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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本文摘自《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作者：萨苏，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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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之日的日本人资料图）
中国軍が敗れて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放歌高吟しながら牡丹江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 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