，那就是由奚美娟扮演的静秋妈。如果按他的意思，肯定要把老三的死因改成比较“伟大”的东西才过瘾，但他知道那样一改，他会失去数量众多的山楂迷，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他没改。
但他心里是虚的，特别怕人问起两个问题：1.、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不“深刻”的影片；2、为什么要为男主人公设计这么个死法
而咱们国内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大多数是“窑洞帮”，跟张艺谋谈起影片《山楂树之恋》来，忍不住就要提上面那两个问题。张艺谋只要被问到这两个问题，就急了眼，没办法对付了，只好把自己的眼泪和艾米的小说拉出来做挡箭牌，眼泪回答第一个问题，小说回答第二个问题。
为了表明自己还是很深刻的，记者和张艺谋都把《活着》抬了出来。但我很怀疑这两人是否真看懂了《活着》的原著，如果原著都没看懂，那就不用谈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了。
我看到的这个版本的《活着》，总共不到十万字，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立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一连串政治运动，还写死了一大串人，男主人公福贵的爹从粪坑上掉下来摔死，娘病死，儿子有庆被医生抽血抽死，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死，老婆家珍病死，女婿二喜搞搬运时被水泥板砸死，孙子苦根吃豆子胀死。
这么多的政治运动，这么多的死人事件，平均到每个运动和每个人头上，能有多少字？就这么几个字能深刻揭露某场政治运动的本质？当然不能，因为小说不是总结报告，不能直接写出深刻点，而是要用人物和事件来形象地表达。
我认为《活着》写得深刻，但它的深刻不在于揭露文革，也不在于揭露任何一个运动，而在于揭露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麻木、卑劣、不懂反省、不思进取。
《活着》的男主人公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愚昧无知，打老婆，打孩子，是个典型的愚昧落后的中国乡下男人，他失去了全家所有成员，最后只剩他和一头牛，但他从来没有反思过造成自己一生苦难的原因，没想到过抗争，没想到过如何改变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他就这样混沌地“活着”，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其实是个很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逆来顺受地活着，没有思想，没有目标，苟且偷生，而这个“活着”，只是自己的“活着”，不是任何别的人的“活着”，只要自己能活着，其他一切都可以忍受，包括失去尊严，也包括失去亲人。
我们前不久不是还看到过一位姓陈的女士为了防备大女儿不幸夭折，特地生了第二个女儿吗？在她看来，失去女儿的最大不幸，是父母难以熬过余生，如果再生一个，就可以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大女儿的死也就可以忍受了。
这跟《活着》的男主人公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未雨绸缪，提前为自己打算而已。
实际上，《活着》和《山楂树之恋》都不是以揭露某场政治运动为终极目的，而是在描写人性，只不过《活着》描写的是人性中麻木惰性愚昧自私的一面，而《山楂树之恋》描写的是人性中勇敢积极智慧无私的一面。
同样是描写人性，为什么“窑洞帮”会认为《活着》比《山楂树之恋》深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窑洞帮”脑子里有个固定观点：揭露人性中假恶丑一面的作品，就深刻，而描写人性中真善美一面的，就不深刻。
这一点与“窑洞帮”的历史有关，对最早的“窑洞帮”来说，文艺是一种宣传工具，要为那时的政治斗争服务，要揭露对手的阴暗和丑恶，所以揭露性的作品被认为是深刻的。现在你来写部真正揭露性的著作试试，我保证你会被禁掉。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在今天的中国，你写揭露性的作品而没被禁掉，那就没揭出真东西来。
当然有人会说：谁说的，《蜗居》不是揭露性的作品吗？不就没被禁掉吗？
《蜗居》不叫揭露性作品，只能算描写了丑恶的一面，但那些丑恶，都是我们当今社会公开的东西，贪污腐化包二奶，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还能叫“揭露”？不揭就露在那里。
现在的中国，连道貌岸然都说不上，完全就是一个真恶泛滥成灾的年代，“一切向钱看”的，公开“求包养”的，“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我爸爸是李刚”的，“人民算个屁”的，真是应有尽有，全都是公开的，张扬的。
在一个真恶泛滥的年代，描写人性的丑恶就不叫“揭露”了，也就谈不上深刻了，相反，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才叫深刻。
张艺谋凭着尚未泯灭的良知，被《山楂树之恋》感动了，想到要拍这部电影，但他那“窑洞帮”的文艺观却不足以让他彻底理解这个故事，看不到这个故事的深刻意义，更经不起其他“窑洞帮”的盘问反诘，结果就拍出了这么一个四不像的影片，不仅受到“窑洞帮”的攻击，更受到山楂迷的质询。
我劝张艺谋向我学习，不要泯灭内心那点对爱与美的追求，别管那些“窑洞帮”嚷嚷什么，坚持走自己的路，就跟随着自己的心，拍那些令自己心动的影片，相信能令你心动的东西，也能让那些跟你同类的人心动，至于那些不同类的，管他们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