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梦如告别的那年秋天距我来到这个风景名城的大学任教刚满一周年。我是在风雨如晦的六四事件之后，怀着颓废的心境来到这个边远山城的。当时整个世界如同满天爆竹之后遍地死灰似的一片狼藉沉寂。
小山城以其无比秀丽优雅的姿态和非常宁静清和的气息逐渐安抚了我内心的伤痛，使我重新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我所喜爱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中，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我所任教的这所大学虽然不算著名，却有着非凡的历史和良好的学术风气。远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文人雅士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是慕名而来，聚集在这所大学中编书教学，著书立说，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使得小城的仙山灵水更是名声远播。
我之所以从北京来到这个偏僻小城，也算时势弄人吧。 在那之前的几年间，中国掀起了畸形的美学热潮，一切与“美” 有关的东西，如同甘露般被刚从禁崮已久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人们蜂拥渴求，连什么是“美” 也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美学已经被一拥而上推搡到崇高的宝座上。我后来看清了，是因为那时的人无法像现在那样赤裸裸地去追求触手可及的美色，靠色相而生的性感和性爱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大行其道，所以便无奈地停留意识形态上，靠“美学” 理论的意淫来望梅止渴。所以现在再看回去，那种畸形的热潮就跟女人更年期突涌而至的潮红差不多，既不自然也不美丽，更是可怜的令人厌烦郁闷的衰败前兆。
我已经说过，我那时在观念上是一点儿也不能免俗的。所以当美学被当成文艺思想界桂冠上的明珠时，我自然而然地便想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将这颗最璀灿的明珠采摘到手。作为新闻系毕业的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将朱光潜、李泽厚和刘纪纲等几个有着美学大师的美誉的人的著作通读了一遍，便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美学的研究生。我颇以奇才自傲了一段时日，直至发现在那个不知所云的美学象牙塔内啃着一本本散发出霉气的书本，比味如嚼腊更没意思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
接着的一段时间我沉迷于西方哲学，花了很多时间去啃那些翻译得晦涩难懂的书。最终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成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崇拜者。我被尼采的 里的诗意和激情迷住了，他离经叛道的天才式预言使得柏拉图，康德乃至黑格尔那精心构造出来的哲学象牙塔显得特别虚幻。我也真正热爱上了马克思，因为他是真正将目光关注到穷困阶层的利益和幸福的哲学家。
其时，全中国陷入了探讨“真理的标准”的热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标准是不是唯一的？还有，所有的实践都有其局限性，如何通过有限的实践来检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这些都成了同学们不亦乐乎不折不饶的辩论热点。我当然也不甘人后地热烈投入了。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根本已经无关痛痒。我现在提起这些，只是想表明一下，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也曾经热血沸腾。
接着就是 89 学潮。那一年我也要毕业了。我本来是希望着，毕业后能留校任教，然后课余继续攻读西方哲学博士。但是学潮改变了一切。
学潮犹如野火般在大学校园里蔓燃，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了进去。我草草地完成了论文答辩，在等待分配的那段时间，年轻的身体内的热情被不知不觉地点燃了起来。我们起早贪黑地准备标语，大字报，演讲稿，口号，小红旗，组织游行。我好像看见，中国官层自上而下的贪污腐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农工阶层生活极度贫穷没有保障等丑恶现象很快就要被由我们学生点燃的熊熊大火烧个精光，而我则成了大火中的一团火焰。是火就让它燃烧，是血就让它沸腾。在游行的时候，我把这两句话变成了口号。
“我以我血荐轩辕。”离六四大约还有三天的那个晚上，我在天安门节食静坐的时候，有一个长了黑油油的长发，雪肤花貌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到我的身边，然后就在我在心中默念那两句口号时，突然这么说。
“是发就让它飞扬。”我看着她长长的秀发说。她伸手摸一把自己的头发，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头发都油腻腻的，扬不起来了。”
“你是哪个学校的？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我感兴趣地问。她是个真正的美女。
“我没有地方回去，我是从外地来的。”她笑道。我后来慢慢弄清楚了，她名叫玉兰，是随汹涌的人流搭了免费火车从小山城来的。因为在她读的大学里，老师都不再正常讲课了，同学们游行的游行，玩耍的玩耍，像一盘散沙。“所以我就来北京了，反正不用买票。我还从来没来过北京呢！”
“跟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差不多了嘛！没想到小山城的学校也这么积极。”我想起在哪本书或者某部电影里看到过，文革时学生挤在列车上四处串联的情形，便说。同时再仔细看看她，感觉她还真有红卫兵的干劲。那时大家都熬得焉了，她那鲜明的活力很让我精神一振。
“可不是，全国的大学都运动起来了。说起来，文革时也是在天安门这里，那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出来接见红卫兵的，现在我们什么时候有主席和总理接见？”她沮丧地说，可能因为我紧盯着她，又不好意思似地用手拢拢她的头发。
我们又在一起静坐了两天。那两天里彼此说话越来越少，我们的体力被饥饿和疲劳耗尽了，嗓门也因为过多地高呼口号变得沙哑。困极了的时候，我们就互相倚靠着睡过去。就那样一直到枪声响起来之后，我才拉着她一起失魂落魄地回到我的学生宿舍。宿舍里本来一共住了四个人，大家看见她也没有好奇或者吃惊，或者说，已经连好奇吃惊的精神也没有了。我跟另一个哥们挤在一块儿，把床让给了她，我们昏睡了一天一夜。
醒来之后，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片阴暗，而且乌云似乎是永远也不会散开了。不久就听到一个噩耗：教西方哲学的蒋教授的独生子---一个年仅十七岁的高中生被流弹夺去了生命。蒋教授不是我的导师，但是我曾修读过他主讲的西方哲学，对他的渊博学识和严谨学风心怀敬意。
那个悲剧象一把利剑刺碎了很多人的心，比长安街上的坦克更鲜明更具体从而也更加显得血淋淋。在巨大的冲击之下，我做了一生中最疯狂的事：抛弃了一切关于自己毕业去向的忧虑，要追随玉兰去了她正在就读的小山城。临走前我去跟我的导师道别，他冷静地对我说：“现在离开了也好，这里是是非之地。你去吧！小山城里有一个我大学的同学，你可以去投靠他，并代我向他问好。”
我一路跟随玉兰，先去了她在新疆的家。她说她父母是当年支边时去的新疆，其实原籍都是浙江人。
“我毕业之后，要是没有别的门路，还是要回新疆的。但是我讨厌新疆，那里风沙太大，皮肤一下子就被吹坏了。”在路上时玉兰告诉我。她的皮肤看起来还是吹弹欲破的。她说是因为小山城温润的气候的恩赐，所以她爱它。
我们一有机会就疯狂地做爱，就像面临世界末日似的。到了新疆她那荒凉的家时也一样。有时也在露天的黄土高坡上，或者晚上时在璀璨星空下的葡萄树根下，那是我一生中最绝望也最激情四溢的时光。有时我觉得，玉兰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我拼命抓住的一根木头，是某种我必须狠狠抓住来证实我的存在的东西而已，她其实可以是任何一个女孩，我估计我对于她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