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同时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三十年了。停止计划生育“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也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政治家的职责是审“时”度“势”，应该利用好三个天然台阶（《公开信》30周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十二五规划），顺“势”而行，宣布中国人口政策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于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如果错过了这些天然的台阶，今后将很被动。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如果对计生队伍安置不当，将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全国计生队伍也不到50万人，数目并不庞大，不能因为这几十万人口的利益，而每年损失可世代相传的数百万人口。并且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撤消计生委，根本不需要通过计生委系统来贯彻，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阻力。何况计生委系统很多人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很多计生人员还是兼职，部分技术人员还可以分流到医疗卫生行业。计生政策是最不得民心的政策。老百姓为很多生活（孕检、户口）都受制于计生委而叫苦连天。一票否决制是压在各级官员的头上的一柄剑，耗费了很多本应放在本职工作的精力和时间。计生干部缺乏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以威胁社会稳定。停止计划生育虽然让一些基层政府失去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收益，但撤销计生委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农村的乡镇合并。现在民意是要求撤销计生委，计生委的声誉太臭，到了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社会以人为本，人口比制度更重要，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核心竞争力。人口结构决定了日本昔日的繁荣、中国现在的崛起和印度的即将崛起，也决定了日本和中国即将衰落。人口拐点其实也是社会危机的拐点。在人口危机拐点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在拐点之后，什么都可能发生。从人口学角度看待社会问题最为准确。比如苏联解体前，1989年Peter F.Drucker在其《The New Realities》一书中从劳动力结构角度预测了苏联即将解体。美国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也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日本在1990年代人口拐点之前，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还能连任；但是劳动力开始减少后，经济“日”薄西山，社会问题丛生，政局不稳，首相频繁更换。
中国人口危机比日本严重得多，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日本落后四十多年，但总劳动力减少时间只比日本晚十多年；并且中国不但是未富先老，还有光棍危机。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人口危机露出了冰山一角，现在还来得及将民意压力转变为调整政策的动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应对今后的人口危机。这是化“危”为“机”的最后机会，是以应付小危机的代价来缓解今后的大危机。今后几年人口危机全面爆发，而如果计划生育这一祸根却还没有废除，人口危机所激发的政治破坏力将是巨大的，政府将很难掌握主动权了。
历史上对于不涉及人命的大政策，有些争论数千年也难以平息；但凡是涉及到人命的事情，历史都很快就会有结论。大跃进损失了人口，三年后就废除，虽然有政治后遗症，但政府毕竟重新掌握了主动权。汉武帝听信江充等人的“巫蛊”谗言（就像当年虚假的“人口爆炸”舆论），父子相残（计划生育也一样），逼死太子，损失数万人口。一年后，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汉武帝悔恨交加，果断为太子平反。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死不认错的态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颁发“轮台罪己诏”，及时转弯，其政权延续下去了，汉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留下了很多政治后遗症，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民遗忘，其实是鸵鸟心态。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甚至放大，人口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拖，总不是办法。四五十岁的人已经因为这项政策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既然政府今后无力承担养老，无力给他们的儿子娶老婆，那么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遗忘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损害），三十多岁的人也正在丧失再生育的机会（仅仅是为了政策连续性，而让他们错过了再生育的机会，他们今后知道了真相，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再拖延几年，四五十岁的人的儿女又将成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社会怨怒将不断积聚。
风起于青苹之末，今后会“盛怒于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民意是动态的，现在计划生育的坚定支持者，今后可能成为计划生育的最激烈反对者（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4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大量丧失子女的家庭对社会丧失信心，大量失业又有号召力的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对社会的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且还有两亿人口对不上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实际上2033年人口早已负增长，可能连13亿人都没有），这些是能够隐瞒的吗？现在不提前主动泄洪，今后洪峰一旦来临，将势不可挡。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本来一胎化就已经是错误的，1980年也说只能实行30年。30年后停止计划生育所能出现的三千多万堆积出生高峰，相当于1940年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联军。这个堆积高峰是今后有效缓解人口危机的唯一希望。但是如果用二胎过渡方案，将这个高峰“过渡”掉了，这就与1980年的决策层和学者无关了。这次是单一年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相当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谁承担得起历史责任？
在十五规划、甚至十一五规划，人口政策可能还有过渡余地，因为当时育龄妇女人数还在增加，生育意愿还不十分低。但是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没有采纳笔者的建议，而是听信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建议。战略组认为中国生育率有1.8，每年要增加1200多万人口，2010年人口将达到13.7亿，2033年将达到15亿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很大，一旦松动人口政策将导致人口失控。事实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建议是错误的，而笔者当初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当时采纳笔者的观点，调整人口政策要主动得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了，应该抢分夺秒地停止计划生育。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生孩子前的阵痛），但其政治收益却是巨大的。
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第六次人口普查将再次证实人口学家们当年的建议是错误的，他们必须承担某些责任。普查一结束，主动权就不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的手上了，而是在中央政府手上了。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如果还不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危机将转变为政治危机。
在秦末群雄相争之际，霸王项羽的部将英布杀害反秦义军的精神领袖“义帝”楚怀王，有人建议项羽惩罚英布以消民愤。霸王不但不惩罚英布，反而自己承担杀害“义帝”的责任。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形势急转逆下，英布也投靠刘邦，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如果现在不停止计划生育，不撤销计生委，今后政府承担得起人口政策失误这个重大历史责任？不可沽名学霸王！
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误国，安禄山起兵范阳，大唐王朝进入快速衰落通道；而酿成滔天巨祸的杨国忠，却未获惩戒，逃亡途中，终于激起兵变，六军不发，处死了杨国忠，向玄宗逼宫。假如渔阳鼙鼓一起，玄宗即仿汉景帝诛晁错故事，诛一人而谢天下，既断了敌方的口实，又平了己方众怒，玄宗又何至于眼见蛾眉马前死，贵为天子，却只能向隅而泣？
中国人口政策的方向是鼓励生育，长痛不如短痛，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总是要走过去的。与其半遮半掩地用各种方案过渡（生育意愿也很难提升，今后将是回天乏力）而延误时机，不如大大方方地停止计划生育（可以逆转生育文化，还能有回天挽日之效）。与其被民意像挤牙膏一样推着走，不如超越民意、引导民意，一次性掌握主动权，由“救火员”（人口危机一旦全面爆发，就将成燎原之势，“救火员”是无能为力的）转变为“防火员”。
停止计划生育有一些问题，不停止计划生育问题更大。直情径行，视毁誉如风而不恤；跋前疐后，方进退惟谷以堪惊。人口政策现在是进退维谷，但却又是不进则退，不如拿出汉武帝平反“巫蛊事件”的勇气来停止计划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