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一部三卷本的历史小说《曾国藩》风靡大江南北，以此为开端，中国社会兴起了一股曾国藩热。上至知识名流，下至官场小吏，甚至尚在求学中的莘莘学子，无不以师法曾国藩为时髦。曾几何时，曾国藩在历史教科书上还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反动地主阶级的代表，在一夜间突然走红，大有充当万千人精神导师的势头。
十月，湘乡乡间荷叶塘秋色迷人。阳光下的塘中荷叶，虽没有春天亭亭玉立的迷人风致，但充满了收获季节时特有的色彩，茎叶间透出少许慵懒。片片荷叶波澜不惊，秋风吹过，微微点头，颇有几分醉人的气息。建于150年前的侯府富厚堂，稍显突兀地矗立在村野，仿佛在宣示着一个成功者的得意。
当我走进毅勇侯府的大门，穿过宽阔的庭院，游览在布满褒奖牌匾和自勉题词、曾经普通人难以涉足、深深似海的侯府时，一个念头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曾国藩的人生轨迹到底透露出怎样的时代特征？他的成功，之于时代，之于今日意义如何？他与太平军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该如何解读？人们对于他和死敌洪秀全的评价为何至今仍有着如此之多的尖锐分歧？
尘埃虽早已落定，下盖棺之语却并不容易。透过这座号称中国第一乡间侯府，我们或可捕捉到曾国藩及其家族生活若干断面，让我们得以从历史幽暗的深处，感受到某种纠结不清的情绪，体验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苍凉。
两个士子的不同“仕途”
说起湖南的曾国藩，就不能不提广东的洪秀全。如果不是洪秀全平地里弄出个太平天国来，以曾国藩的进取心和能力，有望再继续在其已经腾达的仕途上更上层楼，但即便有机会进入当朝贤臣之烈，也摆脱不了终老于官场的结局，绝不会像后来那样，在历史上天空中闪亮恒久，受人膜拜，当然也曾受人咒骂。
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人年龄仅相差两岁零50天，家庭境况也大致相当，都是处于普通农民和缙绅之间。据说，曾国藩的父亲曾经过16次科考，最终在50多岁时考上了秀才；而洪秀全这个家境较好的农家子弟，幼年时的聪颖在小山村里颇有点名气，以至于同族的人都愿意共同出资来培养他走功名之路。
类似的家庭出身，共同的科举理想，这两位嘉庆皇帝的子民，虽然远离千里，但在人生事业的追求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走科举之路，取功名，追求富贵荣华。然而，科举场上的不同遭遇，使他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1833年，曾国藩在县试中顺利考取秀才，第二年，即1834年在踌躇满志中入读岳麓书院，并乘胜追击，于当年考取举人。1838年，曾国藩在会试中中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而后又在殿试中排名提前。至此，曾国藩仕途的障碍已全部排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一封建社会所有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已告实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
而洪秀全的仕进之路就要坎坷得多。或许是因为他的四书五经读得不到家，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在八股文上下苦功，也许是科场腐败，总之，这位13岁就被选为童生取得秀才考试资格的他，却连考四次都没有跨过功名漫漫路途上的这第一道坎。其中第三次考试时他刚刚23岁，而在同一年龄，曾国藩已经顺利扫平了仕途上的第一道障碍。据说，洪秀全生性暴躁，可以想象屡试不中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据说，这一次考试失败后，他在广州城里一病不起，以至要同乡们花钱请人把他抬回花县老家。
第三次考试失败暗中已经为洪秀全以后人生路的陡转埋下了伏笔。回乡后他不但做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梦，而且也是此时，他从传道士那儿得到了一本宣传督教的小册子。然而，病中之梦和异邦宗教的冲击，并未彻底让这位20多岁的青年彻底放弃博取功名的努力。毕竟，在那个年代，功名的诱惑力太大，而社会主流价值观从小就对人进行洗脑，要想放弃，并不容易。因此，虽然对于当时社会他已产生了严重不满，但只不过发发牢骚。尽管对功名之路有点心灰意冷，但还是没有下决心与其彻底决裂，因此，6年之后，他又一次奔赴广州的考场（这点与洪仁干颇相似，洪仁干在金田起事后甚至还偷偷去广州考了一次试），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这次打击之大，对其心灵创伤之深，估计非洪秀全本人，难以体会。总之，到此时，洪才彻底断绝了功名之念。
在封建社会，科举之路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此，类似洪秀全这种屡试不第的情况可说是一种普遍现象，换作其它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一次又一次考场挫败，顶多是忘掉年幼时的豪情壮志，磨平曾经的锋芒，回到乡间，过上半教半耕的生活了。倘若此，就不会有那后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也就不会有他与曾国藩在战场上的生死博杀。
然而，对于心志颇高、性情暴躁，又背负着全族人期望的洪秀全来说，要让他接受残酷现实，归于平淡，实在是太难了。或许他还没有到吸收道家思想来平衡自己儒家抱负的年龄，或许个性桀骜的他字典里根本没有“妥协”二字。此时，他甩下一句狠话： “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然后，他就开始去忙他的拜上帝会的事业去了，也正是从此，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地域环境的催化剂
19世纪上半期，统领中国的主流思想或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学说。曾国藩和洪秀全，这两个以博取功名为目标的读书人，虽然远隔千里，最初的价值观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对他们走上不同人生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来研究者普遍指出，曾国藩的崛起，与嘉道之际湖南流行的理学有关。曾国藩曾从理学中学习致世之用的思想，而其一生的成就和作为，又再次在经世致用从思想到操作层面都推上了一个高峰，对所谓的“湖湘学派”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曾国藩重视学习，到处拜访名师，他强调日常行为的修炼，强调克已复礼，这种严格的修炼和学习，对其功名之路的顺畅起了很大作用。而终其一生，他也始终践行这种儒家价值观，其人生之路被人概括为“拼命读书，拼命做官”。以至于他的家书，很多也是谈如何读书，如何加强自我修养，如何为人处世这类事情。
和所有传统文人一样，曾国藩到了一定年龄也开始“儒道互补”寻求某种心理的平衡，在治军中，他更是汲取法家思想，但观其一生，儒家思想仍是支配其行为的主体思想。曾国藩始终是一个卫道士，政治上他捍卫清庭的统治，思想上捍卫儒家思想，而从始至终，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叛逆的思想。
洪秀全则不同，叛逆的个性和科举的失败使其逐步走上离经叛道之路。当时广东对外开放和异邦宗教的传播，则为他的叛逆由精神上升为行动提供了土壤，为其反社会的“大逆不道”之举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在封建社会科举史上，像他那样屡考不中的读书人如恒河沙数，但在科举失意之后，毅然决然地捣毁孔子像，洪秀全恐怕是千年来的第一位。而此举，显然不仅与洪的个性有关，更与当时广东地区基督教流行有关。因为，洪秀全的捣毁孔子像之后，并没有变成一个无神论者，相反，他用上帝的画像替代之。
个性、科举经历以及湘粤两省文化大环境上的差异，共同造成了曾国藩和洪秀全后来在信仰上的全面对立。从个性方面看，洪暴躁、自大，曾理性、克制。从科举之路方面看，一个一帆风顺，一个极不得意。从地域文化上看，湘省充满了忠诚的儒家思想，粤省则打开了一扇外邦宗教价值观的窗，使得矛盾的爆发借着宗教的外衣而行。
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和经世致用结合得愈加紧密，令其事业日胜一日，而洪秀全却借用被扭曲了的基督教为武器，全面地批判孔教，构造了具有邪教特征的拜上帝教信仰体系。他将孔教列为罪恶的根源，曾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日后，曾洪两人在战场上相遇，曾国藩言必称洪杨为 “贼”，而洪秀全则称曾国藩及整个满州人、读孔家书的人、当官的人、地主阶层的人为“妖”。一个是杀“贼”务尽，一个是除“妖”不留情。两人从最初拥有共同理想，到最后在意识形态上陷入尖锐对立。
太平军的《奉天讨清檄文》和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将双方信仰上的对立淋漓尽至地表现出来。太平军从华夷之辩出发，高举反满大旗，宣扬一个天国的理想。“满洲乘釁，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 ，“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雠，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字，高举上帝旗帜，反满反传统，对困苦的下层民众显然极具鼓动的效果，也在最大程度上引爆了明亡以来潜伏于民间的反满情绪。
而反观曾国藩的檄文，避实就虚，不谈华夷之辩，将炮火对准太平军砸坏传统文化的行为，诉诸人们天下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
为了增强已方的战斗力，曾洪用各自的信仰来给军人洗脑，这使得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斗极其酷烈。也正因为此，太平洋从兴起到灭亡的13年间，发生的战斗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史无前例。
走出尊贬的陷阱
曾国藩从承办湘省团练开始，到攻破天京城，彻底绞杀太平军残余，共十余年。其间经过多场恶战，赢得不容易。灭“贼”之大功，奠定了他作为同治中兴头号名臣的地位。这种成功，恐怕是他当年苦读四书五经时不敢想象的。一连串顶级的名号头衔和褒奖，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曾氏家族的荣耀。位于湘乡荷叶塘的侯府占地广阔，其气派程度让人吃惊。而思云馆前曾国藩亲手种下的榕树和桂树（意味着荣华富贵），更是骄傲地显示着主人已经那个时代读书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参观期间，导游神秘地对游客们说，攻破天京后，曾国荃搜罗城内美女和无数的金银珠宝，用多条船不远千里运回荷叶塘。导游满怀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批珠宝如今落在何处是个谜。
相对于曾氏家族的荣耀，洪秀全集团的结局无疑是悲惨的。洪秀全自己服毒身亡，洪仁干、李秀成等主要部众被抓后被迫写下自白书，最后被凌迟处死。洪秀全在广东老家的族人，被官兵缉拿捕杀者也不在少数。
从曾洪两人的最终结局，乃至其后数代之人的兴衰来看，曾国藩无疑是成功者，洪秀全无疑是失败者。然而历史并非全由成功者所书写。清末、民国、乃至1949之后，围绕曾洪的是与非，曾几度反复，几度纠缠。
给予洪秀全予以至高评价的第一人是孙中山。孙中山故居离洪秀全故居不远，从小接触过流散的太平军士，孙对洪秀全崇拜备至，曾自称“洪秀全第二”。不过，孙中山头脑异常清醒，他推崇的是洪秀全的民族主义，即疯狂的排满精神。对于其政权的封建性和意识形态的邪教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孙曾说，太平军有民族、无民权，有君主、无民主。后来的国民党早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大致也是推崇洪杨的。比如蒋介石，一方面他非常推崇曾国藩的治兵之策，曾亲自增补《曾胡治兵法》，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另一方面，他对于洪杨的革命精神也是高度赞扬的。
对曾国藩的评价方面，也几经反复。在清末的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不满洪杨的毁名教之举，但对于曾国藩为满州人出力，屠杀汉族同胞的事，也是颇为微词的。然而，国民党后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逆转，一改褒洪贬曾，转而贬洪而褒曾，其中的原因在于随着共产意识形态由北方苏俄传来，蒋介石及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其有与拜上帝有同样的邪教性，视其为我中华传统的至大威胁。
对曾与洪的评价涉及到多重冲突，既有中外文化的冲突，也有阶级的冲突，更有国内满汉之间的冲突。不同的人乃至不同的政党，往往从一已之利出发，尊一方而贬另一方，其所选择性引用的论据，似乎都能自圆其说。正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蕾特一样，中国人看三国，也总是无法摆脱尊刘贬曹，或尊曹贬刘的对立式思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冯友兰的话，恰好道明了困挠人们的对立思维。
然而，历史有时要比这种二元对立复杂得多，动机和结果也常常呈现出矛盾之处。洪杨之祸的最直接正面后果，就是将汉人的反满情绪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辛亥革命成功创造了条件。而曾氏之卫道，在当时混乱不堪之局势下，亦为一必然。如果洪扬政权在全国成功，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比满清更好的统治。从维护名教出发收拾洪杨，就今天而言，并不是什么进步的旗号。曾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或许为其后期开展洋务作了一点准备，但就制度和文化变革而言，予社会进步并无其它推动之功。
曾国藩和洪秀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末期的两个死对头，尽管生前在成与败、荣耀与耻辱上存在着宵壤之别，但两者都不代表新的文明。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自始至终，他们都是为了实现他们少年时代致力于科举时最初梦想，区别在于，一个走传统之路并获得成功，一个走叛逆之路，在到达高峰后跌落深渊，区别不在于目的和性质，只在于道路。
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大可不必将二者对立起来。这场封建社会末期的蕴含着多重矛盾的惨烈斗争，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前的一次矛盾的大暴发。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也就可以跳出冯友兰先生的二元对立陷阱。
今天，不管你是游览因一句“独服曾文正”而保存完好的湖南湘乡荷叶塘的富厚堂，还是参观因尊为农民起义领袖而得以复原的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穿过历史的时空，我们如能跳出一时政治的功利性评价，走出历史二元对立论的陷阱，那么我们看到的或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深重伤痕。
曾国藩和洪秀全，个人或有得失，但谁成谁败，都掩盖不了这场斗争的悲剧性，它只是一场民族的悲剧，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