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爱情入手，涉及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不仅详细披露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还穿插了许多周恩来总理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更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和怀念意义。
“我们在通信中确立关系”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夫妇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
那天热闹活泼的情景，邓颖超在晚年还向自己的秘书赵炜生动地描述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赵炜至今说起来仍情趣盎然：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 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两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转眼间已是春色满园，投身于土改工作的邓颖超不时地给周恩来写信倾诉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感受。看到邓妈给周爸写信，七岁的李讷也要给周爸写信，她写道：
周爸爸：你好吗？我好，邓妈妈好。我现在会做事情了。代问爸爸妈妈好。亲周爸爸。
邓颖超在这封信中加写道：
这是女儿自动给你写的信，另外一张画，画的时候，她说重要得很，要好好画，因为不比给亲爸亲妈画呢。
小李讷知道她的周爸爸一定会喜欢这幅画，但她不知道此时周爸爸正协助她的亲爸爸紧张忙碌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战争，周爸爸一时还顾不上给她和邓妈妈回信，直到中秋月圆：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他们已经分别半年多了，周恩来仍满心赞成妻子想在东边多留半年的提议，他写道：“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毛泽东还开玩笑地对邓颖超说：“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一次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则笑了笑回答：“没关系，有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至今提起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的情感还十分激动，她说：
有一天晚上，邓大姐因为感冒提前服安眠药，还没等上床，药力就发作昏倒了 ，我进来看见给她扶住后，急忙去找值班医生，正好从总理吃饭的饭桌前跑过去，惊动了总理，总理就赶紧进到大姐卧室，一看大姐昏倒的样子，马上就喊：“小超！小超！”声音都变了，我当时以为是喊小曹，我想这里没有小曹，后来我马上明白了是喊大姐。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很难忘记这件事。
特殊的保温杯和小炕桌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周恩来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一个专门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熟悉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他回忆道：总理每一次离开办公室到睡觉房都要带一个文件，特别是“文革”以后，这个文件越来越厚。为什么呢？就是他白天的时间去会见外宾，把时间占掉了，回来以后，紧急文件处理完以后，他还有好多东西要看，那就到睡觉房来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最长的时候可以看六个钟头，也就是说，忙碌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在床上继续办公六个钟头。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总理和邓大姐吃饭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一般是两菜一汤，两菜呢就是一荤一素，每个星期都要吃两次到三次粗粮，就像玉米面啊，或是高粱面、高粱米。剩下的饭菜能够留着下顿吃的，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倒掉，要留着吃。
周恩来夫妇一直过着节俭、朴素、清廉的生活，他们也和其他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员一样按月交水电费，决不搞特殊化。外出坐车，凡出去理发、会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动，他们都要照章付费。周恩来因病到外地休养，邓颖超不放心，跟着去照顾，她的食宿费就由自己付。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因公休养，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摘自《情归周恩来》
阮柳红 著
中华书局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