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资中筠：我怕年轻人不知道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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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轻人知道真实当代史最重要
作者：资中筠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资中筠：让年轻人知道真实当代史最重要
刘子超，吴鸣
[导读]资中筠：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2010年10月19日，资中筠在北京家中（姜晓明）
从体制内的干部到体制内的研究者，再到视独立为生命的学者，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诠释了自由思想和启蒙的价值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通英、法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原《美国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已出版的随笔集有《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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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先生走后，资中筠一直很忙。有不少杂志报纸约她写些纪念文章，可她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她有意忙着开会、讲学，虽然没有有求必应，但比平时接受邀请积极得多。她说，这是为了避免闲坐独思，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忘记那变故，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
她坐在客厅里。旁边是每天弹奏的钢琴。墙上挂着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气韵雅致。曾经，两人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四点钟喝红茶，吃点心。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担当。
资中筠成长在天津，父亲资耀华是著名银行家。资中筠曾考入燕京大学，但上了一年却选择退学，报考更加心仪的清华大学。她对那个备考的暑假记忆犹新。她住在北平的亲戚家，每天泡在文津街的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中午买一个烧饼，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之类的闲书。后来，她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学院名师荟萃，院长是冯友兰，钱钟书、雷海宗、温德（美国）、杨绛等都曾是她的授业老师。
毕业后，资中筠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她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后派驻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被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中国的书记处在苏占区，实际上是配合苏联外交宣传的机构，成员除了资中筠、陈乐民，只有书记李一氓夫妇和一个四川厨师。因为地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纪律，出门必须两人同行。在这种纪律下，资中筠经常和陈乐民共同出入，因而熟悉起来。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李一氓回国，经决定不再调回。整个维也纳的中国办事处只剩下资中筠、陈乐民和一名厨师。那时候没有大使馆，与国内通讯不便，而随着奥地利的统一，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遭到查封。资中筠和陈乐民因为共患难而相爱了。1957年7月，他们回国休假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同事们凑钱送来一个暖壶、一个脸盆。这之后，他们相伴了51年。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曾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亲眼见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完全破裂的过程。“文革”爆发后，资中筠和陈乐民作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破冰，为了适应新的外交需要，资中筠和陈乐民被调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外事接待工作。
陈乐民曾回忆说，当时中国很穷，接待却不惜血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正是在这样的接待工作中，资中筠和陈乐民逐渐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资中筠和陈乐民分别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他们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堪称一代大家。为了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畅所欲言，1991年，资中筠辞去了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心著述。
有感于半生的阅历，资中筠和陈乐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直至暮年病重，陈乐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写作《启蒙札记》，希望年轻人能通过他的笔触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因为“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
资中筠同样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
如今，这位80岁的老者仍然忙于著述和演讲。“我想有一个讲台总是好的，”她说，“总会有一些人听得进去吧。”
启蒙就是回归常识——对话资中筠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开始研究工作的？
资中筠：我第一站研究工作是在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我原来在对外友协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属机构。我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机构，但当时又不让脱离外交部系统，所以先到那个研究所。那时在外交系统从“一线”到研究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贬黜”，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
我事先了解到那个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历年解密外交档案和美国国会辩论的记录。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因为研究所只研究当前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看几十年前的档案。我去了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天天在那儿看档案。当时，只有两个地方有特权引进这种档案，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因为复旦大学在文革时被定为培养工人大使的地方。
人物周刊：后来您怎么去的美国研究室？
资中筠：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因为我在研究所时，根据所看的档案，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说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发表时碰巧中美正在进行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都对当时我国对外面事物的闭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许多意见。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人物周刊：您在美国所的感觉如何？
资中筠：我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所里老跟我说，你用不着这么小心，要宽松一点。领导比我还宽松，我当然就舒服了。我记得李慎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他把我这个束缚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气，回归自然的文风。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我在领导美国研究所时很强调用对待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而不仅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这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也是我到了美国所以后视角改变的结果。
人物周刊：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关怀现实。
资中筠：可以说百年来每当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一种希望和理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战争胜利，然后到1949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自己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的开始，大家都升起一种希望，觉得国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业了，然后在现实面前又失望。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人们都在想到底国家应该怎么走？那时候大家都心气儿特别高，这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物周刊：李泽厚评论90年代时，说9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资中筠：我觉得90年代的学术非常浮躁，学问家并没有凸显。如果是指的类似乾嘉时期因避文字狱而埋头训诂那种学风，并没有出现。当然，以中国之大，这些年人文社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创见。真正有深度的学术很难与思想分开。也不能说思想家淡出，因为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思想还相当活跃的人。当然不一定成其为“家”。
我觉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越来越透彻。分化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经常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现在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于富贵，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是移于贫贱，放弃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还有一种无奈，觉得那个势力非常强大，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些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屈于威武。
还有一个原因，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了。80年代的社科院是以穷著称的。当时有很多笑话，说你沿着建国门的大街从东往西走，走到你看见里面出来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地方就知道那是社科院了。有好多讽刺的话形容那里头的人学问最大待遇最差，而的确当时的社科院在思想上是走在前沿的。当时我觉得挺光荣的，后来就不一样了。
现在，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两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我问过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见，但是他在会上不说。我说你要在会上说了会怎么样？他说下次人家就不请我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变得非常软弱，连这点虚荣都不愿失去。
中国经济增长代价太大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个词叫做“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
资中筠：首先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这不是一般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中国的GDP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不是高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样健康的经济发展。房地产倒来倒去地产权都在政府手里，而土地是有限的，它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
人物周刊：似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赞赏“中国模式”？
资中筠：其实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的确，现在西方的执政者喜欢强调中国强的方面。就像父母对孩子，有一种父母是溺爱孩子，老是说我们的孩子多好，看见人家孩子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还有什么什么毛病；还有一种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快努力吧，你看别人又比你强了。中国人习惯于第一种，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美国人、日本人，是第二种，他们危机感特别重。譬如过去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他们整天说苏联如何强。苏联卫星比他们先上天了，他们简直如丧考妣，大讲美国“差距”。现在中国正在上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即使不叫威胁至少是挑战。这样的论调对我们的国民会起很大的误导。他们说“中国模式”好，他们倒实行看看！
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政府不能垄断慈善业
人物周刊：您2003年出版了《散财之道》，并一直关注慈善问题。您对巴菲特、比尔·盖茨现在来中国劝捐的事情怎么看？
资中筠：我觉得他们过于天真，想把美国的国情套到中国的头上。不能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家都没有社会责任感，都是铁公鸡。但是中国跟美国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们没安全感，今天赚了这么多钱，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政策一变就不是他的了。现在虽然没有公开剥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是真的被某一个国营企业看上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他在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如何能够大笔地捐出来呢？
第二，他们并没有社会的主人翁感。美国的社会主人就是这些大资本家，从卡耐基一直到比尔·盖茨，一直都觉得自己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他不但是美国的主人他好像还是全世界的主人，他对全世界都要关心，他们是有这么一种气魄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小媳妇儿的状态。
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并不容许他们，以及其他有意的捐赠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捐赠。比尔·盖茨是在美国号召了一大批美国人把一半钱都捐出来，那么假如明天中国的一大批富人说我也捐出一半来，捐给谁？怎么捐法？有什么渠道？没有。他不能说明天我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合起来登记一个基金会，国家政策有种种限制。
人物周刊：壹基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资中筠：壹基金是非得挂靠在红十字会，不能独立。为什么所有的私人基金会都要挂靠在官办组织呢？这一挂靠你就没有独立性了，没有独立性你就不能够自己来掌控。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政府现在也在号召富人捐钱，它是号召富人捐给它，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事情。应该是政府买NGO的服务，但是现在倒过来。它说你捐给我我来做。政府已经收税了，它不应该再要求捐赠，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捐赠的意义在于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政府力量有限而财富又不平均的状况下，个人想办法来缓解这个不平均，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善良的意愿来做想做的事情。社会的需求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不同的捐赠者或基金会能够照顾到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国家不但是在企业上搞行政垄断，慈善上也搞垄断。有那么一二十家官办基金会垄断了在社会上募款的权利，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假如有那么一两个效益比较高的企业，它就变成唐僧肉了。政府以捐赠为名，说你应该做点慈善，然后就逼着企业捐赠。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情况，被加入了很多行政色彩。最后也变成权钱交易，慈善、公益都变味了。
“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人物周刊：谈谈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资中筠：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和中学。我很幸运遇到很好的校长和老师。当时教学中中国传统和西学的基础比较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学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国民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小学生学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
不过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局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了，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新文学，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人物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一直很好，对建国前30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资中筠：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8口人，活活饿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
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四两毛粮。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浮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
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 南方人物周刊
著名学者资中筠接受记者采访首次披露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
作者：马国川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国人是否仍需要“启蒙”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界关心的话题。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资深学者资中筠。她先从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讲起。
一
1935年，年仅五岁的资中筠随父母来到了天津。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七十多年过去了，资中筠对当年的小学教育记忆犹深。在她看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已经相当现代化，比现在更符合全面育人的宗旨”。“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资中筠没有来的及参加童子军，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天津。父亲资耀华奉总经理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护保护上海银行的财产。当时资所在的耀华学校(名字纯属巧合，与资耀华无关)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势力暂时进不来。但是正在上学的资中筠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从小学开始就知道我们国家是受屈辱的，”资中筠回忆说，“历史、地理都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内容。老师画地图告诉我们原来中国是桑叶形的，后来就变成了公鸡形的，外蒙古没有了，台湾也没了。”
给资中筠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校长赵天麟之死。这位哈佛大学法律博士，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动辞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出任天津耀华中学(包括小学)校长。由于学校在英租界，日本占领者暂时进不来，他在七七事变后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师生高唱中国国歌，而且拒绝日本人改变课本的要求。他还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开中学的学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赵天麟在步行去学校途中被日本特务枪杀。学生们聚集在学校里哀悼他们敬爱的校长，悲壮的气氛充溢在每个学生的心头。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与英美等国宣战，租界区不再是“孤岛”，日本势力终于进来了。，日语取代了英语，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乐课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的势力没有能够大规模的进入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的继任校长软磨硬抗”，资中筠清楚地记得，同学们对学日语不约而同地消极抵制。如果别的课成绩好是荣耀，而如果日文念的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学，结果，学习了四年日语，资中筠只会字母。
学校的课程也有修改，不过并没有特别露骨的亲日内容，数理化还仍旧，而取消了公民课，改成了“修身”，又回到“忠孝节义”上去了。伪教育局发的国文课本里少了鲁迅、胡适等人的现代文学，而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耀华学校本来一直注重文言文，因为老师认为，文言文做好了，白话文自然就会写了。奇怪的是，日本占领后在国文课之外还加了“经训”课，就是读四书五经。至今资中筠疑惑，“国民政府的教育是禁止读经进入学校的，到了日本人的时候又专设读经课了。日本人不希望你抗日，让你钻进古文，并读经。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的想法是相反的，似乎‘读经热’、弘扬传统文化以抵制“西化”被认为是爱国的，可是当年日本人却用这个手段阻断我们现代化的道路，让我们念古书，回归传统，以便于统治。”“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但至少读古书并没有让学生们消沉下去，忘记抗日。在沦陷区的人，除了少数地下党我们不知道外，都是认同重庆中央政府的。许多人偷听重庆的广播。要知道在沦陷区偷听重庆的广播是有罪的，日本人还曾专门到各家搜查。” 资中筠的父亲就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经常用来偷偷听重庆广播。在搜查前，忍痛把它给砸了。
高一暑假的时候，资中筠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抗战胜利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蒋介石对沦陷区同胞的一个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都感动落泪，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这种感觉与1949年在广播中听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完全一样的。
*.*.*.* 2010/11/20 14: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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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可是人们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员变成“劫收”大员，物价不断上涨，内战的威胁也在逼近，山雨欲来，人心惶惶。
资中筠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里的大人、亲戚朋友之间对内战的担忧。当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谈判的消息传来时，“都说这下好了，和谈了，不用打内战了”。也不管是哪边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内战。
资中筠课余学了六年钢琴，1947年高中毕业之时在钢琴老师力主下，举行了个人钢琴演奏会，邀请亲朋好友约数百名来助兴，也相当正式。资中筠是老师的三大弟子之一，两个学姐都考取了音乐系，后来成为钢琴教授。但是资中筠的第一喜好并不是音乐，而是数学和文学。但是第一年考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学录取。
考清华发挥得很不好，特别是长处国文，清华大学的作文是白话“我的中学生活”，很难“出彩”，而燕京大学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题目是“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立德说”。从小学起就写文言文的资中筠自然是得心应手，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数学系，而且免修大一国文，直接读大二国文。(那时的学生不论什么系，都必修两年国文)。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
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十七岁的资中筠不大善于跟人来往，她经常和一位中学同学在一起。上了一个月数学系的课之后，资中筠发现，数学系里人才济济，自己并非数学天才。反对她学数学的母亲也鼓励她转系，就转了外文系。一年级结业的时候，她毅然地退了学，决心再考清华大学，因为要考转学必须先退学，不能留后路。
这一年的暑假，资中筠没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进北海边的“北平图书馆”读书学习。对资中筠来说，这个暑假非常惬意，“上午复习功课以备考试，下午就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书。那个时候图书馆借书非常容易，管理员态度也非常好，环境安静。我就永远占一个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时内战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漫，国共在东北战场即将进入决战。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图书馆里，资中筠依然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饿了就出去买一个烧饼，累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
那个时代的大学都是独立招生，资中筠在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考试之后，为保险起见，还南下上海，参加了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的考试。巧合的是，作为教会大学的圣约翰大学的作文题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资中筠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1948年12月中旬资中筠进城到父亲朋友家中度周末，第二天清华大学迎来了解放军，北平开始围城，既不能够回清华，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个半月后，她终于回到了天津。此时天津已经解放，她发现客厅里住了解放军(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拥护新社会。父亲前不久，正被银行派往美国考察，不顾友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已经隐隐听得见炮声的天津，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当时很多人仓皇外逃。天津解放后，资耀华衷心拥护新政权，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
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清华重新开学，资中筠回校继续读书。此时时代的大背景已经转换，校园里时时回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学生们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清华园里已经没有了安静的书桌。
开始思想有所触动是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家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开始感觉到很惭愧。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把他们拉出来斗，但是他们毕竟是被审查的对象，而我们就是因为有机会读了书，就好像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这样，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一首土改歌曲《谁养活谁》更触动了资中筠的灵魂。在学校听政治学习报告，其中说，大概400个农民一年的生产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所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欠了农民的。
资中筠剖析当时的思想，“我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对旧社会也没有留恋，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认为社会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只是逃避。我在中学的时候受像陶渊明等魏晋文人的影响很大，总想出世，远离政治。但是后来一想，我自以为是远离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饭呢?我既然要吃饭，是谁养活我?这就产生问题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权利自以为是地离开所有的政治。”
她开始转变了。以前对政治学习总想逃避，现在不反感了，能够听得进了。
最大的转变是抗美援朝。根据当时的宣传，南朝鲜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战争，而且放映了朝鲜人民受到侵略者残酷杀害的电影。资中筠接受了这样的论断: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不站队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于是，她和许多同学一起，积极报名参军。她的行动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回想当年，资中筠说:“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转变。我确实是比较单纯，一旦认定了这个理，就按这个理走，义无反顾。”
尽管清华的学生90%都报名参军，最终批准的极少，外文系和工科的高年级都留下来，因为建设国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此以后，资中筠对所有官方宣传都深信不疑，“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
就这样，一个青年完全“转变”过来了，但是她还要经受“考验”。
1951年，大学毕业的资中筠和她的同学冯钟璞(即后来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直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资耀华一夜之间成为“奸商”，《天津日报》大标题说“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
资中筠成为被“帮助”的对象，单位党组织动员她划清界限。“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第一，党永远是对的。这个大前提我不动摇，但是我想不出来我父亲怎么会成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从来不在家里头说什么，可是他的为人无论如何与“奸”字连不起来。后来我就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任何结论。可是他们说我态度消极。”
资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来，实际上父亲极少写信，都是母亲的信，除了询寒问暖就是鼓励好好工作之类。这过不了关。一个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使她受到启发，她也要求登报脱离关系。可是“组织上”说，这违反政策，并不希望她这样做。
这场煎熬历时半年。忽然又说资耀华没问题了，结论说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资耀华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从此这位正值盛年的银行家埋头整理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时候大张旗鼓，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却静悄悄的，所以资中筠并不知道父亲何时“落实政策”，何时来北京，因为她几乎和家里完全脱离了联系，凡是给家里写信，就得给单位审查，于是不再通信。后来还是从妹妹那里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虽然父母对她一如既往，但是“从此我跟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亲情无法再同以前一样。父亲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资中筠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这是和工会、青年团、妇联并列的所谓“群众团体”，当时并称“工青妇和”。这几个组织都有国际部，负责国际交往，而“和大”本身则主要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资中筠在国际联络部，主要从事翻译和文书的工作。她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常驻维也纳三年。
资中筠感到非常幸运，特殊的工作让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我出国之前，已经在开始学习‘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苏联的共青团员，特别敢提意见。学习娜斯佳精神就是号召大家敢提意见。“和大”的青年团组织专门开会讨论给领导提什么意见这就是‘鸣放’的开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则以她的性格一定会积极、直率地提意见。
1957年暂时回国休假，“反右”开始了。资中筠发现，有好多原来的同事年轻人正在被批判(后来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运很惨)。幸运的是，资中筠只参加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还匆匆与陈乐民结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国去了。资中筠反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有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脑子，只知道紧跟。所以我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既没有变成右派，也没有做现在想起来对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国外的资中筠听说国内“大跃进”，异常兴奋，想象着国内的大好形势，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遗憾了。1959年又听说国内遭遇“自然灾害”了，物质匮乏，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很惭愧，于是乎就申请回国，要求跟国内的人们一起同甘共苦。”
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一起奉调回国时，遍地的小高炉早已熄了火。陈乐民主动要求下放农村锻炼，“因为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虽然是组织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认为没有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缺了这一课，老被认为没改造好。”
资中筠正巧怀孕就没有下去。在河北农村工作的陈乐民亲身体验了大饥荒中农村的困难生活——，每天只有不到四两的带糠的口粮，人人都营养不良。陈乐民有一次饿晕了，滚到沟里去，幸亏被老乡给救起来，送到县城医院打营养针。资中筠慨叹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可是老乡就不知道饿死多少。”
当时在北京城的资中筠也浮肿了，早上一起来眼睛就睁不开，一摁一个坑。可是她没有抱怨，“上面说是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更没有怀疑过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工作需要，资中筠仍然不断出国，只要出国一个礼拜，浮肿就消。但是在国内外生活的对比中，资中筠也没有丝毫怀疑，因为“预防针”打得足足的，“虽然住高级旅馆，吃奶油面包，但是‘信念”和‘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当时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面有减少工作时间的指示，但是资中筠所从事的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开夜车，使她因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而终于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疗、休养。
休养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五
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的资中筠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区的农村，完全不用脑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反而治愈了她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更大的收获是，她开始了怀疑。一是农村生产力之落后、农民生活之苦、青壮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与她所相信的宣传差距太大(她所在的农村并非偏僻穷山沟，而是一片平原，土质很好)。真正对最高指示怀疑的引发点的出现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传达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姚说他读了《天演论》、《史记》、《孙中山集》、《五灯会元》等五本书。毛主席批示说，很好，继续努力，必有成效(大意)。听到这样的传达，资中筠忽然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过。8亿人只有一个人替大家读书，读这么点书还要最高领袖赞扬。我突然觉得这事有点荒唐，这么一转念呢，我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她称之为开始“腹诽”。虽然此前隐隐约约想到可能有什么不对，可是不敢想，现在怀疑就像一株嫩草，终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接着，就是陈伯达出事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毛泽东斥为“野心家”，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被发动起来。“昨天那么革命，今天为什么忽然又不行了?”资中筠开始有点保留，虽然她跟谁也不会讲，“等到林彪出事以后，更觉得不对头了，明明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了，怎么忽然就这样了?然后又传达了一个毛主席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说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了，逻辑上更说不过去了，到‘批林批孔’时就越来越荒唐，实在没法跟了。”
本来，资中筠已经做好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认真学习农活，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
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他讲了很多符合常识的话，正是当时大家所想的。她记得他在军委说，什么政治挂帅，思想万能，一个螺丝钉拧不好，飞机就要掉下来。这都是大实话。那时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中国不能那么胡闹下去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对“批邓”紧跟的人少多了，“上面压下来必须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报纸上现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应付了事，领导也不那么认真的来压”，在资中筠看来，“批邓”是一个转折点，“大家开始怀疑毛，但是对体制还不敢怀疑，而是认为如果那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大概就会好了。”
“四五运动”来了，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垮台了……发生在1976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昭示着，新的转机出现了。
六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走马观花地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在飞机上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一番倾谈之后，正在筹建美国所的李慎之向资中筠发出邀请。1985年，资中筠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来以后，那几年我心情特别舒畅，”资中筠至今认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也逐步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走上正轨。
资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图书馆时期，她在当时最开放的学术殿堂，潜心学术研究。当然，她也时时感受到改革时代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虽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对当时的领导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许多知识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资中筠坦陈，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彻底，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所以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耳顺之年”之后的资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退休之后，她的学术精进，《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等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专业研究之余，她的思想日见开阔，信手写来的随笔文章题材广泛而又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因此，知识界尊称她为“资先生”。
“我自己觉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岁的资中筠坦诚的说，“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过去国际关系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现在我觉得，还需要从人类共同的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的幸福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人老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后美国衰落下去了，中国就是第一了。其实，大多数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国的人民很幸福，它们干吗非得做大国呢?有人说，英国没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独立了，但是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没有因此减少，还是原来的体制，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面不是都挺好吗?干吗非得做一等大国不可?”
让资中筠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因此，她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