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证监会主席的关键时刻
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 ●李国魂
历史惊人的巧合。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的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崎岖坎坷、坚强果敢成长中的第20个年头。
20年，中国股票账户和基金开户数双双超过1亿大关，有千万个家庭和机构参与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一举一动牵动着13亿人的脉搏和心跳。
20年，沪深股市由最初的13家上市公司，而今已突破2000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不断创出新高，A股市场年融资额已经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全球9个市值总量逾万亿美元的交易所中，唯一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交易所。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他们并非和其他的部长们有着显著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执掌令无数企业和股民瞩目的证监会，是资本市场让他们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
循着五位掌门人各自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和经历的重要事件，足以勾勒出20年中国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令人纠结的难忘岁月。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国家金融人才奇缺，拥有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和留学背景的博士更是凤毛麟角。
出色的专业背景、胆魄和学识，让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影响了中央决策，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场试点”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下来。
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最前沿阵地的，却是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这起股票认购舞弊案，导致沪深股市暴跌，短短三个月，深圳股价指数从310点猛跌到164点，上证指数从964点暴跌至386点。
“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的一系列创举。
建立监管模式成为他的开山之作。他带队多次去境外考察访问学习，精心反复比较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等三种市场监管模式的异同，最终参照运用香港模式，建立了四层监管体系。
利用股票市场吸引外资，大胆进行证券产品创新，推出H股、N股，成为刘鸿儒开山鼻祖的重大贡献。早在1990年，刘鸿儒受命开始研究利用国内股票市场吸引外资的办法。在1991年推出B股以后，紧接着，他与当时的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牵头组成内地国有企业改组到香港上市的联合工作小组。1993 年6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与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签订了五方监管合作备忘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大门由此打开。
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35.79,-0.71,-1.95%)成为中国内地首家H股的上市公司。
1993年，上海石化成为内地第一家股票同时在香港、纽约、上海三地上市的企业。
1994年8月，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第一上市地挂牌上市，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进入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序幕。
“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要完善股票市场的风险管理，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刘鸿儒认识十分清醒。
为此，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主持制定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23个配套法规，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付诸实施。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他在一个重大事件后上任，又在另一个重大事件后卸任，既是巧合，也是命运安排使然。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同时担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建设银行(4.70,-0.02,-0.42%)监事会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也许是已经有了担任大型银行监事会主席的经验，也许是长期从事金融领导工作养成的习性，强化规范运行成为他始终如一的理念。
在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真要实施起来谈何容易？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 “327” 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
为把“327”国债期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周道炯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使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1995年5月18日，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画上了句号。中国内地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监察部等部门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以渎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7年。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此次事件的影响，无异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发的资本市场动荡。
以此为契机，在1996年，周道炯亲自主持并连续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 “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 “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为在规范中求得更快发展，扭转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规模普遍偏小、效益差的局面，他向中央提出了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建议：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听取意见并支持证监会依此推进实际工作。为此，周道炯果断改革发行方式，将以往向各省下达发行额度，改为向各省下达上市家数，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上市。
他的以规范求发展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他的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1997年7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庆。离任时，他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的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亲自主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唱多，甚至给股市带来持续两年的上涨。
周正庆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这样的“政策市”是国际惯例。以善意的思维释怀，股市必须得到呵护。甚至他利用出访机会，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探讨对证券市场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必要性问题。
他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况且，当时国内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出，这都成为这位资深金融专家下决心让政策介入调控股市的充足理由。
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
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投资基金等，尤其是关闭了牵扯到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5·19” 井喷行情。
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同年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社论调控股市的一幕再次上演，《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反弹的结束，而只是恢复性行情，是长期上升行情的良好开端”，“股市的指数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势正常，热点正常”。
6月25日，股市创出历史新高达到1564点。6月30日，上证指数上攻至1756点。9月9日，证监会又发布“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3类企业获准进入二级市场”的重大利好政策。股市在政策的极力呵护下一路高歌猛进。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
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2008年，他依然对政策干预和调控股市的坚定信念不改：“据我的经验，没有市场底，只有政策底，政策到位了，下跌的指数就到底了。只要我们组织好调动资金，有足够的资金果断入市，使广大投资者看到政府的决心，才能真正解决信心的问题。”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
2000年，成思危对基金言辞激烈的批评、王国刚对基金四大根本性问题给予的否定、许小年的“千点论”、“推倒重来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而10月8日《财经》杂志发表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揭露，将基金黑幕问题推向了顶峰。吴敬琏针对“基金黑幕”发出的“股市赌场论”，终于引发了一场论战。
周小川，正以此为契机，开始施展他一系列强化监管的组合拳。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加盟中国证监会担任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随后，股市黑幕相继曝光，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以及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5.69,-0.10,-1.73%)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2月15日，周小川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欢迎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并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予以处理。加强市场监管是证券监管部门的长期工作。“我们希望上市公司的股价能够反映公司的质量，因此要坚决反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2001年2月20日，《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出台，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如果不能在限期内实现盈利，将依法终止上市。“PT水仙”成为新政后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
自2002年开始，要求申请再筹资的A股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应分别经国内、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2002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对外发布，并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股市却整整经历了5年熊市，沪指从最高点2245点下跌至998点，暴跌56%，股市蒸发市值近2.3万亿元，投资者被悉数深度套牢，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崩盘边缘。
周小川上任之时，上证综指为1634点，正值大牛市的持续，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当时新高。而他离任的2002年12月，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00多点。
尽管争议重重甚至屡遭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小川确实改变了中国股市。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2.62,-0.03,-1.13%)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这波行情恰恰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
而启动并成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却是在股市持续暴跌所引发的一片谴责质疑声中，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迈出了前无古人的改革步伐。
作为金融专家，他深刻认识到，股权分置作为重大基础制度的缺失，长期以来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发展的创新，要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一制度瓶颈。而国有股减持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连续5年暴跌。这也迫使自己主导的股权分置改革完全变成了背水一战，毫无退路可言。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走向成功，股改制定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步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国九条”，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31日，证监会联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两部委用行动来表决心。
2005年5月15日，尚福林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同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相继出台鼓励基金投资、向券商注资再贷款、暂减红利税、暂免支付对价产生的印花税和所得税、允许控股股东增持、推出权证等七项利好政策。并先后推出两批共计46家企业进行试点。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21.49,-0.29,-1.33%)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行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当日上证指数暴涨超过8%。
2005年8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截至2006年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269家公司完成了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市值占比97%。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由最低点998.23点上涨到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最大涨幅为513.6%。这也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位。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沪指用短暂的一年时间，急挫至4459.11点，暴跌幅度高达 72.81%，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市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市场。就是当前的股票指数，虽然比他上任时涨幅超过100%，但是，市场参与者大多亏损累累。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依然问题多多？一切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而他主持推出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使中国资本市场的羽翼更加丰满，在全球也更加显得举足轻重。
证监会历任主席大事记
(1992－2010)
刘鸿儒
在职：1992年10月26日－1995年3月30日
1992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标准化证券期货合约国债期货合约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1993年4月22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1993年5月5日，我国内地首部期货市场法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在香港发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
1993年7月，上海石化将其H股的50%转化为ADR和GDR，分别去美国和欧洲配售，筹资2.22亿美元。
1993年9月30日，宝安宣布收购延中，由此揭开收购上市公司第一页。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1994年8月，山东华能国际(5.95,-0.07,-1.16%)电力公司成为中国内地首家N股。
1995年2月23日，“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
周道炯
在职：1995年3月31日－1997年7月11日
1995年8月9日，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成为“北京北旅”的第一大股东。这是我国内地证券市场首例外资A股大股东。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股市应声而下。
1996年12月16日，两市执行10%的涨跌幅限制、上海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A股均采用集合竞价。
1997年3月，北京大唐发电(6.54,-0.06,-0.91%)股份有限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进入欧洲资本市场的公司。
周正庆
在职：1997年7月12日－2000年2月23日
1997年5月，天津中新药业(16.29,0.00,0.00%)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首家S股。
1997年8月15日，沪深证交所划归证监会直接管理。
1997年10月8日，国务院原则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1998年3月23日，金泰、开元、兴华、裕阳、安信等五大证券投资基金和南化转债、丝绸转债两个可转换债券相继登场，成为机构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扩大的标志。
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决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实施股票交易特别处理。
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证券法》，并于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
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大政策”，引发“5·19”行情。
周小川
在职：2000年2月24日－2002年12月26日
2000年10月8日，《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引发股市大讨论。
2001年1月13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的讲话，被概括为“股市赌场论”。
2001年3月，刚刚离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史美伦，被力邀担任中国证监会专司监管工作的副主席职务。
2001年2月20日，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2001年2月20日，证监会宣布，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币交易B股。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引发股市暴跌，10月23日决定停止执行《减持办法》。
2001年9月4日，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宣布发行。
2001年9月，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许小年提出“千点论”和“推倒重来论”。
2002年11月5日，证监会和央行联合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尚福林
在职：2002年12月27日至今
2003年10月28日，《证券投资基金法》通过审议，于2004年6月1日施行。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史称“国九条”。2004年10月25日，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中小企业创业板块启动。6月25日中小企业板块登场，首批8只股票上市。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5月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正式启动。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的股改方案获得高票通过，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全流通的上市公司。
2006年10月27日，全球最大IPO中国工商银行(4.18,-0.03,-0.71%)A股、H股在沪港两地同日同步上市。
2007年6月20日，证监会颁布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和相关通知，QDII制度开始实施。
2009年3月31日，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
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正式揭开帷幕，首批28只股票同日挂牌，刷新了中国股市多股齐发的历史纪录。
2009年12月31日，沪深流通股市值占到总市值的61.64%，中国A股市场迈入全流通时代。
2010年4月16日，首个金融期货——沪深300(3215.453,-34.06,-1.05%)股票指数期货合约正式上市。
首任主席的难题
口述I刘鸿儒 采访整理I《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
尽管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被业界尊称为“股界泰斗”、“五道口之父”的刘鸿儒，年已八旬的他依然像个教授，儒雅、严谨、认真。
9年前，记者为了采访，曾去过他位于东便门的家，有幸接受他的教诲，倍感他老师般的慈爱。9年后，恰逢中国证券市场20年，记者有幸再一次聆听他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讲述。
谏言总书记保留“试验田”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上海、深圳的几个证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场面一片混乱，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当时我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虽然到体改委的时间不长，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研究当前证券市场问题。
记得那时深圳仅有5只股票上市，但涨幅却很惊人。1990年5月至6月的一个月中，这5只股票涨幅分别是：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而且，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上海、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
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看法不一致。有的明确提出来要求停止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市场的存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分歧也很大，政府主管部门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股票市场的存废处于危急关头。
1990年11月28日，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总书记悄声对我说：“在回京的途中我们谈谈股票市场的事情。”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我，我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最后，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明确表示：“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
临下飞机时，江泽民对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改革试验继续进行，暂不扩大。”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中国股市改革的试验田被保留了下来。
向台湾朋友取经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后，由于是地方管理，股票市场非常混乱，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深圳“8·10” 事件。“8·10” 事件的出现，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年9月的一天，朱镕基副总理找我谈话，要我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他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我说，出了事当然要我来承担。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
朱镕基找我谈话之后，我抓紧赶在证监会正式成立之前迅速做了一件事。就是邀请台湾的朋友到北京来开座谈会，让他们介绍台湾证券市场和证券监管方面的经验及教训。至今想起来，那次座谈会开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次座谈会是我的台湾朋友帮忙组织的，他们自己花钱租了凯宾斯基酒店，因为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也没有钱可供开支。我们整整座谈了三天，这三天对我今后在证监会工作帮助非常大，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台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比如，台湾的股票市场散户居多，散户聚众闹事的情况也不少。台湾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以后，很多散户都买了股票。买股票的时候股票指数是12000多点，后来很快跌到2000多点，于是这些散户闹事，在“经济部”门口静坐，要求退股票。
台湾的朋友说他们作了错误的决策，退让了一步，结果以后给投资者形成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赚钱就拿走，赔了就找政府，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后绝对不能做。
谈到深圳“8·10”事件时，他们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元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发生舞弊现象。
后来，我把这些经验写成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实际中也采取了透明的无限量发行认购表的办法，解决了当时股票发行的困难。
朱镕基否定再设立津汉交易所
我当证监会主席时，正赶上全国股票热的浪潮。许多省市政府负责人纷纷要求在本地建立证券交易所，尤其是武汉、天津、大连这三个地方，当地领导三番五次来京迫切要求建立证券交易所。
武汉市政府提出在武汉建立中原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天津市政府提出建立华北证券交易所，大连提出在当地建立东北证券(23.65,-0.16,-0.67%)交易所。他们都看到建立证券交易所对当地的股份制改制、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奖金流入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要求非常迫切。
我去美国和日本考察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国家建立多少个交易所为宜的问题作了专题调研。就拿美国来说吧，在华尔街一条街上，前面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后面又有美国证券交易所。当时我们了解到，美国共有7个证券交易所。
我问他们：“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可以在网上实现交易，为什么还要建这么多交易所？”他们回答得也很清楚，一句话：“鼓励竞争，提高效率。” 他们认为，通过竞争，不同的交易所形成不同的对象和各自的经营特色，这对市场是有好处的。日本也如此，他们不是用行政手段建立和归并交易所，而是通过竞争使其发展、重组、定位。
中国应当组建多少个证券交易所比较好呢？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差别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别较大，只靠单一的交易所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我曾经考虑，如果条件成熟可在天津、武汉再设立两个交易所。
经过调查研究，我在1993年7月6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报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的报告。1994年1月，我又以个人名义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了一份关于“增设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朱镕基副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有一个出台时机问题。”后经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国务院决定在当时证券市场的交易和管理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先在上海、深圳两地试验，没有同意其他地区组建交易所的要求。
当时朱镕基没有批准还有一个原因。海南省自行建立了一个交易中心，实际上就是股票交易所，进行股票上市、交易。这个交易所的建立没有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到海南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并找我去海南协助处理。
当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市陪邹家华副总理出差调研，接到通知后，通过军队找来一艘舰艇，直接去了海口。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撤销这个交易所。对已上市的每个公司进行研究和审查，具备条件的则转到深圳交易所上市。
江泽民两次询问股票定价
怎么定价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各种不利于市场正常发展的投机行为，很多人主张证监会管价格，即规定股价是市盈率的多少倍。
我当时认为，再困难也要逐步走市场化的道路，由股票的供求双方确定价格。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由主承销商和申请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根据市场状况来确定发行价格。
在我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我曾两次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上海视察工作。第一次正赶上股市二级市场价格上涨较快，江泽民总书记听到反映，说国有企业吃亏了，是因为发行价格定低了，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市场供求双方确定的价格，二级市场价格高，人们才有积极性去购买股票。”
第二次又赶上二级市场价格下跌，有的甚至低于发行价。江泽民总书记又听到投资者反映，说他们买原始股吃亏了，是因为价格定高了。我说：“这是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直接去参与定价，只能制定规则，负责监管，向投资者公布信息，由投资者选择买不买这种股票，自己承担风险。”
1993年11月12日，朱镕基副总理批转给我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报告，让我们研究平准基金问题。我在给朱镕基副总理的报告中说：“我找了一些专家进行了研究，并请教了香港和外国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案例，它不但解决不了稳定市场问题，还会造成政府包揽市场、群众依靠政府的后果。”这个观点在陪同江泽民出差期间，我也表达过。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市场定价的原则，如果政府干预企业本身的股票价格，会后患无穷。
惊心动魄的救火生涯
口述I周道炯 采访整理I《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
已经退休多年的周道炯如今依然活跃在资本市场的前沿。讲学、会议、访问，每天的工作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只要不出差，他就会来到位于北京金融街(6.93,-0.16,-2.26%)上的中国建设银行的办公室处理文件。
与建行一街之隔的就是证监会的大楼，从证监会退休后，他回到了建行。10年建行行长任上，远远比不上3年证监会主席任上惊心动魄。10月19日，在中国建设银行17层的办公室里，周道炯在向记者讲述15年前的那段证券职涯时，依然激动不已。
“回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应该说，在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和中国证监会主席这段工作经历，虽然短暂却是让我最难以忘怀的。在中国股市的‘火山口’上坐了三年，这期间，我既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壮大感到欣慰，也时常为中国股市的波澜起伏、充满风险而忐忑不安。”
“九五”计划和“八字方针”
1995年2月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当时刘鸿儒主席正好到了离休年龄，在这危急关头，组织上任命我出任证监会主席。
1995年3月，我临危受命。面对“327”国债期货事件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加入股票市场的极度低迷，我紧急着手狠抓证券市场的整顿与规范，加大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从而稳定了证券市场的秩序。
面对当时的证券期货市场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组织证监会骨干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份关于证券期货市场“九五”时期和到2010年的发展规划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法制建设、市场规范、加强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人才培养、发展机构投资者、国有股法人股逐步流通，以及建立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等9条重大的政策措施。
1995年6月，李鹏总理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当时央行行长、财政部长、计委主任、经贸委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等都参加了。李鹏总理听后作了重要讲话，支持规划中的一些措施。
虽然证券期货市场“九五”时期和到2010年的发展规划没有正式下发，但证券市场基本上是按此精神在逐步实施，应该说“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1995年12月，上交所成立5周年庆典，我带领证监会部门领导出席，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临视察，在座谈会上当面对我们说，送你们几句话：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后来我们把它归纳为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对市场稳步健康发展起了积极重要作用。
加入国际证券组织
让我至今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事，是中国证监会加入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并让中国台湾在这组织中改名。
那时，虽然我国成立了证监会，但在国际证券组织中还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上任之后，我们就积极申请加入国际证券组织，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和争论。
1995年6月，国际证券组织在巴黎召开年会时，我率团参加，当大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会员后，我率团进场时全场掌声雷动，我在台上发表了10分钟的演说。
在要求中国台湾改名这一问题上，时任中国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先生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开创民企上市先河
到证监会任职后，我发现当时的资本市场比较单一，只有国企才可以上市，由于当时对民营企业上市没有政策，所以民营企业是不让上市的。我想，如果扩大上市公司的范围，让民营企业也进入资本市场，不仅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活力，而且也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平台该有多好呀。
正好，当时在全国工商联当主席的经叔平有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经老问我：“现在上市公司全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民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呢？”我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经老说：“搞几个民营企业上市怎么样？”我说：“可以呀，这样吧，你推荐，我来办。”
于是，我们立即向国务院汇报，搞几个民营企业上市做试点，国务院没表示意见。1996年初，我们就试着让希望集团等三家民营企业上市。1997年又搞了很多民营企业上市，后来就慢慢放开。在我离任时已经有近百家民营企业上市了。
评论员文章出台内幕
1996年春节过后，股价暴涨。据说，为了炒股票，北方有农民甚至把耕牛都卖了来炒股。股民急剧增加并超过2100万户。
为了控制风险，减低越烧越旺的牛市之火，我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然而这“十二道金牌”也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到了1996年的12月，深证成指和年初相比涨幅达到3倍以上，涨幅居全球股市之冠，股市陷入极度狂热之中。
在此情况下，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很重视，提出让证监会写一篇文章给全国股民进行风险教育。按照朱镕基的意见，这篇文章要以证监会评论员或者是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发表，我考虑这样不好，因为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不能评论，我建议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李鹏、朱镕基都同意了。
1996年12月16日，一篇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指出，股市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股民暴涨必有暴跌。正是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有权威，党报评论员有独具的敏感性和权威性，于是，一场“十二道金牌”打不下的股市之火，瞬间被浇灭。与12月的高点相比，深沪股市当月的最大跌幅分别高达38%和31%。
为了监管证券市场，这期间证监会又重新恢复了涨跌停板制度，股票和基金一天内上涨或者下跌不能超过10%。涨跌停板制度在中国股市初期曾经实施，当时是为了抑制过度投机的市场炒作，但后来沪深交易所先后放开股价，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
恢复涨跌停板制度后，有些同志不大赞成，包括我们的一些专家和学者，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当时采取这个措施是完全必要的，等将来证券市场随着市场稳步发展，成熟以后，自然就会解决了。
啼笑皆非的往事
在证监会当主席的时候，我遇到很多让人心惊肉跳和啼笑皆非的事。有写恐吓信的，有打电话威胁杀我全家的，有要炸证监会的，有声称到证监会去跳楼的，还有向我求救的。
一天晚上，证监会值班室突然打电话给我，报告说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知一些人从云南运了一车炸药，要来炸证监会。当时，我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征得国务院两位秘书长同意后马上报告公安部部长，公安部立即调集干警采取防范措施。第二天下午，值班室又接到电话，说炸药已经安放在了办公室。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公安部门立刻让警犬一个一个房间地嗅，结果是一场虚惊。
那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也经常发生。有一次我在上海调研，上海证监局主任张宁来我住处向我汇报工作，当时她的司机开得太快，违规闯了红灯，路上遇到交警拦车，张宁说是去向证监会主席汇报工作，交警二话没说立即放行。因为这个交警当时买的股票赚了钱，对我的名字也知道。
上海调研完后，我去一家医院体检做B超，一个年轻的副主任拿着病历表问我：“你叫周道炯？哎，你不会就是那个证监会主席吧？”我说：“对不起，我就是证监会主席。”他马上很客气地说，主席您请坐，并悄声问我买哪只股票好呢。
我到香港出访期间，司机在京开车不小心碰了一下。当地小报报道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出车祸了。看来我的车牌号已被社会很多人关注了。
股票跌的时候，四川有一个小学生给我写信：“我敬爱的周爷爷，我父母亲是工人，父亲下岗了，炒股票，又跌了，爸妈回家吵架，我现在学习不安心，怕考上初中都上不了了，我请求周爷爷下个命令，帮我们把股票提起来，救救我们。”我看完这封信后感触很多，批请各位领导传阅。看来股市基本知识和风险教育极其重要。
在我当证监会主席三年的日子里，是中国证券市场跌宕起伏最大的三年。这三年，也是我当救火队长的三年，由于证券市场上新生事物多，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跟不上而事件频出。我既要培育、扶持和发展这个市场，又要开拓进取，大胆尝试，改革创新法制监管，规范市场。
“我一直致力于推进牛市”
口述I周正庆 采访整理I《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南焱
一向低调的周正庆，11月3日，在证监会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还是9年前记者采访时见到他的风格，他对资本市场的问题言辞依然犀利。总结自己在任时的经历，“5·19”行情当属他的得意之作。
“琼民源”是我抓的最大案子
1996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依法查处了“琼民源”案，这是我在任期间抓的最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经过了国务院证券委、审计署、央行、证监会近一年广泛深入的调查。当时查实的情况是，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1996年度报告和补充报告所称年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金共计增加6.57亿元的内容严重失实。其中5.4亿元利润是虚构的。
“琼民源”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公司及其他人签订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的无效合同是编造的。6.57亿的资本金是“琼民源”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确认的情况下编造的。“琼民源”的控股股东联手在“琼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公报利好消息之前大量买进“琼民源”的股票，1997年3月前又大量抛出，获取暴利。
“琼民源”的第一个问题是利润和成本间的弄虚作假，第二是他们在弄虚作假的消息公布之前买进了大量的股票，然后公布了假消息，股票涨了之后赚大钱。
调查清楚之后，对该案做了严肃处理。通过此案的查处，使我们更加重视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在加强建立健全法规的同时，加快推进《证券法》的立法工作。
“5·19”行情的启示
在我出任证监会主席的日子里，最值得记忆的事就是“5·19”行情。
1997年至1999年年初，中国的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上证指数在1100点左右徘徊。连续两年的徘徊，使资本市场萎靡不振，股民信心不足。
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时候，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相反在持续低迷的时候，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面对两年的持续低迷，政府是否应进行干预和引导？
开始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说应听任市场的发展，证券主管部门不用管，只要加强监管就行了。有人说，市场低迷，政府和主管部门就应该想办法出措施来引导市场。
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证监会是资本市场的主管部门，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与证监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对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证监会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没有哪个国家不干预资本市场的，没有不用政策和措施去支持和引导市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干预，用什么方法进行干预。
在资本市场持续两年低迷的时候，我觉得正是证监会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引导市场的最好时机。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1999年3月，我们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提出了六条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措施。1999年5月中旬，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
当广大股民知道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文件后，5月19日那天，沪市上涨51点，深市上涨129点。随后，沪深股市一扫往日的低迷，走出大幅攀升的行情，30个交易日内股指上涨65%，最高点涨到了1700多点，股市开始扭转持续低迷、信心不足的现象。
从“5·19”行情后，我在证监会工作的两年里资本市场一直是牛市。2000年6月，上证指数涨到了2200多点。
“5·19”行情告诉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时刻关心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向，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正确引导市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与梁定邦商量保险资金入市
我在任时，经国务院同意聘请梁定邦先生当顾问。我们之间合作得很愉快。
记得有一件事，当时我国的保险资金是不准进入资本市场的。我和梁定邦经过调查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资金和商业保险资金一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达到增值的目的。于是，我跟梁定邦商量提出允许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建议，并委托他当面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讲明情况。后来证监会正式向国务院写报告得到批准后付诸实施。
那时凡是出台重要的法律法规，我都会征求梁定邦的意见和建议，他对推进证监会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顾问作用。
对话周正庆
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照搬国外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学习西方国家，要金融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只能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周正庆：我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要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做法，金融要自由化，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的问题要由市场解决，证监会只能当裁判员的观点是片面的，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尤其是它消极阴暗的一面。过去我们把西方当老师，认为他们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味地照搬硬套。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它的消极的一面，纠正了我们不少的偏见和误区。因为资本主义资本市场具有它的特性，经过多年对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调查和研究，我将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归纳为“三性”。
《中国经济周刊》：是哪“三性”呢？
周正庆：第一是脆弱性。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昔日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却呈现出外强中干的一面。世界知名的五大投行顷刻间土崩瓦解，美国1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在此之前是估计不到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要盲目崇拜。
第二是贪婪性。过去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法律健全、信用可靠。现在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的看门人——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了追逐利润，收取高额评级费，竟然违背职业操守，公然弄虚作假，还在上面贴上优质的标签，欺诈了全世界。
第三是欺骗性。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贷款难以收回，美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消化自己的不良贷款，而是转移风险，搞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大部分是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不良贷款。而三个信用评级机构将这些本来是不良贷款的债券评为优质，就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
三个评级机构在议会上作证时承认，他们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中国资本市场决不能搞美国那一套，我们决不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搞弄虚作假、欺骗广大投资者。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新生事物，您刚才讲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是在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我们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周正庆：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美国的贪婪本性，因欺骗的手法造成的。我们要吸取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的某些做法，要学习借鉴对我们有利的，排斥对我们不利的，而且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周正庆：中国资本市场与西方相比都具有筹集资金的共性，但其性质与目的有所不同。
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个人攫取最大的利润，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了攫取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
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其目的是小平同志所讲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
因此，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坏就是要看是否实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标准。
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既不能脱离国际市场搞封闭运行，又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