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时,没觉得有丝毫的困难,我是说心理上。三十岁之前的我们,只要有办法,就想离开。
离开的前夕,我们分头去见各自的朋友同事。我和我青年时代最要好的,我们五个女的,吃完饭往回走。那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冬的晚上,街上走的人不多,自行车很多,车后还载着人,从女单的方向往十村去。到了一个人家的楼下,她上楼回家,她也办了移民,迟我几个月走。以前我们约好一起去看《有话好好说》,到她家楼下等了好久,几个人就埋怨她,她几乎是嚼着嘴巴里的剩饭嘟囔着“有话好好说嘛-----”。我以为我们很快就会在加拿大见面,事实上那晚一别,再见时已是二00四年。剩下的四个有一个要回南京,在车站送她,她拿了好多罗红霉素给我带去,这些药提醒着我的即将远行。但是就是没有一点悲伤和留恋。想想我们也一起混了那么几年单身的时光,一起逛街一起吃小火锅,一起去中山陵植物园,一起去看一连四场的午夜外国电影周。然后是此起彼落的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结婚都没有办喜酒生孩子都是破腹产(一个医生主刀)。我们都不喜单位组织的活动,彼此的往来是我出国前最基本的“社交”。婚后的聚会变成了“批判会”,先批老公后批婆婆最后互相批判,对别人都是辛辣刻薄毫不留情。我们几个既不是同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有接触的同事,只是偶然的遇到,气味相投年龄相当,渐渐成了一个稳定自得的小圈子。我们剩下的三个,很平常的就分开了。好像每一次的分手,反正下次什么时候会再聚那样。
记得刚上班时工资没多少,总要存几十块,银行就在路边,从来也不用惦记着,什么时候方便就去了。年底的时候再看存折,竟然也是一笔数目了,这样的数目便惦记在心了。二00六年底,事隔七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记忆银行里的存款,思念和怀旧像春天里的草一样疯长。到处跑着买礼物包装写上名字,回忆着她们的喜好,很多的往事一一回放,眼泪在心里喜悦的流着。如果说家人是我们先天命定的礼物,那朋友便是我们后天可以自主选择的礼物,那里面有我们的梦想和渴望,我们的肯定和欣赏,我们放大的投影和无法掩饰的缺陷。
我在离开时完全没有感受到的情绪,在我第一次回国时,完全的补上了。《倾城之恋》里,范柳原说过“那时候我们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一样的,年轻时我们太忙着离开了,那里还知道离开的真正含义?