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华尔街灰姑娘的成长记

尽管我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就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我能干好这份工作。这只是求职求生的开始，困难还在后面。首先，我不懂专业，也不懂专业术语，而且我和同事之间没有任何认同感——我和公司的人不是一类人。我们不同的中美文化背景暂时不提，就打我到美国后，我一直都在学校呆着，而我的同事，大都是久经华尔街沙场的老手，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价值观念这些大问题我们也暂时不去考虑，最先要考虑的是语言。

在新移民中，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有多少语言办多少事。如果不懂语言，那就只好去干不需要语言的事，很多新移民于是只好去干苦力，等语言上去后，再慢慢改变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我的问题可有些特别：我的英文在美国文学院修炼了七年，说得从句套从句，谁也没有耐心听！公司同事们的遣词造句跟我完全不同，更不要说谈话内容了。我爱用学院派英语，用大字，难字，长句子，且一个句子主、谓、宾、定、状清清楚楚，可往往不等我把话说完，就遭人“好意”地打断，因为我说话太绕，是念博士时被学校给“硬”培养出来的，是“有教养的、语法正确的英语”。被人打断好几次后，我就感到憋得慌，感到孤独。

还有，同事们讲的笑话，我也大多听不懂，余下的，又太“低级”。有些笑话，我觉得简直不好笑，可他们哈哈大笑。想想：别人都在开怀大笑，你只是脸皮在动，那滋味好受？他们讲的人和事，我更不知道：州与州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闹不清楚，我也不懂棒球，也不懂手球，更不懂美国的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关我什么事啊？我常在心里嘀咕我干吗到这家公司来了？可我的好胜心又偏要让我的美国同事们接纳我，我也要接纳他们，这真是谈何容易！说话和平时生活中看来最无关紧要的事，真正地是我上班后最难应对的事，使我伤了好一阵子脑筋！

要变成同事中的一员，还得在钱这个概念上修正自己。美国人喜欢今天用掉明天的钱，而中国人则喜欢今天为明天省钱。一个外国人，在国外亲人全无，如果平时不省一笔钱下来备生活中的不测，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由于曾经在中国人开的股票交易中丢过钱，我真的怕没钱的日子重演，因此，我很俭省，不该用钱的时候，绝对不用。好了，我身边的同事，不少人有的是钱，他们是挣了钱后，才来这家公司工作的，而我是没钱，来这里挣钱的。我的薪水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少得可怜，真的是“食品钱”（grocerymoney），和在麦当劳打工差不多，只够我的饮食。我的同事去公司餐厅，中午一顿饭十美元，根本不在乎，仿佛公司餐厅是他们家的厨房，而我还是带着从学校出来的习惯：自己带前一天剩下的饭到公司。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每天的饮食也不超过十美元，于是我常找借口不跟同事出去吃午饭，等他们走后，自己就在桌边很快地吃完。这样做有时真让我感到难为情，其实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如果我直言告诉大家：我们家现在没钱，请原谅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出去吃午饭，谁也不会介意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你在哪儿吃饭，他们并不会因为你舍不得花钱到公司餐厅或外面的餐馆去吃午饭，就看不起你，你的生活方式是你个人的选择，许多美国人并不势利，也不干涉别人。但我的虚荣心却让我在工作的最初几个星期吃了不少苦头，还让我胃痛。生活是老师。慢慢地，我发现很多同事都喜欢吃我做的饺子，而且罗兰还端着碗喝那又红又辣又甜的佐料，他们轮流请我出去吃午餐，以此和我交换我的红油饺子。

没钱吧，我还多心。我认为他们不少人因为有钱或因为从小生活方式优越的习惯，说话时都很“ 冲”。从学校轻言轻语出来的我，特别不能习惯别人说话的这种态度，后来工作久了我才明白，这是工作性质所致，是职业病。因为要说服客户和应聘者，声音就得 “硬”，才具有说服力。但我当时怎么知道？我太敏感，我没有办法不敏感。我是一个女子，这个公司是男子的世界；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少数族裔，而这里是美国白人的天下，黑人是门卫，黄种人是送外卖的；我讲英语，不管讲得多么流利，还是能听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有外国口音。

唉，我太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论，包括我的头发式样，指甲颜色，口红质地，这一切小事我都不能放心自己！我完全没有自信，老是感觉灰头灰脑的。其实，自己对自己客观真实的评价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这种评价才会给人真正的自信。当时，我办不到。

尽管大老板在电话上和我谈过一次后就决定雇用我，但其他面试我的十来名公司成员，虽然认为我谈吐优秀，相貌姣好，可以相处，但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也谈不上有任何业务上的成功案例，雇不雇我不影响公司业务，无关他们的痛痒，他们因此对我很客气；另有几位专业知识强、在各大银行供过职的股票经纪人、资深投资咨询顾问、交易场上的交易员，特别是公司“全球金融人力资源与管理咨询部”的团队领导米切尔，从心里认为雇用一个不懂专业的外国人，还要从头培养她，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但由于要开辟新的市场，又不得不培养一些新人，就这样，我们被绑在了一起，难为他们，也难为我。（用米切尔的话来讲：雇佣一个不懂专业的雇员，等于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既伤自己，也伤他人。如果这个不懂专业的雇员，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女人，好了，天下还有太平的时候？那是以后的故事了。目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没过多久，我和大家就相处和睦了。但是，我和我的直接上司米切尔，就是合不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介意的人是米切尔。



在我工作的最初三个月中，米切尔这个对人尖酸刻薄的犹太人，他带有种族偏见的风言冷语，有好几次将我气得头发晕，只想拔腿就走人。一个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又在李曼兄弟（纽约）拉丁美洲市场上当庄家制造外汇混乱的人，每天与我这个有着美国文学博士学位、心气很高但气量很小又学非所用的中国女子在一起，能不口齿相辱、打翻天吗？他没想到也许我的骨头比他的还硬呢！但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哪能低眉顺眼就被遮掩过去？有这些心理障碍，我确实过得不轻松，他也过得不愉快：找一个中国女人做同事，凭空给自己找了一个癌症来害！

人的感觉都是相互的。有时我想，也许流浪街头都比替米切尔打工强？他也许确实想把我赶走？为不少小事，比如我在用一本公司电话号码簿时，正巧他也要用，就为这么一点小事，我们可以吵起来，然后他会立下一条新规矩：用电话簿时要登记，先来后到。我从此以后不用。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和他大吵过好几次，他威胁过要辞退我，我也威胁过要将他告上法庭——我的嘴从不让人，尽管我心上有时也挺虚的。我们的“个人战争”(personal war)，直到二十个月后，我的客户,特别是瑞士银行、波士顿第一银行和摩根银行将他们长期雇用的人力资源公司给“开”了，而将生意因我的努力给了我们公司、并使我在1995年的收入达到米切尔的水平，我和米切尔之间的关系，才平等起来。

但在那天到来之前，我真的是跟米切尔下了一趟地狱，在他面前，我常感觉像个灰姑娘，穿了一套借来的漂亮衣裳，随时随地会被他揭穿真相，无地自容，无路可逃！

但最后，我还是跟他学会了骂“****”(*）！



在美国职场久了，常听到的一句问话是：谁是你的Godfather（教父或保护伞）？回想我的就职经历，我的确没有Godfather，但确实有过很多不同的Mentor（指路人）。我摸索出的一条职场经验是：如果你能把虚荣心揣起来，总能平心静气地向最优秀的人(best)学习，你也许有机会成为第二优秀的人（secondbest）。
在美国公司，优秀的人很多，各有所长，就看自己愿不愿意向人学，怎样学。平心而论，我想我在就职之初，从两个人那儿受益最大，一个是我的大老板唐纳德，一个是我的小老板米切尔；一个将我往上拉，一个将我朝下推。一上一下，他们不仅教会我许多专业知识和职场道理，他们更教会我美国公司的办事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经验，无论我是花什么样的代价得来的，它们将我锤炼得意志坚强，使我后来在华尔街的工作，如鱼得水。

刚工作时，我的大老板帮助了我许多。比如，他替我定出一个计划：三个月的短期计划，六个月的中期计划，一年的长期计划；并且将这些计划具体到每一天：一天打五十个电话，一天两小时浏览《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财富》《经济学家》《全球金融》等各大报纸和杂志，了解美国主流社会关心的消息和事情，熟悉银行业务，记生词，学专业。他还特地为我订了《亚洲华尔街时报》，让我熟悉亚洲财团的名字、生意范畴、办事效率和方式。每天，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有时看书看报看得太多，在电脑上用眼太久，我通常两眼红肿，疼痛不止。那些日子我最怕的是哪一天我的眼睛会突然出血，滴滴答答落在我的办公桌上!

但我很顽强，我的天性就是不服输，我不在意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或是十五个小时，只要我的女儿让我去上班，把我送到门口时她不咧着小嘴哭，我就不介意我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要打多少个电话，要听多少人唠叨。慢慢地，我开始喜欢我的工作，而且就这样日日工作开来。1992年的秋冬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没日没夜地过去了，只记得有一天，等我跟亚洲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出得门来，已是半夜三点，我竟然忘了车泊在哪一个楼层，哪一个停车场。冰天雪地，在零下十几度的空旷停车场，荷枪实弹的公司警卫好心地陪我到处找我的车，但终因气温太低，停车场太大，我们冷得直打哆嗦，只好报警。警察来后，找到了车，原来我把车停到隔壁公司的停车场上了。半晌我才回忆起我们公司正在为波士顿各中小企业总裁举办管理训练班和电脑训练班，我们自己的停车场留给了这些学员。
等我坐进车里用冻僵的手指发动汽车时，听到一首美国歌曲，那是当年麦当娜正走红的《为你疯狂》。我突然泪流满面：我真的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在美国立足，为了让人看得起，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发疯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