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 反政府势力泛起 图片一：1869－1871，广东，两位商人和他们的助手。左边的商人身穿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穿的貂皮大衣。图/fotoe 图片二：1870年前后，上海，吸食鸦片的人。此为摆拍的照片，当中表现了当时中国人吸鸦片的几种方式。图/fotoe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文/潇湘晨报记者曾鸣 以“民权”的名义，士绅走上反清道路 士绅的特权 如果你是清朝110万名士绅中的一员，那么，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 是的，你彬彬有礼，饱读诗书，但我从外貌上也能认出你来。你一般穿着长袍，留着长指甲——就像孔乙己力图成为的那样。除此以外，你要是生员，你冠帽上还可以别一枚纯银簪，你要是举人或进士，你可以戴纯金簪。要是你不仅是进士还当了官，那我也知道那金簪上面的更多名堂，比如添点花纹，上镶宝石中嵌珍珠…… 你有特权。犯了事，县官办不了你——你被处置之前，首先要被褫夺绅衔，而县官又干不了这个，因为你在组织关系中是本省学政的人，而学政可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其次，你不用劳役……每年交税，你总能想方设法少交一些。 你走到今天这步并不容易，要像练级打怪一样逐层考试：每三年两次的童试通过了，是“秀才”，成为“低级士绅”；乡试通过了，是举人；再连会试都通过，好，牛逼，你是进士了。全国年均新进士的人数不到三百，一旦中选，是绝对的成功人士。 进士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但考了一辈子什么也考不上的人也是有的。曾国藩的爸爸就到43岁才考上秀才，然后他就把希望交给儿子去了。这种希望是社会流动的最大可能性，是穷人不造反就能改变命运的稻草。有37.2%的进士，祖上三代都是文盲。 你是绅，不是官，但是比官还重要。那会儿一个州县人口在20万上下，可一个县的官，连20人都不到。由于“回避法”，这官肯定还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全得靠你，你是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你在地方上的责任重大，邻里之间闹事打架了你得劝，集资修路造桥疏通河道修缮庙宇，都交给你。 赶上灾荒，你要开粥铺赈灾，赶上兵灾，你得组织乡勇率队赴敌。还有，你有文化，私塾的捐资和地方志的编纂什么的啊，也都拜托你。你还是道德楷模，要组织村民进行思想学习，主要是传诵康熙皇帝的“钦颁十六条上谕”——“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睦……”记住了，每个月念两次。 如果说州县官代表正式的权力，那你就代表非正式的权力。你是地方唯一有力量的集团，也是国家最重要的集团。你知道有人怎么称呼中国吗？“士绅国家”。就如清末民初时贤熊希龄所说:“绅为人民之代表。”在近代中国“民权”倡行之初,“绅权”是最实在的内容。 士绅的出走 你住在乡里，田园牧歌是农业社会的正道。但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也是一种趋势，毕竟城里文化高雅，又热闹。你一般在城里有另一套房，两头走，城里饥荒时你就下乡，乡里闹兵灾你就进城。 19世纪中期，发生一桩大事，加速了你去城里的步伐。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那仗打起来看上去是没完没了。你渐渐在城里头不回来。你的出走对农村造成了深刻影响：乡村学堂少了资助；农业没士绅关心了；每个月两次的思想教育也没人干了，传统礼教，渐渐崩坏。阿Q这样的人物再调戏吴妈，就没人主持公道。 你走了以后最麻烦的事情在于，乡里没有社会领袖。被你抛弃的农村社会失去了和官府联系的中介，农民兄弟们又不会写字，再没有人以书写的方式来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农民的生活一旦陷入绝境，留给他们的出路就只剩下一条：造反。大清的统治基础——乡村社会，动摇了。 在你离开以后，你和那些你曾经庇护的乡民都发生了变化。你成了劣绅、军阀、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寡头；他成了贫民、无产阶级、流民……你们在历史的岔口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绅民冲突”出现了：1904年，广东阳山民众提出了“抗官杀绅”口号，1910年广西全州民变时打出“官逼民反,绅逼民死”的旗号。在你们再次认识并和解之前，社会的秩序是缺失的。 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它的母亲其实是农村。正是农村共同体的松散，社会发生了空前变化，导致这个古老的农业帝国转而向西方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新的技术。 士绅的背叛 也有的士绅仍然留在乡间，还是在读书和做学问。但作为读书人的士绅也在起变化。 1905年，朝廷废科举，士绅开始走向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清政府本来希望你们在学习了新知识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能够热爱并维护旧体制。不幸的是，你们走向了反面。如史家余英时所说，“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1905年7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出席的70来个人全部都是留学生。这一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他们大多成了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反清运动的核心人物。 国内的情况则是：1911年朝廷完蛋的时候，有现代学校87272所，学生近三百万。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纲常，还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这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力量和集体行动的威力。于是，学生们学会罢课和抗议，在辛亥革命中冲劲十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消亡中的士绅集团也对清政府不利。在士绅不再作为传统的特殊集团把持社会后，士绅们和朝廷不再因为支持同一种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而团结在一起了。1909年，各地咨议局经选举成立，咨议员中有89%的人是有旧功名的，以至于“兴民权”变成了“兴绅权”。 按道理，“士绅”变成“权绅”，是对朝廷最保险的情况，谁知道他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北京去请愿，要朝廷速开国会。当局部分妥协，宣布将预备立宪从9年缩短为6年，接着，他们再次触怒士绅：新成立内阁中11个部长只有4个汉族人……多为汉人的老派士绅遂也成为了他们的反对者。 几场叛乱，农民死亡七千万之众 农民的传统 如果你是清朝的农民，我祝你生在雍正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的上半叶（1723-1775）。据法国史学家谢和耐称，这会儿你能比法国路易十五时期（1715-1774）的农民过得滋润。 首先，你吃的不错。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农业革命。红薯、落花生、高粱、玉米从美洲被引进，一年四季，它们都能在贫瘠干旱的地里种出来；康熙皇帝1712年免去丁税（人口税），你每年能省下8到9两银子，余钱很可能比法国农民要多一点。最后，那会你受教育的权利也较好，读好了书能当官，不像法国政权都被贵族把持。 你当然知道皇帝，但他对于你只是一个符号。你若不去赶考或造反，村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热爱赶集。一个健康的农民，几年的时间一般会赶千把次集。你们去那里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参加庙会，逛灯市，或者去找媒婆以物色外村的老婆。 太平年代里，子孙绕膝是件幸福的事情。从16世纪引进红薯那些美洲作物开始，到1800年，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半增长到三亿，人口密度明显高过同时期的欧洲。可是祸兮福所倚，中国古代在财产继承上通行诸子平分，子孙一多，田土就不够，危机遂慢慢出现。1661年到1766年，全国耕地只从5.49亿亩增加到7.41亿亩——人口翻番了，田土的增长不给力啊，连一半都不到。 从此往后，除了头发，你的生活里就很难再找出长过法国农民的东西了。 农民的破产与农村的瓦解 当人口的压力超过了土地能够承受的范畴时，好日子就到了尽头。1799年，乾隆眼看着要跨世纪的时候驾崩了，留给嘉庆一个和珅和三亿子民。嘉庆赐死了和珅，却拿吏治的败坏没法，他更加不能解决人口的压力。 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时除了移民，死一批人在所难免。1796年，白莲教造反，成为清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三合会暴动和苗民造反什么的都来了，嘉庆皇帝治下的25年间国无宁日。 这么着，进入19世纪了。鸦片开始影响农民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你不抽这东西，它就和你没有关系。 抽鸦片要花钱，虽然不花你的钱，但一个客观事实是，1828年到1836年，鸦片贸易导致3800万两白银外流。再加上其他原因，银价开始上涨，铜钱跟着贬值。农民手里差不多全是铜钱哇，交税时一换成银子，立马亏死。1820年，一两白银值1000铜币，到1845年，就值1600铜币了，再往后，还创下过1∶2400的新高。这25年间，就算政府不多收一分钱税，你的负担也增加了至少60%。 朝廷决定打仗，当然打输了。签下的《南京条约》又跟你有何联系呢？上海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过去。从1845年到1858年，广州茶叶出口量从7600万斤降到了2400万斤。茶农、船民、贩夫纷纷破产。 1850年，太平军起义了，数万叛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船民、贩夫。从此时到1878年，捻军、贵州苗族、云南回族、陕西甘肃回族、新疆回族纷纷叛乱。他们都由过不下去日子的贫民组成。这几场叛乱死亡的总人数约七千万之众。 大流血减轻了人口压力，农村的缺地问题得以缓解，而同治年间的农业税收也较太平军反叛前平均减少了30%，如此，到19世纪末以前，再没有农民骚乱。 平安里潜伏着新的危机：农村共同体继续松散，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他们在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后，半无产阶级产生了。1902年四川七八十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达几十万。农村传统的互助体系和政府的救济对此都无济于事，他们被乡村抛弃的时候也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不能再约束他们，这些农村苦力、游民、乞丐，成为鸦片、赌博、卖淫等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并成为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的后备军。如三合会就主要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大量士绅和农民都离开农村后，传统社会体系就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变化，一个边缘的平民阶层也戏剧出现：他们不受法律管辖，不受社会控制，不受秩序制约。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对社会机构进行冲击，加速它的瓦解。 工人慢慢和民族主义先进词汇扯上关系 清朝的工人分两种：传统的手工业者和新兴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你是前者的可能性非常大。上海西南部的松江，有20万棉纺织工人；鄱阳湖东的景德镇，有好几万陶瓷工人；散布在长江流域的茶庄，雇工动辄达几百人。更多的手工业者是家庭个体户。事实上，大部分产棉区的纺纱和织布都是由个体户进行的。 鸦片战争前，手工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向披靡。1571年到1821年，欧洲从南美和墨西哥进口的4亿银圆，有一半花在了中国，全买了手工业产品。到19世纪80年代，手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手工业所向披靡。1880年后的二十年，中国变成了手工业产品的进口国，英美的棉织品和煤油横扫城市与乡村。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的挑战，1887年时，中国八成的茶山被荒弃。 如果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手工业者，我祝愿你在火柴厂、肥皂厂、卷烟厂、玻璃厂或者丝织品厂做工，这是为数不多效益还算好的行业。千万不要辞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1912年，你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了1300万。哪来的？农村破产者。 产业工人是新鲜事物，鸦片战争后才出现，主要分布在广东和浙江，还有香港，那里洋人的造船厂和修理厂需要大量工人。1894年的时候产业工人只有10万人，到了1912年也只有66万。产业工人很辛苦：每天吃一顿饭，工作11个小时，两周休一天。不过赚的还可以，1867年的江南制造局，工人收入是农民的四到八倍。 工人们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可以争取。在1900年到1910年，有案可查的罢工有47次，有时候为了更高的工资罢工，有时候则因为百日维新、义和团、抵制美货这样的事情。工人慢慢地和民族主义这些先进词汇扯上关系，但总的来说其人数还太少，力量还太弱，加上亲属，也不到全部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一。 “买办”与“绅商”步入“官洋夹道” 我想你不会是商人，你怎么愿意做一个清朝的商人呢？有钱不仅不是大爷，反而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士农工商，老末。只有外国人才羡慕你，比如马可·波罗，他说中国的城市是怎么熙熙攘攘的时候，对你的感情显然是正面的。 但你可以买个尊重。比如捐个功名，甚至捐个一官半职。在清代，有一半的官员，都是买来的。1890年以后，政府每年出售官爵的收入稳定在500万两左右，占总收入的4%。 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做一个商人的。原因很简单，人口在增长，科举名额却没有跟着增加。“弃儒就贾”出现了，社会上就已流行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到鸦片战争前后，你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并有了新身份。好听一点，叫“买办”，难听一点，叫“汉奸”。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就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人为“汉奸”。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林则徐轻蔑地对你的同伙——怡和行第五代人伍崇曜说：“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命，如此而已。”吓得伍老板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捡回一条小命。 1895年，清朝输掉甲午战争之后，朝廷终于意识到国家需要实业，在政府鼓励之下，士绅从商的情况大增，陈璧、沈云沛、陆润庠及张謇都投入商人阵营。他们可都是进士出身，其中陆润庠和张謇还是状元。——甚至，连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是状元），也安排儿子和侄孙去从商。等到1900年，你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绅商”。 不过，绅商里，从事实业的并不多。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全国做制造业和矿业的商人，也不过600人左右。但如果你以为做回传统的手工业商人更保险，那你就错了。 以纺织业为例：你的难题首先来自于筹措资金，日本企业能拿到充足的贷款，年利率3%，而中国银行要10%；然后，日本企业由于和轮船公司达成了协议，印度运来的原棉价格比你要低30%；最后，等这些资金和原料做成成品在中国销售时，日本产品还不用交厘金。结果就是，你的棉织品比日本要贵114%。 因此，你的特点出现了，你不仅要在商场上对抗外商，无能的政府也成为你反对的对象，因为它不能为你提供保护。你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管理租界、海关和制定关税，你们还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控制。 1905年到1911年，中国企业的资本在艰难中增加了两倍，一个属于你的阶级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而基于之前所叙的特点，在之后的立宪运动中，你始终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过程中的农民意识的变迁》；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