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从欧洲传入中国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在此之前，早在唐朝（公元618至907年），基督教就已首次传入中国。但继公元845年迫害佛教的浪潮之后，基督教也被围剿殆尽。
1280－1367：元朝皇帝对宗教实施宽容政策，西方传教士、其中大多为修士，重新进入中国，他们为元朝朝廷提供天文地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服务。
1368－1644：明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与世界隔绝近三百年。但其间也有教士前来中国传教，如明朝后期耶稣教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到达北京，经历了明清两朝的交替，死后葬于北京。
1583年：耶稣教教士利玛窦因博学多才获得明朝皇帝青睐，特批允许在中国长期居留。
17世纪：明末清初，耶稣教教士把传教置于传播科学知识之上，获得朝廷授予的重要职位。接着，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方济各会修士和奥古斯丁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
1715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基督徒参加朝廷组织的祭祖和祭孔活动。此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不能公开活动。
1819年：苏格兰新教教士马礼逊首次把圣经全文译为中文。
1900–1901:义和团暴动期间，因殖民大国大肆干预中国，中国的仇外情绪升级，无数基督教区受害，数千名基督教徒在暴乱中被杀死。
1912：中华民国成立，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基督教传教活动得到大幅扩展。1924年，中国的“国家神职人员大会”逐步把教会职责转交给中国教士。
1937－1945：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势力坐大。中日和美日交战使外国传教士陷入新的困境，许多传教士被关被杀。
1949－1958：共产党掌权后，教会完全落入国家控制之中。1950年镇压反革命势力条例公布后，基督徒受到残酷迫害，传教士被驱逐出境。1960年前，所有培养教士的神学院被关闭。
1957：北京中断了与梵蒂冈的一切外交接触，成立了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联合会”。严禁天主教徒与梵蒂冈接触，同时，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形成。
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止一切宗教信仰。宗教场所遭到破坏或改为它用。无数主教和教士被关押在劳改营中。许多基督教徒成了思想意识斗争的殉葬品。西方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基督教徒的处境。
1976年：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治下开始了解冻天气，教会生活缓慢开始恢复。
1982：中国制订新宪法。对宗教不再严厉镇压，宗教重新发芽。梵蒂冈执行对中国亲政府一派和地下教会一派同等重视的政策。
1989年11月21日：尽管梵蒂冈有顾虑，但数名地下教会的主教仍然成立了一个忠于罗马的天主教主教会议。此后几个月内，成立该组织的大部分主教被捕。中国对教会开始新一轮迫害。
1992年9月：经国家批准，中国天主教第五届全国大会决定对中国官方教会进行结构改革，设立“中国主教会议”和“中国天主教爱国联合会”两大机构。梵蒂冈越来越多地承认爱国教会的主教。
1995年：天主教徒必须加入“爱国联合会”。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一再遭到逮捕和虐待，教会财产被没收。
2000年8月至9月：教皇对在中国殉教的120名教士封圣之前，梵蒂冈与北京关系趋向紧张。中国政府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压力加大。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士和德高望重的教徒被捕。
2005年：在梵蒂冈从教皇保罗二世过渡到本笃十六世期间，北京与梵蒂冈之间出现了接近的新信号。中国领导人提出，梵蒂冈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
2005年10月：梵蒂冈召开世界主教大会。教皇本笃十六世出人意料地也向四名中国主教发出了邀请。但他们没有获得中国当局批准出境。
2006年：中国打破了最近几年的惯例，在没有经过教皇批准的情况下任命数名主教，此事引起了梵蒂冈方面的不快。实际上，这几年中国主教的任命都经过罗马和北京的默许。
2007年1月：梵蒂冈的中国问题高级会议指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主教和教士都与教皇站在一起。
2007年6月30日：教皇本笃十六世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公开信，发表前并通知了中国政府。教皇在信中号召信徒与教皇和世界教会占在一起，并要求在中国实现没有国家干预的宗教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