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恭城暴动及金庸、梁羽生之父之死
——以此纪念我所尊敬的谢老
作者：羊羽
初看此题，读者会一头雾水，怎么会把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事件联系一起?看完全文你会得到答案。
2010年8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由祝华新写的一条消息：“一个大写的人走了。”摘录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官方网站发布讣闻：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教授8月25日逝世，享年89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网友发帖哀悼：“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学者去了，他才是一个正气浩然、铁骨铮铮的真正共产党人，一个大写的人。”
谢韬在解放初以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身份，为胡风撰写“万言书”查证资料，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高参”，判处有期徒刑10年，“监督劳 动”13年;“文革”后作为常务副校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80年代学术重镇“起了关键性作用”;2007年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广 泛关注和严肃讨论。 在“人大校友社区”里，众校友发帖：“向先知先觉而且敢想敢为的老校长致敬”，“向越活越明白的老校长致敬”。---
新华网等纷纷转载这条消息。
一个大学前副校长的正常逝世(谢老已89岁)竟引起媒体如此关注，是少有的。这离不开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网友说的谢韬的“大写”---《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
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谢韬提出一些大胆的“出格”观点，吴越在《呼唤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把它归纳为几条，现选录如下：
“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所一直执行的是左倾路线”。
“社会民主党人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思路高超百倍”。
显然，《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思和否定了暴力革命。而拟写此文的谢韬没有被封杀，官方也没对此文表态，退休的谢韬在人大一切正常。只有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说谢韬是“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颠覆运动集大成者。”
作为广西桂林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对暴力革命的否定使我想起“恭城暴动”。“恭城暴动”是广西当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事件后 有人写成小说《山村复仇记》。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续集》就是根据《山村复仇记〉改编的。恭城县原属桂林专区，现属桂林市管辖。
在广西恭城县烈士陵园内，并列着两座各均高1.8米，直径5米的圆形大墓，左边的是“1.25保卫战男烈士墓”，右边的是“1.25保卫战女烈士墓”.。
关于男女烈士双墓的来历，2005年4月4日新桂网披露当代生活报记者田桂营、实习生林娜4月3日采访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贝玉璋副局长时，贝局长如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元月，土匪发动了“恭城暴动”，3000余名土匪疯狂围攻县城，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驻守恭城的解放军和 工作队与20倍于己的敌人英勇战斗了数日，直至大部队赶至将土匪歼灭。在此战役中，有176名解放军战士和工作队干部壮烈牺牲。恭城烈士陵园的男女烈士双 墓就是为他们而建。
这可代表官方对“恭城暴动”的说法。
对“恭城暴动”的经过事实，对官方说法有异议的不多。但引起“暴动”的具体原因，民间有另一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某恭城人士在网路发布的《广西剿匪之恭城传略》。摘录如下：
----本人广西桂林恭城人士，虽不曾亲历50年前那场大运动，但多年来听老一辈述说多哉，耳 濡目染。今说出来与大家同好共享。林彪四野在衡宝一役击溃小诸葛(注：白崇禧)桂军主力，挺进广西，桂北再无大仗可打，于是急速前进与包抄广西南路的陈赓 围歼桂军残部去了，放心留下少量地方武装和土改工作队到乡下开展土改。现在就单说说桂林地区一个偏远山区小县恭城的故事。
工作队下乡一看，没想到李白经营广西多年，群众基础极好，工作开展极不顺利，群众发动不起来，地脊民贫，基本上无地主土豪可打，土地改革就无从做起了，但是前面部队在打仗，这后方支援工作还得跟上，于是缴枪收粮拉壮丁，着实做得有点过火。恭城素为 蛮夷之地，以大山瑶民为主，百姓剽悍是出了名了的，可不是好惹的。一时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弥漫着硝烟味的紧张空气，仿佛一颗火星就能炸响惊天之雷。
而这方穷山却隐居着一个埋名英豪，名叫钟祖培。他世居恭城，住在离县城不远的茶江边上的对河村。他早年从军，当李宗仁还是营长拉部队上十万大山的时候他就是手下连长了，后来在桂系中他无役不与，战功赫赫，升为中将师长，在北伐又是他在援湘中带领 部队从恭城冲出龙虎关，强渡黄沙河，下衡阳，克长沙，转战江西，破武汉三镇，打出了桂七军的“钢军”，赫赫威名。上世纪20年代北伐军在武汉，桂系扩军， 第七军军长夏威接任，组18军胡宗铎当了军长。组13军白崇禧自己当了军长，组19军时，钟祖培想当军长眼睛都红了，算来算去，该轮到自己了，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在小诸葛力挺和鄂人制鄂的口号下，他手下的一个小团长湖北人陶均居然做了军长，钟祖培气的五窍生烟，愤而辞职，回到恭城老家种田。30年弹指一挥 间，1949年小诸葛白崇禧兵败黄土铺，仓皇退回广西，途经龙虎关，彷徨中想起这里还有自己一个老部下，两人虽素来不和，但危难当头，有根稻草也是好的，遂去拜访了钟祖培，留下40根金条。着他组织“反共救国军”，与解放军在大山中进行游击战。钟祖培本不愿意。但危厦将倾，安有完卵?自己不对付共产党，共 产党也不会放过他的。便答应下来。
老谋深算的钟祖培并没有马上行动，他一边静静观察局势变化，一边修桥修路，施粥济贫，在民间培养自己的威信。并暗暗购买枪械，囤积粮食，各乡各村设好联络人，为暴动做好准备。1949年底，土改工作队进驻钟祖培所在的平安乡，开始派查地主恶霸，统计田产，钟祖培虽不是大富，倒也颇有田产，在恭城这个穷山沟，也算派的上号的拉，自然而然也统计到了他家头上了。 水急鱼跳，钟祖培再也难以安坐钓鱼台了，我不犯人，人亦要犯我。倒也激起了隐藏多年的凶厉本性，“妈拉个掰，杀头不过碗大的的疤!怕我条卵!”反亦死，不反亦死，压抑多年的军旅冲动又在他心中蠢蠢欲动起来。 钟祖培决不肯坐以待毙，他决定遵照白崇禧的指示，发动先发制人行动，利用百姓对土改工作的不满，组织全县暴动，围攻县城。---
1951年2月27日，广西省人民法院桂北分院判处钟祖培死刑，将其处决于桂林。“恭城暴动”平复不久，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恭城把清查参与“恭城暴动”的人作为镇反重点，一些人被杀，一些人被捕，其后人变成“狗崽子”。
按照此公说法，“恭城暴动”属于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一次“武装动乱”。
不可思议的是，被判死刑的“匪首钟祖培”的故居竟成了当今旅游景点。创建于1959年10月20日，距今已有50年历史的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居然推出“去对河村看钟祖培的旧居”的旅游路线 。在该公司网站上，
2007-10-03由《桂林晚报》记者周昱麟著文写道：
----“ 钟祖培曾是搅动整个恭城的人物。 猴年初五我来到恭城平安乡大岭村对河屯，天色已近黄昏，一片片枇杷柚子柑橙桃树依傍盘匝着山村高低错落的屋舍门墙院落，村边婆娑的香竹撑篙竹和古枫树樟树的枝叶掩蔽了朦胧的天日，头顶像有许多龙蛇在天空中飞舞。68岁的山民倪吉升大伯陪我走在村中鹅卵石小径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走过来对我悄悄说，这儿是钟祖培的老家，你知道吗，就是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那个北伐猛将钟祖培!”
“作为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名将钟祖培，是为恭城和桂林乃至广西这一方土地争过脸面的。怅然地看着这春寒寂寥的村野，落叶萧萧，浓云缠绕了岗壑间的丛林瓦舍，我想，他总算是这地方生养的特殊人物罢。去对河村看钟祖培的旧居。”---
天哪，人们记住的是那个“北伐猛将钟祖培”，而不是杀害176名解放军战士和土改工作队干部的“匪首钟祖培”!
桂林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哪来的狗胆，居然敢推出“去对河村看匪首钟祖培的旧居”的旅游路线?这是因为在恭城和广西，官方早已公正评价钟祖培一生功过。
1992年版的《恭城县志》在“人物”一章如此为其立传：“钟祖培(1890--1951)，和平对河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冬考入广西陆军小 学，与李宗仁同窗……民国十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旅长，其后升任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参加北伐。5月，率所属两个团往衡阳增援唐生智，驱逐吴佩孚 部赵恒惕……”而199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广西史稿》一书记录更详实：“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 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但是在5月12日，钟祖培第八旅的第十五团已开抵衡阳，并迅速帮助唐生智军击退进攻之敌，保住衡山。5月下旬，第八旅其他部队在钟 祖培率领下赶到衡阳，将敌军赶到涟水北岸……桂军第八旅和第四军独立团的援湘作战，稳定了湖南战局，北伐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钟祖培竟是北伐战争的开战功臣。
我想这就是邓小平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时，说的“团结起来向前看”吧。
金庸其父叫查枢卿。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查枢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但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 教育，与徐志摩、张爱玲父亲一样，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1951年的土 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这对金庸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他说：“逃往台湾的绝大部 分人，血债累累，而今回到祖国却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战犯，从苏联押 解回中国抚顺，不仅一个没处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羁押错一个老百姓都要赔偿，而父亲的壮举，难道都不如这些罪恶累累的刽子手?那是一条宝贵的生 命啊!就这样被轻易的夺去了，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
30年之后，1981年7 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并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小平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次接见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 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恭城暴动”本质是国共两党武装斗争在共产党新政权刚成立时的延续，是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力量用暴力抗暴力、对共产党用暴力建立的新政权的一次 抵抗。金庸父亲土改被冤杀，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巩固新生政权的一场常见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被镇压的地主不 少。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中的另一个宗师---梁羽生的父亲也在其中。
2010年1月12日 广州《南方都市报》刘原所写“去国怀乡,一世萍踪如鸿羽”一文，对梁羽生的父亲被镇压的事如此详细回顾：
---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家中是当地望族。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 “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后,《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 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 乡救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亲陈信玉被 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中国著名太平天 国史专家、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广州市社会局局长的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 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 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土改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内地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 柬交给了侄子,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 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上世纪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梁羽生捐了几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杀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 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 有无限苍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词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在异乡终老一生。几十年间,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那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南方都市报》并非市井小报，而是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大报，是广州四大报之一(其它三报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南方报业集团是由广 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为首组建的报业集团。由这么一家大报如此详细回顾梁羽生的父亲被镇压的事，并说“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 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令人深思。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 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关于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有学者开始讨论，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是其一。在《建国后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一文中杨奎松写道：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 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 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杨奎松忽视了一点：土地改革运动划了那么多地主，在土改后这些地主的子女，戴着“狗崽子”帽子，度过了27年辛酸人生!直到1979年邓公下令全部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狗崽子”们才和其父辈得到政治解放。
我想，如果在20世纪上半叶，主导世界和中国革命的是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是“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话，一代北伐名将钟祖培、千千万万个查枢卿、陈信玉这样的和善开明乡绅的人生悲剧 绝不会发生。钟祖培有北伐名将背景为恭城争了脸面，查枢卿、陈信玉有金庸、梁羽生这样的著名统战对象儿子，所以后来得以公正评价功过或平反。而那些如《南 方都市报》所说的“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中,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一般地主绅士”呢?“团结起来向前看”，不会只是团结北伐名将的后人和金庸、梁羽生这样的 统战对象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